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1，了解人类自身
读完了，感觉还是把整本书串不起来，自己的相关知识背景太少了，收获是某些方面让我有一种大的历史观。本书作者是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才俊。他1976年出生，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系统的史事在这里隐而不见，流出笔端的都是一些被用来说明某种历史法则、人生道理的史事片段或现象。而书中屡屡提及中国的相关史实，也能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好像自己也融入其中，读来欲罢不能。
第一章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为了能望远、能有灵活的双手，现在人类只得面对背痛、颈脖僵硬的苦恼代价。大多数哺乳动物脱离子宫的时候，就像是已经上釉的陶器出了窑，如果还想再做什么调整，不是刮伤，就是碎裂。然而，人类脱离子宫的时候，却像是从炉里拿出了一团刚熔化的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高到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是基督徒或佛教徒，有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又或有人好战，有人爱好和平。
有学者认为，烹调技术的发明，与人体肠道缩短、大脑开始发育有直接关系。老鹰能够找出由地面上升的热气流，只要展开巨大的翅膀，热空气就会带着它们自然上升。大约到了15万年前，东非就已经有了智人；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就现代中东和欧洲的人类而言，有1%～4%的尼安德特人DNA，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及澳大利亚原住民最高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
第二章知善恶树
智人早在1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非，但一直要到大约7万年前才开始迁移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人类物种的灭绝。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大约在7万年前，现代智人发展出新的语言技能，让他们能够八卦达数小时之久。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坏事。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其事。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甚至还有一个“种族屠杀”的案例，一群黑猩猩有系统地几乎杀光了邻近的另一群黑猩猩。
以现代商业领域为例，商人和律师其实就是法力强大的巫师。考古学家在欧洲内陆挖掘3万年前的智人遗址，有时候会发现来自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贝壳。几乎可以确定，这些贝壳是因为不同智人部落之间的远距贸易，才传到了大陆内部。在新几内亚以北的新爱尔兰岛曾经住着一些智人，他们会使用一种叫作黑曜石的火山晶体，制造出特别坚硬且尖锐的工具。
在部落社会里，如果两个陌生人想要交易，往往也得先借助共同的神明、传说中的祖先或图腾动物建立信任。智人创造了秩序井然的模式，像是贸易网络、大规模庆祝活动、政治体制；而这些如果只有个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当然，人类还是需要其他技能，像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然而，光是制造工具的光是制造工具的影响力还不够，制造工具之后还得结合众人之力才行。我们和远古人类的不同处就在于与大量陌生人合作的技术有了大幅提升。
讲到认知革命之后生物学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整理成三点： 1.基本上，生物学为智人的行为和能力设下了基本限制，像是定出了一个活动范围，而所有的历史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生。2.然而，这个范围非常大，能让智人有各种惊人的发挥空间。因为他们有创造虚构故事的能力，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游戏，代代相传也就不断发展精进。3.因此，想了解智人的行为，就必须描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演化。
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的一天
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这种想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的直觉本能就这样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就算我们今天可能住在高楼大厦，家家户户的冰箱早就塞满食物，我们的DNA还记得那些在草原上的日子。
虽然用人类学方式观察现代的采集社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远古采集社会的种种可能性，但这绝非全貌，而且可以说绝大多数仍不得而知。有人激烈争辩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该是如何，其实并未说到重点。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止一种。真正存在的只有“文化选择”，而种种选择就像是调色盘，色彩缤纷炫目，令人眼花缭乱。
经过这样长达15000年的相处，人和狗之间的理解和情感远超过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在农业革命之前，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数量还比不上现在的杭州。采集者对于他们周遭环境的了解，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也更多样。现代人必须专精于自身小领域的知识，但对于其他生活中的必需，绝大多数都是靠着其他各领域的专家，每个人懂的都只限于自己的那一小方天地。就整体而言，现今人类所知远超过远古人类。但在个人层面上，远古的采集者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
采集者不只深深了解自己周遭的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也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感官世界。他们能够听到草丛中最细微的声响，知道里面是不是躲着一条蛇。他们会仔细观察树木的枝叶，找出果实、蜂窝和鸟巢。他们总是以最省力、最安静的方式行动，也知道怎样坐、怎样走、怎么跑才能最灵活、最有效率。
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秘诀就在于多样化的饮食。相较之下，之后农民的饮食往往种类极少，而且不均衡。健康和多样化的饮食、相对较短的工作时间，也少有传染病的发生，许多专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最初的富裕社会”。
