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喜欢这本书的名字
吴晓波的又一本书，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影响了我对待时间和生活的态度。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
今日中国的90后们，是这个国家近百年来，第一批和平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你们第一次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才不会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感情。
“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是台湾黑松汽水的一句广告词，是这句广告词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什么，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后来，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你认为它是美好的吗？如果是，那就去做吧。从这里出发，我们去抵抗命运，享受生活。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塞林格。立冬既过，窗外绿深红浅。顺手抓着一本陈从周的《说园》，录下一段文字：“万顷之园难以紧凑，数亩之园难以宽绰。紧凑不觉其大，游无倦意，宽绰不觉局促，览之有物，故以静动观园，有缩地扩基之妙。而大胆落墨，小心收拾，更为要谛，使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这段文字，抄下来就很舒服。西湖边有一郭庄，据说是陈从周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最喜欢的园林。
香港作家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作准备，在这个中年的午后，你能够安心坐在有春光的草坪上喝一杯上好的龙井茶，你有足够的心境和学识读一本稍稍枯燥的书，有朋友愿意花他的生命陪你聊天唠嗑，你可以把时间浪费在看戏登山旅游等诸多无聊的美好事物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而它们的投资期无一不是在你的青春阶段。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住在查尔斯河畔的一座学生公寓里，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他在《公众舆论》中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
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的书我印象没有多少，但我看张季鸾的所有作品，就是他当年办《大公报》时写的评论，印象很深。对我影响大的经济学读物有两本，我接触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我也是凭借这本书进入新华社工作的。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技巧让我很着迷。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我们从旅行中获得的乐趣，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旅行目的地本身。”比如去年我细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今年便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找来读了一遍，顺便又撞见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好好补了一回西方哲学演变史，再接着发现德里达的思想很有趣，就又购进了《德里达传》，这样的经历好比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里觅宝，随心所触，便是欢喜。
同意卡尔维诺的说法，即一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经典书目”。海涅在评价康德的一生时说：“此人是没有生平可说的。他每日的生活，就是喝咖啡、写作、讲学、散步，一生雷打不动。”我没有看到过比这更震撼的生命评价。“那么，下一次旅行，你会在旅行箱里压进哪些人的书？”最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加缪、桑塔格、约翰·伯格、三岛由纪夫、北岛或董桥……他们的书有几个共同特点：文字美到极致，知识密度极大，都比较薄，适合消乏，利睡眠。
10年前，企图重写“中国思想史”的葛兆光出版了《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他发现，早期人类的知识孕育的标志，是人们对神秘世界的好奇探究，而文明的呱呱落地，则是从神秘力量的秩序化开始的。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顾准 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还有救。
千岛湖的天是那么蓝，空气中有处子般的香气，天很近，草很绿，时间像一个很乖、很干净的女孩。在这里，生命总是很准时，没有意外会发生。人生苦短，你会干的事很多，但真正能脚踏实地去完成的事情却很少，就正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过的那句话：“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太复杂。”
里尔克问他：“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要素，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罗丹沉默片刻，然后极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在我熟悉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大概是天赋最高的一位，他在40多岁的时候就差点儿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早年为了写《佃农理论》，他把十几箱原始档案一一分拣完。
先给你抄一段诗歌，是93岁才去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写的：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 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这首诗歌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诗人西川翻译的。唉，心中放不下的那一点心思，此刻，正随松柏后面的落日一起，无声坠下。
有记者问法国女设计师夏奈尔对金钱的看法，夏奈尔说：“它使我获得的独立性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90多年前的自己？/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9/0多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在一群欢乐地跳舞的孩子中间，一位14岁的男孩子突然冲出了人群，他来到了大师的眼前，睁着俄罗斯人的蔚蓝的大眼睛，说：“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第二天，大师离开了惴惴不安的索罗维茨岛。第二天，说真话的男孩子被枪毙了(对这样的孩子，我们该怎样去面对他的眼睛？让人震惊的时代)。
国评论家李普曼说过的那段话：“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008年的12月下旬，31集财经纪录片《激荡：1978-2008》在东方卫视准时播出，后来抱回了该年度国内几乎所有的新闻纪录片大奖。由韩磊演唱的《花开在眼前》，则意外地成了一首流行一时的歌曲，登上东方风云音乐榜的第二名。人生那么短，好玩的事情那么少，偶尔遇到了一两件，就赶紧跟相知的朋友一起去做吧。
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我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
“一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去处理事情，他根据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根据心灵本身。”蒙田说。在我年轻的时候，遇见廖厂长，真是一件幸运的事。这一生中，你遇见怎样的人，然后有机会成为那样的人。
