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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社会主义者,我要改变美国,我是桑德斯

镇长助理 大树镇长 2021-07-04


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


这可得好好回忆下了。


01


1941年,我出生在纽约,这个最资本主义的地方。


我的父母都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我的祖父惨遭希特勒屠杀,我的父母侥幸逃到美国,从事着普通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一家人住在租来的郊区公寓里,生活很拮据。母亲总在唠叨,说什么时候全家人有自己的房子,哪怕小一点,但她至死都没能如愿。


小时候的我,只知道父母对自己很节省,我的衣服也很少有新的。就连我的邻居和学校同学的家长,也都不宽裕,大人们每天都很忙,却只能勉强温饱。


偶然的机会,我听说那个被骂成邪恶帝国的苏联,竟然工人的收入和工程师、甚至厂长都不相上下,那岂不是人人平等了吗?工人竟然还成了国家的主人,每年还有公费休假?普通家庭都能吃上牛肉,还能有自己的小汽车到处兜风?


1967年,苏联人在度假

(美国《LIFE》杂志记者Bill Eppridge拍摄)


这岂不是天堂吗?相比之下,为什么我身边的大人们,随时可能丢掉工作,勉强温饱的生活还朝不保夕?


带着这些问题,我努力学习,终于在19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学习。我如饥似渴的学习,苦读马克思、恩格斯、林肯的著作,还积极投入社会实践。


左翼政治该如何在美国实践?我们该如何改良乃至改革这个社会?苏联会是美国的明天吗?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内激荡着。


年轻时的桑德斯


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桎梏刚刚落下帷幕,大家一下子自由了。“共产主义”这四个字被允许讨论了,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此起彼伏,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反思社会现实。


战争、种族、贫穷......我再也不想被宏大叙事蒙蔽双眼,只想要活的好一点。那时的我想法很简单,只想为弱势人群做点事情,让努力工作的人更有尊严,让普通人享有富足。


1963年,我和米奇·麦康奈尔,噢,也就是后来妻子赵小兰当上劳工部长和交通部长的那位,亲历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民权集会。在我们的面前,马丁·路德·金喊出了他的梦想:倡导平权、反对暴力与战争。


集会中的马丁·路德·金


我想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了平等做一些事情,于是我加入了种族平等协会,想从身边做起,改变身边的不公。


在之此前,我们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为黑人同学争取权益。


当时在芝大,校外公寓拒绝租房给黑人学生,黑人只能住到离学校很远的城郊社区。1962年,身为白人的我,带领33名芝大学生闯入学校行政楼,占领校长办公室,要求结束这种歧视政策。


刚开始校方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拒不与我们谈判。我们坚持了整整15天,在办公室外扯标语,喊口号,搅得整个行政楼没法工作。最后学校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桑德斯因参与平权示威运动被捕


但是胜利的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努力徒劳无功。


恰好,那时的我正好读到了列宁所说的,“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难以忍受。


真是一针见血啊。


种族歧视,乃至贫穷与剥削背后,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只有改变这个制度,才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但制度的不公,哪是靠几次热血的学生运动能改变的。生活还要继续,探索仍在路上。许多曾经同我一样富有理想的同学,毕业后进了大公司、当了联邦公务员、成了大商人,热血慢慢褪去。


但,我不愿意妥协,我想继续改变不公的世界,既然满是金钱的纽约冰冷无情,我选择到佛蒙特州去,这个虽然小而贫瘠,但是却有着独立、斗争精神的地方,要知道这可是唯一的四次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政治独立州,我这种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人,在这儿或许能有机会。


02


我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实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容易,这片大地上资本的力量太过强悍。身单力孤的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民主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斗争进入政府,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


我知道,这条道路为苏联和东方国家们所不屑,可他们也承认,社会主义必须要与本国现实结合不是吗?


