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女儿，新的家庭照料者

成为全职女儿后，杨越发现很多技能都要学习。

往往是早晨6点，杨越在闹钟响声和父母晨起梳洗的动静中醒来，然后为父母准备早饭。一家人吃过早饭，父母会在7点半离家上班，杨越留守家中，继续做家务，做完家务后，再利用剩余时间准备考公。

以往，杨越在家中是被父母宠爱的孩子，基本不做家务。刚开始做饭，杨越连生抽、老抽的区别和用途都不懂。她做饭时要跟着视频教程一步步操作，有时视频讲快了，她不敢自作主张，往往要把视频倒回去，接着跟着视频操作。

中国的家庭里往往存在一名“照料者”的角色，照料者往往承担做家务、照顾家庭成员的任务，付出大量隐形劳动。以往，杨越的母亲是家庭的照料者，杨越回家后，从母亲手中接过了部分家庭照料者的责任。

从洗菜、备菜到做饭，杨越觉得自己每一步都很用心。一度，她和小时候一样，期待着父母认可、夸奖自己的成长，如果爸爸能夸一句“比你妈妈做的更好吃”，杨越觉得那就最好不过了，因此她做得十分起劲。

事与愿违。杨越很少得到想要的夸奖。甚至，父亲会像以前挑剔母亲做的饭菜一样，挑剔她做的。

“油大了，连放多少油都掌握不好吗？”一次，当父亲这样挑毛病时，杨越忍不住脱口而出：“嫌难吃你自己做。”她生气地埋头吃饭，在心里埋怨：“劳动成果没人肯定就算了，你在家什么都不做，还说我。”

这句话冒出来时，杨越感到似曾相识。她意识到这就是母亲过去数十年在家中扮演的角色。以前，她也会挑妈妈的毛病，姜味太重，或者做咸了。那时候，她不懂为何妈妈会对一句评价生气。如今角色转换，她才感同身受。

正对洗碗池有一面窗户，杨越洗碗的时候，喜欢抬头看着窗外的天空。楼下时不时传来小孩玩闹的叫喊声。远处汽车来来往往。“世界不会因为我的退出就不再运转。”杨越长出了一口气，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图丨窗外的景色‍‍

24岁这年，杨越回到了父母的羽翼之下，成为一名全职女儿。

2021年，杨越考取了北京一所985院校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一边工作一边读研。“那时候，我对于稳定的生活很排斥，觉得年轻人还是得多去大城市闯一闯。”杨越说，后来局势改变，她如今也很少有这种念头了。

一边工作一边读研，杨越北漂了一年。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客户执行，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8点出门。难挤的地铁，让她不敢睡懒觉，因为一旦出门晚了，没有留足时间，就可能因为挤不上地铁而迟到。晚上到家已经接近9点，还要随时处理工作上的需求。

长途跋涉的通勤，还要面对做不完的报表、难缠的甲方，业余时间也被严重挤占，杨越感到压抑，辞去了工作。

在大城市生活，租房和日常开支都怠慢不得。因此，杨越很快入职了第二份工作，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岗位。入职5个月，她遇到了裁员。被裁后，工作难找，和父母商量后，杨越决定先回家，成为一名“全职女儿”蛰伏等待回归社会的时机。

以前，杨越是熬夜大军的一员，也习惯了不吃早饭。回归家庭后，为了方便父母上班工作，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

虽然全职女儿也是“女儿”，杨越的感受却和小时候被父母照护的感受不同。

回归家庭后，王楠也接过了照料者的部分责任。家务占据了生活的大半，王楠一度感觉生活只剩下买菜、逛超市、做饭和收拾屋子。“家务可以无止境地消磨你的时间，但可能做了一天，屋子看起来并没有整洁多少。”消磨感油然而生。

赡养老人的部分责任，王楠也担了起来。父母不在家时，王楠负责照顾姥姥。时间安排围绕老人来。姥姥年纪大，对饱、饿的感受变得迟钝。每天，王楠按时做每日三餐，如果不按照饭点来，姥姥就会忘记自己吃没吃过饭，重复进食或忘记吃饭。此外，到点了监督姥姥按时按量吃药，给姥姥滴眼药水，还有随时陪护照看姥姥，也是她每天的工作。

“我也开始理解我妈了，”王楠说，“那时姥姥都是她在照顾。可能姥姥这里就攒了很多的不耐烦，和我说话难免态度不好。”

回归家庭的全职女儿有了父母的庇护，矛盾和不满也在日常生活中酝酿。有人体验过数月“全职女儿”后，指出，全职女儿生活的幸福程度，还需仰赖父母的态度。

“寄人篱下，需要交出自由。”杨越说。早上她不敢比母亲晚起，因为“晚了她又得唠叨，甚至我得挨骂。”已经24岁的杨越，父母对她的管教一如从前，晚上10点半不回家就是无数条的微信催促，不接电话就会一个接一个打。