我们要小心不能只有了肤浅的认识，就断然将其妖魔化或理想化。泛神论相信，几乎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只动物、任何一株植物、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并且能与人类直接沟通。有神论认为，宇宙的秩序在于人类和一小群超凡的实体（神）之间的地位关系。一般典型的“有神论”山包海容，有18世纪波兰的犹太教拉比，17世纪马萨诸塞州要焚烧女巫的清教徒，15世纪墨西哥阿兹特克的祭司，12世纪伊朗的苏菲神秘教派，10世纪的印度教战士，2世纪琐罗亚斯德教的商人，或是种种中国民间信仰。所有这些教派，都认为别人的信仰和仪式是怪异的异端。
罗夏克墨渍测验(Rorschach Test)，主要能看出的是现代学者的偏见，而不是远古采集者的信仰。对于远古采集者的宗教就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罢了。假设这18人确实都死于暴力伤害，代表远古多瑙河谷约有4.5%的死亡率是由人为暴力所引起。可能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一片平静祥和，但在其他地区却是动乱不断。
第四章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
在像澳大利亚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远方的大陆和岛屿上，该地的生物群独自演化了数百万年，于是无论外形和天性都和它们的亚非远亲相当不同。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大事一件，重要性不亚于哥伦布抵达美洲或是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统，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能够从亚非大陆抵达澳大利亚。
在过去百万年间，平均每10万年就有一次冰河期，上一次冰河期大约是75000年前到15000年前，类似澳大利亚这种生物大灭绝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千年还不断上演，而时间点都是在人类又再次移居外面世界的时候，这些情况，都证明智人罪证确凿。有充分的好理由让我们相信，如果智人没去到澳大利亚，现在我们就还能看到袋狮、双门齿兽还有巨型袋鼠在这片大陆上悠游自在。在45000年前，桉属植物在澳大利亚只是少数。但等到智人来到，就开创了桉属植物的黄金时代。因为桉属植物特别耐火，所以在其他树种烧得灰飞烟灭之后，就剩下它独霸天下。
但到了公元前大约12000年，全球暖化融冰，出现了一条比较容易通过的通道。借由这个新的通道，人类大举南迁，走向整片大陆。有些人到了亚马孙河流域落地生根，也有的定居在安第斯山谷，或是阿根廷开阔的彭巴斯大草原。而且，这一切不过是短短一两千年间的事！等到公元前10000年，人类已经来到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火地岛，他们能在美洲这样如同闪电战一般横行无阻，正证明了智人已有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适应能力。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够在基因几乎毫无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快速地迁移到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把在澳大利亚和美洲发生的生物大灭绝合起来计算，再加入智人在亚非大陆上扩张时所造成的小规模物种灭绝（像是其他人类物种的绝迹），还有远古采集者来到偏远岛屿（如古巴）带来的物种灭绝，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智人的第一波殖民正是整个动物界最大也最快速的一场生态浩劫。其中受创最深的是那些大型、毛茸茸的动物。在认知革命发生的时候，地球上大约有200属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而等到农业革命的时候，只剩下大约100属。换句话说，甚至远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轮子、文字和铁器之前，智人就已经让全球大约一半的大型兽类魂归西天、就此灭绝。
距离东非大陆约400公里有一个大岛：马达加斯加。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岛上的物种经过数百万年的隔离，展现出独一无二的风貌，像是象鸟，高3米、重约半吨而无法飞翔半吨，这是全球最大的鸟类，另外还有巨狐猴，这是全球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但在大约1500年前，象鸟、巨狐猴以及马达加斯加岛上多数的大型动物都突然消失，而这正是人类第一次踏上马达加斯加的时间。在太平洋，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开始了一波物种灭绝的浪潮，当时源自中国台湾的波利尼西亚农人开始移居到所罗门群岛、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直接或间接造成数以百计的鸟类、昆虫、蜗牛和其他当地物种的灭绝。
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采集者的扩张，接着第二波灭绝浪潮则是因为农民的扩张；这些教训，让我们得以从一个重要观点来看今日的第三波灭绝浪潮：由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有些环保人士声称我们的祖先总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可别真的这么相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绝种的元凶。人类可以说坐上了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或许，如果有更多人了解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物种灭绝浪潮，就不会对现在自身所处的第三波浪潮如此漠不关心。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害死了多少物种，就会更积极保护那些现在还幸存的物种。
第五章史上最大骗局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维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有限。小麦与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现在则认为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到了公元1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农业。
