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商务 | 《东亚百年国际争夺》（何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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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体现了20世纪初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对远东局势的看法。编译者节选的文本涉及鸦片战争、英美远东政策等具体事件，作者理性分析了英美的远东政策，并谴责了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行径。此外，所选文本还涉及当时德国学者对空间这一重要地缘政治概念的认识。总体而言，本书为我国读者了解当时的国际局势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弥补了学界现有相关研究的空白。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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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德国地缘政治学创始人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身世颇富传奇色彩，而他的长子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1903-1945，不妨称为“小豪斯霍弗”）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更有声色。小豪斯霍弗既是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地理学家、外交家、作家，又是参与刺杀希特勒计划的志士，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小豪斯霍弗出生时，老豪斯霍弗还是德意志帝国巴伐利亚王国军队的军官。到了他上大学的年龄，正逢其父作为退役少将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在父亲的影响下，小豪斯霍弗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地理学和史学，1924年完成博士学业后前往柏林，给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彭克（Albrecht Penck，1858-1945）教授做助手，5年后（1929）出任柏林地理学协会秘书长，并担任该协会期刊（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ur Erdkunde zu Berlin）的主编。
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
（Albrecht Haushofer，1903-1945）
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上台执政，希特勒出任“第三帝国”的总理和元首，老豪斯霍弗过去的学生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当上希特勒的副手。这年夏天，年仅30岁的小豪斯霍弗成为赫斯的私人顾问，次年进入主管外交事务的“里宾特洛甫办公室”（Dienststelle Rippentrop）工作，负责掌握德国境外德意志族群的政治动态。在历时4年（1934-1938）的外交生涯期间，小豪斯霍弗领受了多项秘密外交使命：与东欧和东南欧有关国家协商边界问题以及当地德意志少数族裔问题，十多次赴伦敦与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政治家沟通，等等。1936年秋，德国与日本结成联盟，小豪斯霍弗又受命以非官方密使和观察者的身份赴日本和中国考察（1937年夏秋），为德国拟定东亚政策进行调研。
直到“二战”爆发前，小豪斯霍弗在其长期主持的《地缘政治学刊》（Zeitschrift fur Geopolitik）“来自大西洋世界的报告”（Berichterstattung aus der atlantischen Welt）专栏上撰写了不少时政分析文章。他还经常做学术报告，分析德英关系和东亚局势的变化。由于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出尔反尔、咄咄逼人，小豪斯霍弗预感到欧洲濒临大战危险，一再发出警告，希冀阻止战争的爆发，这让时任外长里宾特洛甫十分不满，甚至认为他是在“秘密（为英国）服务”。1938年秋季慕尼黑会议以后，小豪斯霍弗被“里宾特洛甫办公室”解职。
小豪斯霍弗母亲有犹太血统，纳粹施行全面排犹政策后，在赫斯的庇护下，他才得以进入帝国外交部门任职。1938年离开外交部门后，同样是在赫斯庇护下，小豪斯霍弗继续在柏林高等政治学院任教。1940年该校并入柏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后，小豪斯霍弗晋升为该系教授，主持政治地理学专业。从此他与其父一样，专心研究地缘政治问题。
老豪斯霍弗为德国设想的地缘政治战略是与苏联结盟，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主轴的欧亚大陆联盟，从中欧经由苏联的中亚到远东（即从莱茵河到黑龙江和长江流域）形成大陆性大国集团，以抗衡英、法、美三国的海洋殖民霸权。小豪斯霍弗并不看好父亲的这一构想，因为他不相信苏联能与德国结成真正的联盟。
1918年德国战败时，小豪斯霍弗正好15岁，德国战后的混乱政局以及战胜国对德国领土的任意分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德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中欧新秩序，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实现把奥地利包括进来的大德意志国家的构想，在多瑙河（流域）空间建立德国的主导地位。但这样一来，法国和苏联一定会把德国视为主要敌人。因此，德国的战略应该是与英国结盟，以平衡法国在西欧的优势地位。然而小豪斯霍弗并不知道，纳粹德国的主导者设想的是军事解决方案而非外交方案。
在东亚方面，小豪斯霍弗与当时德国的多数职业外交官一样，主张德国应该扶持中国，以平衡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其父早年研究日本，曾出任驻日武官，对日本有某种暖昧情愫。小豪斯霍弗则崇尚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对中国的好感比对日本要多。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寻求德国的援助，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趁机在中国打开军工产品的市场，同时通过易货贸易的形式，将中国的矿物资源和初级农产品等战略物资输入德国。
内容试读