我一边打打零工解决温饱,一边四处游历认识形形色色的人,想着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斗争道路。


但这段期间,我过得很辛苦。结识了一位不算美丽的姑娘,经历了一次短暂而又失败的婚姻,还尝试着靠木工活儿赚钱,可惜手艺太差,简直活不下去;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给报纸写写政见评论的活儿,一个字儿10美分,总算是活了下来。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自由联盟党(美国一个小党)推选党内州参议员候选人的筹备会,这次筹备会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梦想触之可及。


在会上的激烈讨论中,我说出了潜藏在心中的对现实改革的看法,没想到大家一致认为我的观点既新颖又有深度,不仅当场让我入党,还一致推举我去参选州参议员——这可是每个州只有两位,任期长达六年,能极大影响国会法案的大人物呢。


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这可是我把想法变为现实的良机。我就这么踏入了期待已久的,政治的大门。


那年是1971年,我30岁了。


但那时的我只是一个菜鸟,哪里明白竞选要做哪些准备,潜规则更是一窍不通。宣布参选后,唯一的主动出击就是在我供职的报社上打了几天广告,这还是自由联盟党为我支付的费用,整整1000美元,那可价值整整674克黄金啊,两个美国人全年的收入加在一起就这么几个广告?



竞选真烧钱啊,我的那些对手们得花了多少钱?总统呢?


不过,我那时候还是很天真,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逻辑清晰,条理清楚,对通过首轮充满信心。但当我满怀欣喜,翻开结果公布当天的报纸,在最后一页才找到我的名字。暗淡收场。


其实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大家是知道不可能获胜所以才不愿意去尝试,只有我这愣头青,敢凭区区1000美元就想挑战参议员的宝座,在别人眼里,我可能就是那个活在臆想中的堂吉诃德吧。


这次失败,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通过从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我不信没钱就一定没办法,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我想改变世界。


我开始走出思考,踏进现实,意识到真要给社会带来改变,除了想法和一腔热血,还要倾听人们真正的声音,提出一套有感召力又可行的纲领,还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最终收获行动。


那时的我,为了多一份糊口的收入,除了干记者,我也开始学习拍电影。机缘巧合,我接触到已故美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德布斯的故事。


美国社会党logo,寓意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注:德布斯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于1901年与社会主义工党温和派合并为社会党,主张通过竞选而不是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德布斯在1886年组织工人运动,为美国工人争取每天工作8小时,并使20万人缩短了工时。他创办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竞选,还因为工人运动被投入监狱。


在狱中,他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开始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不能靠精英阶层完成,每一个工人都要解放自己。


德布斯在竞选中演讲


他痛斥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迷恋,在演讲中大声疾呼,“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下,每一个美国人,以及每一个美国人的孩子,还有你们孩子的孩子,都将遭受奴役,毫无希望,除非你们抛弃资本家,把选票投给社会主义。


他号召美国工人们不要期待上帝救赎,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战斗,他还公开承诺:“我自己和所有生命都有联系。只要有被剥削阶级,我就深处其中;只要有一个非国民阶层,我就属于这个阶层;只要有一个灵魂在监狱里,我就没有自由。


德布斯对和平、正义、民主、同胞情义的信念深深感染了我,我决定奉德布斯为我的人生导师,继续在政治上有所奋斗。


03


回想起竞选参议员的失利,我决定更现实点,竞选佛蒙特州长。佛州州长的任期是两年,竞选周期更短,机会也更多。


1972、1974、1976,我连着三次竞选州长,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钱,没钱就没助手、没广告、没选票,我不失败,谁失败呢?但是我不能为了竞选而去接受资本的捐助,那我为平民呐喊的理想就没了,不能本末倒置。


那时失败的我怎能想到,我会站在聚光灯的顶峰


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积蓄竞选经费,我打了好几分工,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我继续拍电影、当记者,同时在夜校教书。我的坚持和对金钱的不妥协为我赢得了诤友的真诚相助。


佛蒙特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和我长谈,为我制定了更靠谱的竞选策略。他建议我从更低一点的职位起步,不妨先竞选佛蒙特州首府伯灵顿市的市长。


这真是好主意。


伯灵顿有40000多人口,我用最原始的办法挨家挨户敲门,聆听普通民众的苦衷和落寞,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将为他们而战。


得益于深入群众,更接地气的努力,1981年3月3日,我赢了。


那年我40岁,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市长。要知道我不是以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身份当选,没有拿任何支持两党的竞选经费,这在美国算是一个奇迹。


桑德斯竞选成功


当上市长后,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诱惑就来了。


伯灵顿市紧靠着风景优美的尚普兰湖,沿湖的黄金地段是地产商眼里的香饽饽,商人们纷纷推开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如果将这个地段用作高端地产开发,将为市政府运营产生可观的税收,还非常直白的说会给我“政治献金”,还要支持我当州长。


我不是圣人,这笔钱我非常想要,自从走上竞选路,我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家人吃了不少苦,我当然想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我刚刚向选民们承诺的呢?难道我说自己清正廉洁只不过是没有得到而已?