近半年，杨越能明显感觉，父母对自己的包容度下降了。父母挑剔饭菜的次数日渐增多。母亲越来越常对杨越说：“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做。”这些话每次都能让杨越感到委屈，有时她也会赌气地想：“明明家务都是我在做，如果再骂我，我真的就什么都不做了。”

杨越感觉到，父母谈论一些日常小事时，越来越频繁地上升价值。不收拾自己的房间、塑料袋没套好、做饭后没有擦去溅到墙面上的油渍，这些细节，都有可能成为计较杨越“啃老”的导火索。

人在屋檐下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她行为越发谨慎，“不然我妈会骂我。话很难听，普通话实在翻译不过来。” 很多次，母女俩爆发争吵，最后都在母亲“你滚出我的房子”“别花我的钱”的指责中结束。

在家当全职女儿，收入紧缩。金钱也成为一种焦虑。

韩阳时常为花父母的钱感到愧疚。两年前，韩阳因为生病，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女儿。

治疗花去了父母七、八万元。有时候，亲戚朋友来探望，会留下一笔钱。母亲往往都会交给韩阳使用，供她的日常开销。韩阳很有负罪感，“总觉得不该花父母的钱，这么大了还要靠父母感觉很不是滋味”。为此，她很少采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连父母都看不下去，总是劝她：我们就你一个孩子，钱早晚都是你的，而且你是因为生病了才没办法工作，不是啃老，没必要省钱。

回归家庭之后，杨越做家务之余，一直在准备考公，吃穿用度有爸妈支援。

杨越的父母每月薪资一共一万多元，有房贷和债务要还。有时杨越看到父母工作那么辛苦，觉得以及应该出去挣点钱。但父母不想让杨越干其他的工作，一定得是有编制的工作才行。有时，他们会在劝杨越好好考公，不要着急找工作时，劝她不用担心花家里的钱：“你每个月花的也不多，你挣那点钱也帮不到家里。

“嘴上这么说”，杨越感觉，父母其实还是希望她能快点出去工作挣钱。

杨越之前工作时，没有留下太多存款。近半年来，杨越的收入全部来源于父母。父母一个月会给杨越五百块，有时家里钱紧父母不给，杨越也不会主动要。作为一个成年人，向父母要钱是一件尴尬的事。

杨越自认物欲比较丰富。换季会想买新衣服，8月份周杰伦开演唱会，她也想买票去观看，更不用说在朋友圈看到同龄人去旅游拍的照片，她羡慕不已。

“年轻人总是渴望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但我想出去吃个饭看个演出父母都不太支持。一方面觉得浪费了学习时间，另一方面觉得又花钱了。”杨越说。

所以，杨越只能刷信用卡，还不上就办分期，每期的金额不多，但期数已经累计到了明年年底。这样的消费习惯让杨越不免焦虑，半夜躺在床上担心万一哪天信用卡还不上了该怎么办。

为了节省开支，减轻父母的负担，杨越有时会到家附近的便利店临时顶个班。

图丨杨越打工的便利店

纠结的婚恋和事业‍‍‍‍‍

成为全职女儿之前，王楠的生活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属于一名有志青年：985本科毕业，北漂，互联网打工人。不过，落在了 996 里，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大小周，周六日经常出差。

2020年5月，王楠从公司辞职，拖着行李箱，从北京出发，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我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2020年时，每天新闻都传来疫病新增死亡病例的消息，王楠觉得人生短暂，自己不应该这样活着。

跳脱被996困住的境况后，她决定回到父母身边。

王楠的身上，运行着两个社会时钟。在家中当全职女儿，照料家人运行着一套时间表。此外，她还想尽力维持个人成就的社会时钟，为此她要挤出足够时间学习。她时常为兼顾两者感到疲惫。

如果只是做好家务、照顾好姥姥，事情就简单许多。

想要照顾好老人，王楠就无法学习、做兼职。她必须陪伴在姥姥身旁看着她，姥姥耳背，在家看电视常开大声响，王楠即使在隔壁屋子里学习也很吵。也不能出门学习，因为老人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在家当全职女儿的头个月，王楠就发现，难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当全职女儿两年，31岁的王楠因为家长安排的两次不愉快相亲，和母亲急迫“催婚”，变得异常反感结婚。

包容女儿回归家庭推迟就业的同时，王楠的父母操心起她的婚事。

在父母安排下，王楠相亲了三次次。第二次，参加相亲的男士席间借口对王楠很满意，想凑上来搂她。王楠默不作声地推开那位男士，匆匆再聊几句就散场告别。因为是家人介绍，王楠不敢撕破脸皮，但内心十分不爽。