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小麦可以说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我们适应的活动是爬爬果树、追追瞪羚，而不是弯腰清石块、努力挑水桶。于是，人类的脊椎、膝盖、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以谷物为主的食物不仅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不足、难以消化，还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
在只有基本的村庄和部落政治结构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暴力行为造成15%的总死亡数，而在男性之间则是25%。如果要衡量某种物种演化成功与否，评断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螺旋的拷贝数的多寡，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随着越来越多的心力时间都用来种谷物，采集和狩猎的时间也就被挤压。于是，采集者逐渐变成了农民。每一代人都只是继续着上一代生活的方式，在这里修一点，那里改一些。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的结果。这样一来，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改变都必须点点滴滴累积，经过许多代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过去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
另一部分，是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一旦采用农耕之后，村落的人口从100人成长到110，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
1995年，考古学家开始挖掘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想要盖起哥贝克力石阵，必然需要集合数千位来自不同部落的采集者，长时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如果背后没有成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系统，就万万不可能做到。哥贝克力石阵还有另一件耸人听闻的秘密。多年以来，基因学家一直想找出驯化小麦的起源。最近的发现显示，至少有一种驯化的小麦就起源于附近的喀拉卡达山脉(Karaçadag)，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远。
一代一代下去，绵羊也就越变越胖，越来越温和，也越来越不那么好奇了。出现了一种新型社会，主要就是靠着剥削利用其他动物为生：游牧部落。驯化后的肉鸡和肉牛不过出生几周和几个月，就到了最佳屠宰年龄。这位埃及农民也是驼着背做事；这跟牛没什么两样，就是一辈子做着有害身体、心灵和社会关系的劳力工作。我们从农业革命能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很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
每当人类整体的能力大幅增加、看来似乎大获成功，个人的苦痛也总是随之增长。一头在现代化畜牧场里的小牛。小牛出生后立即与母亲分开，关在一个不比身体大多少的笼子里。小牛得在这里度过一辈子，但它的一辈子平均也只有大约四个月。它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离开笼子，从没有机会和其他小牛玩，甚至连走路的机会也被剥夺；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它的肌肉运动而变硬。肌肉越柔软，牛排也就越鲜嫩、多汁。
第六章 盖起金字塔
农业革命是个转折点，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自外于这个世界。公元1400年，把绝大多数的农民、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全加起来，占地还大约只有1100万平方公里，约全球面积的2%。早从农业时代一开始，“未来”就一直是人类心中小剧场的主要角色。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人类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一直都只是几十人的小部落。从农业革命之后，不过短短几千年就出现了城市、王国和帝国，但时间并不足以让人类发展出能够大规模合作的本能。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一带已经有了许多人口达万人的城市，阿卡德帝国，号称拥有超过100万的子民。
两个史上最有名的虚构故事：第一个是大约在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可以说是几十万古巴比伦人的合作手册；第二个是公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可以说是现代数亿美国人的合作手册。在公元前1776年，巴比伦是当时最大的城市，而巴比伦帝国也很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子民超过百万，统治着大半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包括现代大半的伊拉克地区和部分的叙利亚和伊朗。现在最有名的巴比伦国王就是汉谟拉比，而他有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以他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汇集各种律法和判例，希望将汉谟拉比塑造为一个正义国王的榜样，作为更一致的法律体系基础，并且教育后世子孙何为正义，正义的国王又该如何行事。
后世子孙确实看到了。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知识分子与官僚精英将这部法典奉为经典，就算等到汉谟拉比骨已成灰，巴比伦帝国也烟消云散，这部法典还是由文士不断抄写流传。因此，想认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于社会秩序的理想，《汉谟拉比法典》是个很好的参考来源。
一如《汉谟拉比法典》，美国《独立宣言》也承诺着如果人类依照其中规定的神圣原则行事，数百万的民众就能彼此合作无间、生活安全和平、社会公平且繁荣。和《汉谟拉比法典》一样，美国《独立宣言》的效力不仅限于当时当地。而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
很多时候，一名牧师的效果大过一百个士兵，而且更便宜、更有效。创立犬儒学派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就住在一个桶里。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不管是基督宗教、民主还是资本主义，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而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
