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习班第三天｜张京华教授：顾颉刚与《古史辨》
编者按：本课讯转自“通识联播”公众号，感谢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转载。
7月8日下午到7月9日上午，张京华老师带领同学们三次究读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一文。
张京华老师首先与同学们探讨了顾颉刚先生的学理考证方法，指出顾先生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针对同样的对象，只要《汉书》与《史记》内容不同，顾先生就认为后者伪造。顾先生证伪、辨伪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他对中国历史学发展“一条是辨伪，一条是造伪”的解析也有一定曲解。
张京华老师举出了顾颉刚先生证伪的三个研究，详细分析了证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证伪广为民众接受的社会心理机制。在结尾部分，张京华老师总结道：顾颉刚先生其实为考古学提出了尽量提供原始记录和文字记载的高要求，而这一要求是难以实现的——它的实质是站在现代实验科学的立场上，对中国式的传统人文学术提出疑问。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疑问如此具有代表性，具有压力，才不断吸引着学者们打破“真空”，突破“瓶颈”，从而克服难题，重建古史，以延续历史的方式延续本民族的文化生命。这才是“顾颉刚难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Vol.926
通识联播
讲习班第三天
张京华老师：顾颉刚与《古史辨》
张京华老师课程语录
顾颉刚的学说在不同学科里影响都很大，不仅是史学问题。比如人们常读《史记》，但敢说自己相信《五帝本纪》吗？再如我们现在很少提三代、四代，而是经常提轴心时代。诸如此类都和古史辨派有关。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日用而不知。
顾颉刚开辟的古史辨派，也叫疑古派，或文献批评学派、文献考据学派，这一派是专门给古人、古书、古事挑毛病的，专门辨伪、打假的。这一派在中国古代也有传统，宋代一批学者就喜欢做这个事情。到了清代，考据学大盛，做出了很大成绩。这一派的研究范例很像过去的法家。法家从中国度量衡的概念里引出了很多概念，如法、称段、称量、查验、勘验等等。这些概念后来被引入了考据学派，考据学派用这些术语构建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今天要讨论的《古史辨》就是专门给古人打假的。我今天要讲一个打假的人，他万一要回过来打我怎么办？所以跟打假的人说话，就要像他一样小心，不要突然来一个大帽子，这样会被别人抓住把柄。我们今天就规规矩矩讲一点文本，我读《古史辨》就是靠这个方法。我对顾先生也会有一些情绪，但我会一篇篇、一段段地咬他的文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打假的人，我们打打假的人就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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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姚际恒、崔述到郑樵
顾颉刚的思想汇报常被一字不落地引用：“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到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沿着郑樵《诗辨妄》的路走下来，顾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又写了一篇《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还收集了苏州歌谣三百多首，写定了《吴歌甲集》一百首，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发表。同时他还在北大成立了歌谣学会，又出歌谣丛刊，把文学里的歌谣学建立起来了。顾先生在古典文学学科中还是挺有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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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第一册
《古史辨》第一册是景山书社和朴社比较早的一个著作，这个著作本来是被曹聚仁抢先出版的，这时候顾先生就补充了更多新的内容，并写了一篇自序，比曹聚仁的版本厚好几倍，再拿出来出版，这就是《古史辨》的第一册。顾先生在这一段里说他这篇《自序》有十万字，去掉“孟姜女”的部分还有六万字，他就把这六万字放在书的前面，用于说明《古史辨》的来龙去脉。他说这是他写得最畅快淋漓的一篇文章，出版之后销路极好，一年里印了二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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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信古与释古：
有人问：疑古派是一派，还有信古派、释古派，你怎么看这个事？顾先生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他们所以有疑是为了有信。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就从疑古派的整理而来。
这一段很有意思，要说顾先生是疑古派，他还不承认。顾先生反对的那些人叫信古派，其实并没有一个“信古派”，这是虚拟出来的。顾先生说：我们也信古，但我们不是盲目信古，我们是真信古，我们考证之后信。郭沫若是释古派，我不光是考辩，也做解释和规律性总结，所以我又是信古，又是释古，又是疑古，你说我是疑古派，我还不同意。所以顾先生是哪一派还不好说，当然我们还是按照一般说法称他为疑古派，也叫古史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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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未完
1992年，李学勤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走出疑古时代》。1979年时就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顾先生说：没有啊，《古史辨》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时代，古史还得继续考，这项工作上推一千年，下推百世。所以《古史辨》的范围其实包括了信古、释古，甚至考古。顾先生说：我知道我有一天会闭上眼睛，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看得见三百年以后还是古史辨派。
图为张京华老师为同学们答疑
