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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和美国都有国务院，但是两者能否相提并论？不一样的国务院，反映了中美两国政治体制有着怎样的差异？本期“道中华”为此专访了外交学院王春英教授。记者：中美都有国务院，然而在中美战略对话和其他外交场合，与美国国务卿会谈的中方代表往往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或者国务委员兼外长，这是一种外交上的不平等吗？王春英：这不是不平等，恰恰相反，这是基于外交礼遇中的对等原则作出的安排。根据对等原则，中美双方首席谈判官应该在级别和职务上大体上对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宪法宣誓。（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中国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外交部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主管外交事务，负责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政府及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外交事务。外交部长作为外交部的行政首长，全面领导外交部的工作，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对外交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强化外交领域的决策和统筹协调。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下设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对外工作。美国国务院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组成部门，主管外交并兼管部分内政事务，掌管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印。国务院的行政首长国务卿是美国仅次于正、副总统的高级行政官员，是美国总统第四顺位继承人，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是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主要顾问，对总统负责。
▲2021年3月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图片来源：外交部官网）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务院与美国的国务院虽然中文名称相同，但其性质和职能有很大差异，不能相提并论。2021年3月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中方代表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美方代表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中美双方都派出了彼此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这就体现了平等和对等的原则。在最近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新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这同样体现了对等原则。记者：所以这么说来，中国国务院要比美国国务院庞大得多？王春英：中美国务院规模不同，是由彼此不同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中国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全面领导国家内政外交各方面的事务。根据宪法，国务院有十八项职权，管理领域涉及经济工作、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外交事务、国防建设、民族事务，等等。为履行这些职权，国务院一共设置26个组成部门、1个直属特设机构、14个直属机构、1个办事机构、7个直属事业单位以及17个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数据来源：《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23]5号、《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2023]6号，发布日期：2023年3月20日）
美国国务院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在国务卿之下，设两个副国务卿，还有六个国务次卿，分别负责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事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管理事务、政治事务、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此外，国务院还设有国际开发署署长、对外援助主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以及一位外交政策顾问。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务院是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职能上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而美国的国务院只是美国联邦政府中处理对外事务的一个部门，更相当于中国国务院的外交部（但也并不能画等号），因此，中国国务院比美国国务院规模庞大就不足为奇了。王春英：美国政治体制的理念是分权制衡，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制约。国会制定法律，批准联邦官员包括联邦法官的任命，可以弹劾总统和其他联邦官员；总统是行政首脑，拥有立法倡议权和立法否决权，但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可以推翻总统否决；司法权由法院行使，各级法院都有司法审查权，对国会的立法及总统的行政命令和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在美国立国者看来，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既可以有效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又能够保障人民权利。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解决权力腐败的问题，美国的分权制衡思想为限制权力滥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择。
▲提出三权分立思想的孟德斯鸠。（图片来源：图虫创意）中国政治体制的理念则是分工融合，总体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央国家机构层面，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分别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同时还有全国政协就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进行协商。国家机构各有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但又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国家的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最终向人民负责。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权力分工使得各国家机构按照专业化的原则高效率运转，权力融合则保证了各国家机构能够统筹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协商合作代替制衡对立，全过程人民民主吸纳社会各界参与民主治理，能够优化政治资源配置，有效化解矛盾冲突，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这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提供了重要借鉴。
▲2023年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王春英：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都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立国者的价值理念。在五千年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追求的是和谐、中和，汇合、融合，形成了“贵和尚中，善解能容”的文化品格，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政治场域，既特别注重协商，又重视集体的价值，尊重权威，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渊源。美国主要是欧洲移民建立的新兴国家，当初清教徒远涉重洋到北美大陆，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倡导个人成就、创新和变革。体现在政治场域，美国人对政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政府总会滥用权力威胁个人自由，所以他们选择分权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在我看来，国家制度和道路选择的不同，都可以在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答案。受访者简介：
王春英，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和外交制度。
统筹 | 刘佳 康坤全采写 | 杨超编辑 | 郭晖制作 |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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