Lake Champlain


不行,绝对不能开始,我现在都动摇了,如果一旦开始,那真的万劫不复了,于是我否掉了大地产商的提案,决定在湖边建设公共活动设施,我还减免了城市大学和医院的税收,为当地警察涨了工资,把城市废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盖起了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


我违反了那些我装作不知道的潜规则,于是,那些资本家开始用各种手段想要替换掉我。民主党、共和党推出了各色候选人,给了他们大量的资金支持。我什么都没有,除了那些相信我的低收入者和工人。


而令我骄傲的是,那些年来,我的支持率一直高于70%,让我得已在市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0年。


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资本集团忌惮于人民的力量,向工人阶级让利,工人们日子也好了一些,但这短暂的祥和背后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永久解决。


马克思说过,“资本只有在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从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果不其然,80年代,就业职位已悄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制造业在向其他国家转移,工人们在失业、收入在减少,一些地方工人收入锐减近一半。


70年代后期起美国收入差距开始增大


正因为看清了这点,我没有因为阶级矛盾暂时缓和而放松警惕。因为压迫依然存在,制度的顽疾没有解决。我只有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出声音,才能让普通美国人看到真相,投出选票,和我一起改变现实。


我在竞选的路上继续前行,但前路仍然充满波折。


1986年竞选州长,失败;


1988年竞选众议员,失败。


终于在我49岁那年,也就是1990年,我成为州众议员,走出了伯灵顿市,来到了国会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国会议员。


04


但是到了这一步,我已经极尽我所能了,我不禁想到20年前,我第一次竞选时,几条竞选广告就花光了2个美国人的全年收入,而现在,需要的钱更多了。


最严重的是,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美国总统、参议员全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作为独立参选人,我的影响力似乎已经到头了。


是坚持理想?


还是为了更大的理想变得现实一点?


我犹豫了,但是我已经非常清醒,我这一代甚至我的下一代、下下代恐怕都没法将社会主义带到美国,那我就应该做一个传火者,薪火相传,让我的下一代不再像我一样艰难。


我反复权衡之后,决定加入大政府主义的民主党,同时,这是各大工会所支持的党,他们的纲领和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更接近。既然他们代表不了工人阶层真正的声音,那就让我在其中取而代之,为工人阶层发言吧。


从此,蓝色成为了我的底色


2006年,我决定竞选比众议员影响力再高些的参议员,出发点还是我深耕的佛蒙特州。和我同台PK的是共和党候选人、大商人塔兰特,他拿出了700万美元来竞选。


但这30多年来,我的口碑仰赖佛蒙特州的父老乡亲的口口相传,再加上终于加入了民主党的圈子,符合美国的政治规矩,最终成功当选。


35年过去了,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竞选的第一个目标,成为了一名联邦参议员。


另一方面,我已经65岁了,时间不多了。既然政治地位和党派支持都已经得到稳固,从这一刻起,我要开始改变美国,为穷人发声。


2010年12月,奥巴马为获得医保法案通过,在税收政策上选择和共和党妥协,决定对富人减税。



这是一个悖论,奥巴马医保需要上万亿美元,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国10%的富人占有全美国80%的财富,如果对这些富人减税,钱从哪里来?


靠卖给富人国债吗?那还不是要靠给穷人加税还国债?一边号称给穷人医保,另一边却剥削穷人的收入,这简直就是政治游戏,我绝不允许这样的骗局蒙混过关!