西洋史学有一手文献、二手文献、三手文献的概念。所谓一手文献就是指当事人自己的文献。一般认为一手文献最可靠，二手文献次之，三手文献就更差。中国史学有另一个传统，并不认为当事人的东西就最可信。顾先生活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时代——晚清、民国、南京政府、北京政府、重庆政府、新中国——写了那么多著作，眼光六路、耳听八方，什么消息都知道，他一生说了很多话，什么话都说过，你什么话都信？他什么话都说，你什么话都信，再用他的话研究他，这是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的。例如第十七段里谈及《文史通义》时，他的原话是“文史混合批评的《文史通义》”。这说明他不懂《文史通义》。章学诚的这部书是一部经学著作，不是什么“文史混合”。再如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他只谈姚际恒、崔述和郑樵，没有谈他所继承的康有为的路子，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傅斯年主持的殷墟考古连续搞了八次，建国以后又搞了七次，一共发掘了十五次，就这样把殷商史建起来了，而顾颉刚一直在继续他推翻古史的工作。在广州时，傅斯年一见到顾颉刚就骂他。顾先生不明白为什么老同学突然跟自己反目，好像自己是叛党一样。
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发誓推翻楚国。去吴国十年之后，他回来把楚国给灭了。但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申包胥，他说我们都是楚国人，你把楚国都灭了实在太过分，你若真把楚国灭了，我一定要把它恢复起来。申包胥是一介书生，他跑到秦国去哭，跪在那里哭了七天七夜不起来，眼泪都是红的。秦国被感动了，最终出兵帮助他打跑了吴国，恢复了楚国。这两个好朋友特别像顾颉刚和傅斯年：你要灭亡古史，我一定要恢复它，但不解释为什么，只是见你就骂。
顾颉刚先生辨伪方法有很多理论渊源，例如，受姚际恒、崔东壁和郑樵的影响怀疑“传”“记”“经”的可信性，受到胡适影响而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的验证方式，等等。不过在考证的具体方法上，顾先生主要借鉴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方法，即“班（班固）马（司马迁）类同法”。康有为比对了《汉书》和《史记》中对某些相同对象的描述，认为只要内容不同，后写之作便造伪。但实际上，叙事、版本或是不经意的错讹都有可能导致内容差异。在依据此法断定哪些内容是伪造的之后，顾先生又进一步辨析它们出自何人之手。他延续了康南海的思路，认为“谁整理谁造伪”。通常看来，西汉的刘向、刘歆等人整理天下图书，为古书的保存和流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顾颉刚先生却认为，刘氏父子二人基于辅助王莽篡汉的现实动机，篡改、掺入大量伪作。但随后钱宾四先生通过研究刘向、刘歆的年谱证明，两人没有造伪的时间。顾先生自己在1930-1935年的研究也论证得出，刘向、刘歆整理文献的时间其实在王莽篡位之后。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这一方法的运用和结论的得出都存在可批评之处，需要审慎、辨证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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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孙膑》汉简
1958年，一位英国教授因翻译《孙子兵法》，向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询问有关《孙子》一书年代等六项问题，包括《史记》中的《孙子传》和《孙子兵法》在史料上的可靠性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铁制兵器的年代问题、马车在战争中的使用方法问题等。对此，郭沫若首先做了初步的回答，大体包括三点：第一，《史记·孙武传》不可靠；第二，《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第三，《孙子兵法》作者是否为孙膑难于确定。20天后，顾颉刚又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比梁启超和钱穆曾经对《孙子兵法》的考证都更为详细。他引证了十一家观点，归纳出十五条论证，得出三项结论：第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第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第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他运用诸家观点得出自己的考据结论，看来足以让人信服，但1972年山东银雀山同时分别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与这一结论正相违背，足证其错误。也因此，顾先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顾先生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辨伪与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恰好失之交臂，对他自己也是一大憾事。
图为张京华老师为同学们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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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故事的研究
戏剧故事和歌谣是最早影响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因素。在这方面，他最突出的研究是《孟姜女故事研究》，梳理了孟姜女故事从春秋时期发源到北宋时期成型所经历的六个阶段，得到了刘半农等人的极高评价，“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接着，他把民俗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了经书的解读之上：他自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中得出结论，“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判定故事有历史的“层累”。进而，他循此解读《诗经》与《尚书》，写下“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认为“层累”中有文人“造伪”的作用。
问题是，将这种民俗学方法运用于史学是偏离事实的。中国传统中有严格的、固定的制度，其基础不依赖于个人。所谓文明正是制度性的文明，文明和制度背后是历史的积淀。古典文明的第一境界是天子王官之学，与民俗学有本质的不同，因此，这一方法论上的转换有过于随意之嫌。顾先生这样的说法被民众很快接受，实际上反映了末世、乱世之际的群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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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
1925年，王国维发明“二重证据法”，认为“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便能起到证明古史的效果：“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而顾颉刚写下《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便针对王国维先生这段话，认为部分证据只能证明部分的真实。譬如《封神榜》中虽有部分人物真实存在于历史，其故事本身却几乎全为虚构。
