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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如何实现正义？| 朱迪斯·巴特勒
“最终你如何回应你的生活和你的名字？”德里达在他最后一次与《世界报》——于今年（2004年）8月18日发行——的访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他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的话，他指出，那么，他就会被迫把自己的死亡理解为独特而绝对的（事件），既不会有死后的复活也不会有救赎。在这个启发性的时刻，这点是很有趣的，哲学家德里达应当会在苏格拉底那里发现他的先驱：他应当转向苏格拉底以理解，在七十四岁的时候，他还是太知道如何去最好地生活（怎样生活最好）。人们不能，他评论道，在不试图理解自己的死亡，质问，实际上，人如何学会生活和死亡的情况下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大部分德里达的后期著作都专注于哀悼，而他也给出了他作为遗赠礼物的公开哀悼的行动。在《哀悼之作》(The Work of Mourning, 2001)，他试图通过估算自己对这些人的言语，以及他们切实的文本的欠负，来直面其他作家和思想家的死亡；他自己的写作构成一种哀悼的行动，也许，这是一种他，先于文字[avant la lettre]，推荐给我们的，作为开始哀悼这位思想家的方式的哀悼行动，他不但教我们如何去阅读，而且还给阅读这个行动以一种新的意义和一种新的承诺。在那本书里，他公开地哀悼了1980年去世的罗兰•巴尔特，1983年去世的保罗•德•曼，1984年去世的米歇尔•福柯，以及其他的许多人，包括埃德蒙•雅白(1991)，路易•马罕(1992)，萨拉•科夫曼(1994)，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1995)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98)。在这些论文的最后一篇，给利奥塔的那篇文章中，吸引他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他的“欠负”。这些都是他如果没有了就不行的作家，他和他们一起思考并通过他们来进行思考。他写作只是因为他阅读，他阅读只是因为有这些作家可读并值得一次又一次地阅读。他欠他们某种东西，也许，他欠的是一切，即使仅仅是因为他不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写作：他们的写作是作为他自己的写作的先决条件而存在的；他们的写作构成了他自己写作的声音借以获得生命并受到保护的手段，而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作为一种致辞而出现的声音。
1993年10月，当我和德里达一同出席纽约大学的时候，我和他有过一场简短，私下的谈话，这次谈话触及了这些问题。我可以看到他以某种急切承认那些翻译他的人，那些阅读他的人，那些在公开争论中为他辩护的人，和那些充分利用他的思考和言语的人。我靠过去问他是否感到他有许多欠负有待偿还。我当时是希望建议他，他不必感到如此地充满欠负，我当时是以一种或许是天真的尼采式的方式把欠负看作某种形式的奴役来看待的：他难道没有看到别人给他的东西，是无偿的么？他看起来听不懂我的英语。因此在我说“你的欠负”的时候，他说“我的死？”“不”，我又说了以便，“你的欠负！”他说：“我的死亡！？”在这时我可以看到在欠负与死亡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我在清楚地发出单词的读音上所作的努力不能穿透这种关联，但知道我读了他后来的著作的时候我才理解到实际上这种关联是多么的重要。“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他写道，“这是，正如哀悼要求的那样[deuil oblige]，人们会感到有义务去宣告自己的欠负。我们会感到这是我们的义务——对朋友说出我们的感激。”他警示“说出”欠负然后人们就可以告别这种欠负的做法。相反他承认那种人们并不想偿还的“不可计算的欠负”：“它就在这里，让-弗朗索瓦，这就是，我告诉自己，我今天想要尝试并告诉你的那种东西。”在这种尝试，这种尝试(essai，试笔)中，存在一种不能触及那个被致辞的人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又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丧失作为渴望的身份。因此哀悼的行动也就成了一种持续地对已经逝去的他者“说话”的行动，即便他者已经逝去，尽管存在他者已经逝去这个事实，或者说，恰恰因为他者已经逝去。现在我们必须说“雅克”来命名我们已经逝去的那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雅克•德里达”已经成为我们的损失的名字。然而我们也必须继续说他的名字，不但是为了标记他的失去，更因为它是我们在我们的写作中持续致辞的那个人；因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不依赖他而进行写作，不和他思考且不通过他来进行思考而写作，是不可能的。因此，“雅克•德里达”，也就是我们的写作的未来的名字。
他批判性地引用的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著作，以坚持他者是一个对之应负一种不可算计的责任的人，是一个永远不能通过社会范畴或（分配的）指示性的名称来完全“把握”的人，是一个对之应作出某种特定的回应的人。这个概念后来成了他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激烈批判，他对Totalitarianism/总体主义体系和智识审查机构的警醒的反对，以及他对超越领土纠缠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化，对欧洲种族主义的反对，以及他对“恐怖”话语的批判——这种话语起到了增加治理权力的作用，而后者恰恰反过来对基本的人类权利构成了侵害——的基石。这种政治伦理在他对动物权利的辩护，在他对死刑的反对，甚至对他关于“是/成为”犹太人和对那些出身和语言不同的人好客意味着什么的探究中都能看到。
德里达在他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小书，《法的力量》(The Force of Law, 1994)明确地指出，正义是一个尚有待到来（来临中）的概念。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此生中期待正义的实例，也不是说正义只有在另一生中才会为我们而到来。他很清楚这点：不存在其他的生活/命。他这么说只是意味着，作为一种理念，正义是那种我们为之而作出努力，永无止境的东西。因正义不能完全实现而不为正义斗争，和相信我们已经实现了某种正义而（如今）唯一的使命不过是充分地武装自己以强化正义的体制一样错误。前者是一种形式的虚无主义（他反对这种虚无主义）而后者则是教条主义（他也反对）。德里达使我们为批判的实践而生活，理解到社会和政治的转变是一个无休止的，不能放弃的，与生命的声称和对他者的遭遇共存的，要求一种对法则的阅读——借助这种阅/解读政策将通过排除或抹除而自我构成——的计划。如何实现正义？我们应给予他者何种争议？以正义之名行动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是不得不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得到回答的问题，而这意味着它们经常是在已然确立的权威希望它们不被回答的时候得到回答的问题。
如果他的批评者们带来这样的担忧，随着德里达的出现，我们仰赖的根基就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他们无疑是错误的。德里达也许最勤勉地依赖于苏格拉底，依赖于一种把提问当做最诚实，最费力的思想形式的哲学探问的模式。“最终你如何回应你的生活和你的名字？”这个问题是德里达向自己提出的，而在这次访谈中，对他自己来说，他也是一个“你”，就像他是一个亲密的朋友，而不是一个“我”那样。他把自己当成了他者，塑造了一种反思的形式，质问是否能对这生活和死亡给出一种描述。对这一生来说有什么可以行使的正义么？他问的问题就是反理性的，也许，甚至是根本的，因为它使那一生和那个名字的意义保持开放。它规定了一种无休止的，尊敬不能通过知识来占有的的东西，尊重在生命中超乎于我们把握之外的东西的任务。确实，既然现在德里达，那个人，已经死去，他的写作也就对我们提出了一种要求。我们必须向他对自己致辞那样对他致辞，质问认识/知道和接近另一个人，理解一个生命和一个死亡，对其意义给出一种描述，承认其与他者的关联并行使那种正义，意味着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德里达总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探寻我们生活/命的意义——无论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并回归哲学开始时的问题，但同时无疑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带着许多不可偿付的欠负，重新开始哲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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