12月10日,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参议院的例行会议上上从早上十点开始陈词,围绕给富人减税的决定是多么的错误,一直说到晚上七点才结束,这是参议院历史上最长时间的议事阻挠。


正是这场辩论,让70岁的我意外成为网红。许多人在Facebook上关注了我,在youtube上浏览我这段辩论。我的这篇演讲被编辑成册全国出版,我的主张也得到了更多回应。


互联网真是太奇妙了,我再也不需要像30多年前那样挨家挨户的拜访,轻敲键盘就能够团结起成百万、上千万美国人民共同战斗,每天都有无数的声音响应着我、支持着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互联网是人民的互联网!


但是,我们的力量同时也还是太小了,最终这场荒唐的利益交换还是成功了:向富人减税,卖给富人国债,用国债钱补贴医保,然后再对普通美国人加税,朝三暮四变成朝四暮三,然后奥巴马还被感恩戴德?


我不允许那些跟我一起长大的工人兄弟被这么愚弄。


就在奥巴马医保法案通过的第二年,当得知民主党推选希拉里竞选总统后,我义无反顾的宣布参选。

我当然知道希拉里的背景和资历,她代表华尔街,代表政治世家,代表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她决不会为普通人说话。


我想要富人多交税,把收来的钱投到平民身上,让所有美国人都能看得起病、有房子住、上的起学,我要打破工人的孩子只能当工人、售货员的孩子还是售货员的命运。


但这一次,我不会要任何富人的钱,我选择相信我坚持的主义,我只要支持我的主义的捐款。


中国的毛泽东说过这句话,“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当我宣布竞选后,有800万人为我捐款,我募集了2.28亿美元,平均每笔捐款仅仅27美元;50个州里有23个州支持我,我获得了1300万人的投票,初选中遥遥领先希拉里。


桑德斯在集会上宣讲主张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民主党大佬们利用超级代表制度保全了希拉里,我“自愿”退出,现在的美国不可能让一个社会主义者成为总统,哪怕只是可能。


我需要继续等待机会,如果希拉里能获胜,那我将进入执政团队,还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请我的支持者们转而支持希拉里,以战胜共同的敌人川总。然而还是失败了,川总赢得了选举。如果说奥巴马好歹为最底层的人民谋得了一些好处,那川总已经赤裸裸的站在资本一边。


如果是由我来对阵川总,或许就不一样了。随后民主党超级代表制被饱受批评,被最终废止,我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


这些年,我经历的倾轧已可写成一部厚厚的大部头,可别想就这么让我服输。


05


2020年,我79岁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年纪的老头子早该回家晒太阳、看孙子、颐养天年了。


但我的主义还没有实现,我还要战斗,这次目标还是美国大选。恰好,我的对手年纪也都不小了,拜登77了,川总73了,都是老头子了。


桑德斯宣布参选2020年总统候选人


老骥虽伏枥,可志仍有千里。我仍然坚持底线,不收来自资本的献金。就在我宣布参选的当天,有22万人为我捐款,总额达到600万美元,平均每笔捐款不到30美元,我仍然是那个“穷人”的桑德斯。


人们对现实的怒火就是我的前进的推力。我连续赢下了多个州的支持,党内选战一度领先。



但故事仿佛回到了4年前。就在“超级星期二”前后,民主党候选人布蒂吉格、克洛布彻、伊丽莎白·沃伦、布隆伯格等等均宣布退选并宣布支持拜登,拜登化身成了4年前的希拉里,后来居上。


资本家还是这么怕我吗?


我知道,4年时间改变不了美国,或许我最终还会像4年前那样退选,我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对穷人的爱护,在这资本的世界格格不入,我始终是身在圈内的“圈外人”。


有些人已经开始憧憬4年后我再次竞选。那时候我83岁了,我有心脏病,照我的身体状况,或许再次参选的概率不大了。


但是,我相信我的理想不会逝去,正如我当年接过德布斯手中的火把一样,聆听过我演讲的年轻人同样会接过我的火把,继续为实现共同的主义而奋斗,这样的人在东方,被称为“同志”,意思是志同道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我坚信,美国人民必将觉醒。今抗疫失利,更证明私利政治正被历史抛弃。我相信我的呐喊没有白费,我的事业终将实现,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


只是,红星何时才能在壮阔的美洲大地上升起?


79岁的我,也许今年已是人生最后一搏了,可我的社会主义竞选提纲的每一个追随者,都将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将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的前奏曲,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丧钟。


屏幕前的你,能否替我看到这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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