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辑刊（60）

斯威夫特的鹅毛笔与墨水谜语

娄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这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的第60辑，也是辑刊创办第20个年头的开年第一辑。本辑论题再次围绕斯威夫特采编译文。斯威夫特以《格列佛游记》知名，但他的谜语文学和修辞术是目前西方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些写作形式和修辞特征反映了他对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身份，尤其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刻认识。

另外收录的柏拉图研究《〈克力同〉中的守法与正义》，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问题》，沿袭了“经典与解释”丛书细读经典文本的惯例。“思想史发微”收入两篇经学研究文章，一篇讨论康乾时期官方在《春秋》的经史性质及夷夏观念上与胡安国《春秋传》的分歧，认为分歧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清廷维护政治统治的考虑。另一篇讨论乾隆间所编经学书籍《御纂诗义折中》在立意上与康熙时期不同，其中体现出浓厚的“四书学”特色。 

另，“旧文新刊”收入台湾学者程元敏的旧文《〈尚书•周诰•梓材〉篇义证》，以飨读者。

论题 斯威夫特的鹅毛笔与墨水谜语（崔嵬 策划）

斯威夫特与疯狂的现代性  麦琪

真正智慧的考验  鲍尔斯

自傲、讲坛雄辩与斯威夫特的修辞术  布拉德

斯威夫特与讽刺的主体  马多克

斯威夫特：作为策士的讽刺作家  特雷德韦尔

古典作品研究

《克力同》中的守法与正义  张遥

《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问题  姚健

思想史发微

政治策略与经义分歧  秦行国

乾隆间《御纂诗义折中》的编纂及其四书学特色  周春健 许慧芳

尼采思想中的俄罗斯隐喻  弗兰克

旧文新刊

《尚書·周誥·梓材》篇義證  程元敏

评论

评《海德格尔、哲学和政治：海德堡会议》  谢尔

评茨维德瓦特《公共艺术》  奥班农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

对于斯威夫特来说，随着商业印刷文化的空前繁荣，思想的能力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它创造了一个无虚构的幻象世界，建构了一个无模仿的世界，用表面上完美、逼真的模仿魔法抹去了“像”（like）。在这场“整合”（consolidation）中，起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将着重介绍一些对本次讨论不可或缺的因素。印刷机暗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思想的宇宙，被单一的技术空间包裹。也可以称之为“还原”：语言被还原为一个封闭的、可互换的部分；知识由文本（物质对象）组成，文本本身也由可互换的文字混排、重组创作而成。

17世纪末的“印刷文化”已发展成一门繁荣的商业活动，通过印刷手段，印刷品的商业地位得到极快提升。印刷是最早使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技术之一，印刷品呈现出一致的图样，相同的物质材料凸显了商品具有等价性和可交易性。和文本对象一样，甚至作者也冒着很大的风险进入了这个交换活动：发行量越大，贬值幅度越大。斯威夫特曾在他的摘录簿中写道：“保存在柜子里的诗集副本，只给几个朋友看时，它就像一个备受追捧和钦佩的处女；但一经出版，它就像一个普通的妓女，任何人只要花上半个克朗就能买到它。”

印刷使语言具象化成为可能，文字征服了精神。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灵魂、感觉和意义。印刷文本的目标并非交流与传播思想，而是浪费纸张，并终将湮没。哈蒙德（Brean Hammond）曾强调过，“语言物质主义”（linguistic materialism）是现代生活的特征，斯威夫特和他的伙伴斯克里布亚兄弟（Scriblerians）认为这是现代生活的“关键特征”。现代文化的产物一旦被大量印刷，就容易被替代、腐烂、消亡以及“陷入万物的深渊”。因此，在《木桶的故事》中，作者以《致后世君主》为序，极力宣称现代智慧与知识的真实性，反对那些认为它将不复存在的所谓证据。“写那么多书必定用了大包大包的纸，那些纸现在状况如何？它们也能完全被毁灭了么？并且像我所说是突然毁灭了么？对这个令人反感的异议，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相距太远，不适于安排您到厕所、火炉、妓院窗口和肮脏的灯笼那里去眼见为实。书像其作者一样，来到尘世只有一条路，但离开尘世的不归路却有千万条。”

印刷术与从单一技术空间产生的语言和思想宇宙关系紧密，这与现代启蒙思想中广为人知的特征——“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十分相似。所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揭示了现代性的昏暗前景，认为它最终将走向极权主义：“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被统一包含的东西，才具有与存在或事件相同的地位；它的理想是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

阿多诺

文献学者肯纳（Hugh Kenner）在他的作品《廊下派喜剧人》（The Stoic Comedians）中，从一种不那么悲观的立场出发，研究了从斯威夫特到乔伊斯等一批作家，探讨他们如何将封闭的启蒙思想体系等同于他们的制作、印刷技术的主要中介。启蒙运动中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他们“过分讲究通用语言……这是皇家学会早期的一个项目，曾一度使我们伟大的牛顿犯愁。印刷商统一拼写，采用词典编纂者语言与接纳百科全书派观点，以此让后人享受便利，用可交流的内容形成文字、感情与概念。”

在《木桶的故事》中，正如肯纳所述，斯威夫特之所以不断提到印刷术，是因为它代表并体现了现代性，是“对这本书作为书的戏仿”，“对古腾堡时代弊端的讽刺”，并“利用那个时代提供的技术设备”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揭露。《木桶的故事》看似由“无名小卒”所写，实际上却由一台“匿名的图书编纂机”完成，它就是一篇在拉加多学院粗制滥造的文章。慧骃们虚构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模仿；《木桶的故事》虚构的内容则在于，这个世界只有模仿，只有复制，原作与复制品、人与印刷品之间的差异已经消失。慧骃们缺乏与他者性的关系，因为它们通过抑制模仿消除了差异；“疯狂的现代作家”缺乏自我与他人联系的能力，因为那个自我迷失于模仿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