回到家，她把那位男士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母亲。但过了几天，家里又给她安排了下一次相亲。

这次这位男士把约会地点定在了公园，事后，王楠意识到当时他刻意避开了饭点，王楠认为那位男士连一顿饭的钱都不想投入，只想用最低的成本搞清楚，王楠能不能马上和他结婚、快速生小孩。

对王楠来说，结婚一点好处也没有。可是她的父母无法接受，他们总是说，人要遵循人道，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就应该结婚。不结婚就是大逆不道。所以，王楠没法和父母说自己不想结婚。

一度，母亲因为王楠逃避婚姻而骂她不孝。王楠躲回房间，母亲在她房门外声泪俱下地哭喊，宣称要拿刀劈开王楠的房门。父亲则问过她：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的同学也没读那么多书，早早结婚生娃了就行。王楠说，她没回怼，因为回嘴了也没用，这些恨都记在心里。

面对相亲，另一位“全职女儿”王咪是迷茫的。她宣称，看待婚姻顺其自然。但成为全职女儿之后，她就不得不放下这种坚持，顺从家人的安排去相亲。一次，和她相亲的男士见面不说话，一直低头玩手机。因为那次见面气氛尴尬，结束后王咪匆匆走了，结果被母亲指责：不打招呼就走太没礼貌。王咪感到不解和气愤：“回家后我三天没理我妈。”

和打定主意啃老维生的年轻人不同。很多全职女儿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她们寄居在父母羽翼之下，等待回归职场和社会的好机会降临。

全职在家期间，王楠准备了法考和研究生考试，最终她通过了法考，8月份前往昆明当实习律师。实习律师的薪资每月在两、三千元左右。王楠也不知道能不能把律师做成事业，借此出人头地，“先做做看”，王楠说，她需要借这份工作来社交，作为从全职女儿状态回归成人社会的踏板，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连接。

打破了社会时钟，外界的眼光，还是会按照世俗的标准，也会时不时鞭打杨越。

对于读研的杨越来说，比本科毕业的同学还多了一种站在高处不敢往下走的恐惧与焦虑。已经是985硕士了，找的工作也必须体面，“已经走到这儿了，好像必须继续优秀下去”。

有时，杨越会到母亲工作的便利店帮忙，来往的客人在看到她时会自然地问“杨越还没工作吗？”杨越会解释:“硕士毕业了在家准备考公呢。”有时，待顾客走后，母亲会叮嘱杨越好好学习；有时母亲沉默不语，但杨越心里也知道母亲在想什么。“我感觉自己有点丢人”，杨越心里想。

杨越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说自己没工作的时候，觉得有点抬不起头。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容易敏感和自卑。她和之前的同学基本不联系了，“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过这样的生活”。

回归家庭后，杨越一直在备考公职。这是一道窄门。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3年“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全国有259.77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实际参考人数152.5万人。也就是说，每41个最终参加国考的考生中，只有1名会被录取。

对考生来说，落榜意味着过去一年努力清零，需要重考或回到就业市场。就业上，高校毕业生也越来越多，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相比2022年和2021年分别增长7.62%和27.39%。与此同时，就业岗位却并未明显增加。

蜗居父母羽翼之下，未来不确定的凶险更让杨越倍感焦虑。精神内耗如影随形。

杨越频繁失眠已近1年。每天睡前，种种担心就会从脑海里冒出来，她担心自己没法公考上岸，担心自己的人生就此萎靡凋零。塔罗牌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很长一段时间，她会在睡前心绪焦灼地看占卜视频，在视频解析的声响中恍惚睡去。睡梦中也无法安稳，无论失眠多久，她都得按时早起，否则，又要焦虑会否承受父母隐晦的责怪。

有段时间，她时常感到不明原因心跳加速、喘不上气。后来她得知那是人焦虑过度引发的躯体化反应。

2023年7月，因为论文盲审没有过，杨越没能如期硕士毕业。延毕之后，杨越也失去了原本唾手可得的到本省某事业单位就业的事业编待遇，和10万元安家费。工作告吹，她不得不继续在家，一边焦虑，一边蛰伏着等待新的进入社会的机会。

横向对比，当年本科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有了稳定的就业。她羡慕本科毕业后第二年就省考“上岸”的哥哥，听说有同学考研失败后，最终也找到了工作。这些消息，让杨越越发焦虑，似乎所有人都在走出困境，只有自己还被困在原地没有进展，“我甚至觉得自己以后的人生要完蛋。”杨越说。

她把朋友圈关闭了，避免频繁地看到这些同龄人的消息，产生比较。

“不看到这些我的心情还能好点。”

* 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