江南5月，是踏春的好时节。前日，行走到杭州九溪十八涧，此地非旅游热点，是极僻静悠远的地方，清代学者俞樾——也就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曾赋诗赞曰：“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
我国知识精英第一次全身投掷于商业，开端于状元张謇。张謇以南方文人领袖之身下海经商，5年而成全国最大纺织工厂，后来又协助朝廷，拟定第一部《公司律》和《商律》，在改朝换代时，务求和平让渡，亲笔草拟清帝《退位诏书》，其人其事，在近现代国史的很多章节中无法绕过。除了第一个博物馆，他还创办了第一个师范学校、第一个现代戏院、第一个盲聋学校。
张謇确实激励了无数人士。四川青年卢作孚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后来赴南通拜见张謇，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张謇多有名言留世。他曾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上帝就喜欢玩这样的游戏，它让绝大多数的人生忙碌、喧闹而丰富，却让个别的人生那么的简单、纯粹而了无杂质。我们都满头大汗地挤在前面的那一大堆人里，唯有特里莎孤单地走在另外一边。1979年，特里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到瑞典领取和平奖时，希望取消为她准备的国宴，因为“一顿国宴，只让三五个人吃饱，但这笔钱交给仁爱传教修女会，便能够让15000个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温饱。”在获奖致辞时，修女谦卑地说：“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支铅笔。”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在最近这几年，我才渐渐领悟到，原来付出比得到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而这正是特里莎的启示。
有一位大学问家叫程伊川，说得比较具体，他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100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人生如草，活的就是“从容”两字
王国平市委书记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他父亲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杭州市市委书记，他把杭州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来治理。在他的强势治理下，环西湖的政府机构几乎被全数拆迁，实现了“还湖于民”，通过大规模的排淤过程，西湖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他还决定性地将城市的建设中心向东延伸，从西湖地带转移到了钱塘江地带，沿江两岸迅速崛起，城区规模得到了倍级增长。/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他居住了一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题记中，他说，“美景之美，在于忧伤”。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
人生的确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陪女儿玩半个小时的积木，或与太太冒雨去看一场午后电影。我希望它们一一回来。因为只有与它们相伴，财富才会真正地散发出智慧和快乐的光芒。
“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作出卓越的成绩。”说这句话的是亚洲最好的战略家、日本人大前研一，20年前他是“中国崩盘论”的提出者，可是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他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不过，他对中国公司的观察却仍然喜忧参半：“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大前研一举例说，他曾在一间中国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有两块相连的土地，二者地主不同，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因为牛群常常跑到麦地去吃麦，给麦地的主人造成了损害。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纠纷呢？这个故事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他由此推导出著名的科斯定律（又称“不变定律”，）。科斯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养牛地主和种麦地主的权利有清楚的界定，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根据市场收益来确定是让牛吃麦，还是保护麦场少养牛，然后协商利益分配。科斯据此提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他因这一发现而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大师50人》中写道：“德鲁克在世的这些年来，管理者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思考或面对他在书中没有写到的问题。”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再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把最复杂的管理命题用如此通俗市井的语言表达出来。当年，杰克·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总裁伊始，他去求见德鲁克，咨询有关企业成长的课题。德鲁克送给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你是投资人，通用电气这家公司有哪些事业，你会想要买？这个问题对韦尔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德鲁克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他举到了鞋匠的例子。他说：“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会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世界上之所以需要鞋匠，是因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为鞋匠需要钱。
霍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作为一位“董事长”，邓小平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全面再造了“中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无疑是称职的和成功的。978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一次见到来访的邓小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曾认真研读了《邓小平文选》，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长达20年的治理期内，邓小平并没有对重大的经济政策，譬如粮食问题、企业管理问题、产业转型问题乃至金融问题，提出过多么睿智、专业的建议，相反，他很少涉及于此。/邓小平展现了东方式的智慧，他提出“不争论”原则，宣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创造了一个容忍“破坏性创新”的公司氛围。
邓小平不是那种打破一切、推动重来的“革命型企业家”，相反，他能搁置争议，妥协渐进，在迂回和不确定中达到自己的目的。邓小平的办法是充分授权，各自为阵，鼓励试点，由点及面。而那些地方性试点一旦获得突破性进展后，他又迅速地将之提升为“全集团战略”。实际上，邓小平创造了一个权力充分下放的内部创业氛围，通过局部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创新带动全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迭代。
1997年这个93岁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