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为了证明这句话，作者做了相当大的铺垫，从人类历史上的起源甚至就开始铺垫了。）：一是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二是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多数人很难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虚构的想象，但事实是我们从出生就已经置身于这种想象之中，而且连我们的欲望也深受其影响。于是，个人欲望也就成为虚构秩序最强大的守护者。现代人之所以要花费大把银子到国外度假，正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了浪漫的消费主义神话。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而其中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工作，远离熟悉的环境，前往遥远的国度，好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气味、美食和规范。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
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些什么商品（新车、新衣服、有机食品），或是买点什么服务（清洁工、心理咨询、瑜伽课）。就连每一则电视广告，也都是个小小的虚构故事，告诉你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更好。鼓励多元多样的浪漫主义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前行，催生了贩卖各种“体验”的市场，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
三是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几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到560页，才慢慢读出来一点味道，当初好几次想要放弃读下去，因为它实在太不吸引人了，没有多少故事性可言。慢慢读下来，才慢慢理解到人类的好多目前现实的渊源。）。
第七章记忆过载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只能部分表意，而无法完整表意。所谓完整表意，指的是这套符号能够大致完整表达出口头语言；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只能部分表意。安第斯文化的文字不是写在泥板或纸张上，而是在各种颜色的绳子上打结来表示，称为“结绳语”。
有些文字多半就只是些新鲜但不实用的发明，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没能找出方法来有效编目和检索数据。而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和印加帝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些文化都发展出了良好的技术，能够将文字记录予以归档、编目和检索，另外还投入资本培养人才来负责抄写、数据管理和会计事务。
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如果哪个人想打动政府、组织和企业，就必须学会“用数字说话”。而专家也费尽心力，甚至像是“贫穷”、“幸福”和“诚实”这些概念，都能翻译成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成了“贫穷线”、“主观幸福感程度”、“信用等级”。而像是物理和工程方面，几乎整个知识领域都快要和人类的口语语言脱节，而由数学符号独挑大梁。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仆为主
第八章历史从无正义
是人类创造出了由想象建构的秩序、发明了文字，以这两者补足我们基因中的不足。在1776年，“自由”并不代表着权利遭侵夺的人能够取得并行使权利（至于黑人、印第安人或女性更是绝无可能），而只是代表着除非特殊状况，否则国家不能没收或处分公民的私有财产。
天生自然的能力也很可能影响社会阶级差异，但是种种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常常还是会受到想象阶级的影响。关于这一事实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的能力也需要培养和发展。就算某个人天生就有某种才能，如果不经过积极培养、磨炼和运用，常常也就没什么表现的机会。传统的印度社会是用种姓制度来分阶级，土耳其人用宗教，美国用种族。虔诚的印度教徒相信与不同种姓的成员接触会造成污染，而如果有一群人连被认定为种姓阶级都不配，在这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里，他们就连在底层也称不上。这种人被叫作“秽多。
恶性循环：某个偶然历史事件，成了僵化的社会制度常规。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种族隔离的情形甚至比19世纪末期更为恶化。1958年，黑人克雷农·金恩(Clennon King)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竟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性行为就是为了繁殖，而求偶仪式则是为了要评估对方的健康程度。在采集社会里，握有政治主导权的人通常是因为社交技巧最为杰出。战争需要非常复杂的组织、合作和安抚手段。真正胜利的关键，常常是能够同时安内攘外，并看穿他人思维（尤其是敌国的思维）。
第九章历史的方向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有意思）。
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举例来说，如果想深入了解那些在清真寺里祈祷的虔诚穆斯林，该做的不是去研究那些所有穆斯林都同意的教条，反而该是看看在穆斯林文化里有什么难解的矛盾，有哪些规定根本是自打嘴巴（这倒是个好办法）。
历史有个大方向吗？答案是肯定的。几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逐渐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于是世界上的大型文化数量逐渐减少，但规模及复杂程度远胜昨日。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
第十章金钱的味道
某些社会的解决方式，就是建立起集中的以物易物系统，分别从各个专业的农夫和制造商那里取得产品，再统一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上。这种社会规模最大、名声最著的就是苏联；不过最后可以说是凄惨收场。原本声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结果是“各尽所能的最小值，各抢所需的最大值”。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大约在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王国的国王阿耶特斯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几乎所有现在的硬币，都可以说是吕底亚硬币的后代子孙。古罗马的硬币广受信任，甚至在帝国以外，大家收集迪纳厄斯银币也是毫不手软。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