实际上，顾先生是给考古学提出了一个高要求：第一，要求考古学提供全部可印证的文字内容；第二，要求考古学尽可能提供第一时间的原始记录。实际上，这个要求不说对古典文献，就算对近现代文献也难于实现。因此，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为“顾颉刚难题”。这一难题实质上是站在现代实验科学的立场上，对中国式传统人文学术提出疑问。不过，正因为这些疑问如此具有代表性、如此具有压力，才不断吸引着学者们思考如何打破“真空”，突破“瓶颈”，从而克服难题，重建古史，以延续历史的方式延续本民族的文化生命。
今天，每逢说起顾颉刚和古史辨派，我们都会提及怀疑精神，因为怀疑精神似乎是古人治学的精神纲领，如《朱子语录》中便有一则：“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但需要说明的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怀疑精神与“疑古派”的怀疑并不完全等同。程朱等人提倡的怀疑精神以得出结论、解决问题为目的，通过怀疑的方法达到结论的确定；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却实际上走上了以怀疑本身为目的，从怀疑到推翻古史的道路。顾先生将中国传统史学总结为“造伪”和“辨伪”两条主线，实质上推翻了中国古史、古典研究的传统。顾先生之女也曾将其辨伪工作的影响总结为“对中国两千年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疑古派”的思路对当下诸多学科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我们仍需以反思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区分其“有用”之处与“过度”之处。“疑古”本身强烈的“质疑性”和“破坏性”如同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审慎地运用。
图为讲习班现场
学员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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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宇
张京华老师甫一上台，便向我们郑重地行作揖礼，霎时带来了一阵古人之风。张老师主讲顾颉刚先生的《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将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思想和顾颉刚先生其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的结合了起来，以作者经历进入作品，为我们解读了顾颉刚先生对于自己写作《古史辨》经历介绍。在对文本的三次不断加深递进的解读中、在他讲解的趣闻轶事中、在他的案例分析中，我对顾颉刚及其所处的年代都有了颇为生动的认识，对古史辨派也有了不少了解。我想这次课程作为一个很好的引导，将带领我去探索更多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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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听
史学是“追问真相”的学问。在张老师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回顾中，我重新反思了人文研究的价值。“追问真相”有三种方式，第一是纯粹知识性的探讨。考据即典型，如顾先生对“禹”的考证。这是最基本的工作，然而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此。第二是普遍性的概括和追寻。如顾先生由孟姜女研究而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著名论断。尽管顾先生的推断还有可商榷之处，但是普遍方法的探寻值得鼓励。第三是对深层意蕴的揭示。观念的真实比客观的真实更加重要，“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或已难考，但其千年来在各时代的影响不容忽视。从我的专业来讲，我们更关注这种“历史流传物”在各时代的影响，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时代风貌、文化思潮以及主体心态。简言之，顾颉刚与“古史辨”的影响毋庸置疑，但章太炎先生的批评我们也应时刻警醒，“因疏漏而疑伪造”。我们在研究中，还是应熟稔常规材料。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并非知道太多，而是知道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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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竹冰
历史究竟有几分真实？先贤的思想到底经过了几重粉饰？这是我们在面对中华文明的过去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读经典却不怀疑经典是盲从，可只破不立只会让自己成为无根之人。张京华老师带领我们三次究读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的《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先深入文本，而后超越文本，既充分领会和运用疑古的思维，又能理性分析疑古方法本身的缺陷，在怀疑之风盛行的史学界试图把握古史海洋中的灯塔。信与不信之间，唯有持守中道才能去糟粕而取精华；是破还是立，唯有驱散迷雾方能看清来路。张京华老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史的内外双重视角，别开生面；同时也以他自己的人生选择为我们上了动人的一课，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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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宇
张老师的授课让我对于做一个怎样的学者有了更鲜活的观照、更明确的思考。他带着对中国古典文化真诚的关切意识以及延续民族文化生命的责任意识进入研究对象，同时又能够以十分客观谨严的态度面对对象、努力克服对象本身的难题性——读《古史辨》坚持“一篇一篇地咬”，以敢于和研究对象较真的精神从事研究；课上则现身说法地带领大家三遍解读文本，并自信地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我自己是负责的”，此种独立而坚定的学者风范让我为之敬佩。“一手文献”是否真的可信？什么才是真怀疑？张老师以顾颉刚研究为例，对以怀疑为目的和以怀疑为方法的区分，让我更加明白做研究应如何戒之慎之。在今晚的小班讨论中，我们对于“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了理性而辩证的思考，并推进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认识视角，自我感觉收获颇丰。
郑林 秦沅 思岐 鑫淼 杨光 天琪 供稿 / 秦沅 郑林 鑫淼 摄影
丹阳 编辑 / 郑林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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