“英国与东亚”这个专题，一路追溯而来，乃是对不多不少整整一个世纪的概括。如果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运行框架里来看待它，那便是西欧海洋大国中的最强者，猛烈撞击进入遥远的亚洲世界的一个人口密度巨大、拥有高度教养的古老空间的历史：60年的渗入，取得了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影响力，之后40年整体上却在持续缓慢地、十分机智隐蔽地回撤到庞大帝国重大利益的防守线上，虽然其间由于当地战乱，回撤进程有所中断。这条防守线由两大侧翼地区所决定：坐拥三亿五千万人口、局部地区人口过密的印度和面积几乎相当于欧洲、人口大约只有德国八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作为重心，两者中间有大型的、新扩建的新加坡海洋基地和航空基地。
英国从印度空间出发完成了向远东的进攻，它第一次武力侵犯中国关联到非常奇特、不太道德的印度贸易需求。大约100年前，为了确保印度的鸦片贸易，它开赴中国，要打开中国的国门，那道出于合理原因而被维护的国门。这是白人殖民者在远东的首次登场！英国的政治家们谈论起在世界其他地方为维护秩序而进行干涉的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时，往往道德的调门相当的高，那么我们不妨就来回忆一下前述事件的过程。
鸦片战争是强行开放东亚边界的开端，一开始是中国的边界，然后是日本的边界。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征求东亚国家的意见。我们记得，上个世纪中叶，英国在面对日本和中国使用武力时，并没有特别顾及它们。烧毁北京郊外的圆明园、轰击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鹿儿岛城，这两桩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事件表明了单方面的实力存在。在此状况下，英国以几艘现代战舰将两个东亚大国过时老旧的军备化为灰烬，并由此在两个民族内部引发出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在当时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这场革命在日本很快导致一场自强维新运动；受到需要渗透的空间范围和人口数目的制约，这在中国则需要长得多得多的时间。
60年代末期，日本已经开始成功抵制海洋大国通过战舰强加于己的西欧影响。而对中国的渗透作为那个时代英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却通行无阻地向前推进。对中国的渗透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首先建立起通商口岸来：从南方的广州（割让的香港，一座地理位置优越，开始时看似没有价值的岛屿，在广州的海洋门户面前发展起来）沿海岸而上，经过台湾和福州到扬子江人海口一带的大型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港口上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然后从山东沿海往北直到天津。在这些口岸成为自由港的同时，中国的司法权便被废除；以保护移民区、公使馆和领事馆区的必要性为由，（英国）获得在中国的一些地点驻扎自己守备部队的许可。旅顺港和大连港俄罗斯基地与英国威海卫海军基地隔海相望，至同一时期德国得到胶州，这种大国的争相渗透告一段落。国际船只在扬子江上的通行权使得英国船只和贸易能够溯流而上渗透进中国内地，并在诸如汉口这样的地方建起同样享有治外法权的英国租界。英国顾问进入中国政府机构一事不太显眼，作用却不可小觑，连带着经济和财政渗透，以至于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机构海关总税务司——尽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员——最后却差不多成为一家英国的企业。对中国经济进行渗透的那种循环（套路），也被运用于世界政治的其他领域：提供超高息贷款，由此确保自己获得特别的权利，确保自己获得道路特许权和矿山开采权，将这些权利加以扩展，形成交通和外贸垄断……
总而言之，英国在19世纪为使整个中国接受其统治所做准备的手段，与它在17和18世纪降服印度时所使用的手段并无二致。区别仅在于：其一，英国人有些低估了东亚世界的抵抗力；其二，英国人无法完全排除其他大国的渗透。他们不得不认可俄罗斯人霸占东北，法国人将云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无法阻止德国人殖民山东和相邻的黄河流域地区。1895-1900年这个时期，在整个中华帝国瓜分计划里，东南部广大区域和整个扬子江地区主要成为英国的利益范围：这一有着三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2亿-2.5亿人口的区域，供他们改善经济和开发——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或者供他们剥削和榨取——按照另外一些人的说法。
但是，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反击战拉开了序幕，至少在中国小部分地区这算是第一次群众性的抵抗行动，它与最近几个月里针对日本人的民族抵抗行动还完全不搭界，当时华北的（义和团）事件并没有太打动华南和华西的人们。英国政治家中那些有着远见卓识的人士，在1900年世纪之交，寻求与德意志帝国实现和解，很快又把日本人当作俄罗斯的克星来利用。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国家生命力旺盛，经得起打击，世界大战才让他们对此有所见识。结果出人意料，这个东亚盟国在此期间成为一个极其独立的强国，而它仍然面临着到底与英国结盟抵抗德国，还是与德国结盟抵抗英国的选择。虽然在协约国方面运用机智的外交手段后，日本人一开始满足于从德国人手上拿走更易更快到达的山东，只向南推进到赤道，可是日本船只作为友好助手突然出现在新加坡的事实，对英国在东方的领地产生了强烈效应。请允许我在此处再一次提及几位英国将军的远见卓识，比如陆军元帅和后来的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1850-1916）。
作者简介
阿·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 1903—1945），政治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地理协会秘书长（1928—1939）、该会刊主编、柏林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著有《普通地理政治与地缘政治》。1934—1938年就职于外交部门，期间领受多项外交使命，1937年赴中日考察。
福赫勒-豪克（Gustav Fochler-Hauke，1906—1996），政治地理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地理系教授，与阿·豪斯霍弗师出同门。1927—1936年期间，曾多次到我国东北及日本考察东亚的地缘政治态势，著有《东亚——权力与经济利益之争》。
译者简介
何涛，首都师范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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