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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家升:粪殇——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

阿斗的梦 阿斗凿墙 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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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2017年11月,作者重访门口塘农场旧址。 此地曾作为文革的“五七干校”,如今招牌仍在。

作者:茆家升


【写在前面】


2006 年春节前,我再次见到难友方后高时,他已是七十有四的古稀老人了。只见他头发花白,满面沟壑,颀长的身躯也佝偻了。


四十八年前,我们在同一生产队劳动,那时的英俊少年,已经难觅踪影。但当我们回忆起农场岁月时,他依然思路清晰,语言明快,还是当年那般的古道热肠和愤世嫉俗。


一别近半个世纪,我俩都老了。老人本该多说些欢乐的话题,免得徒生许多伤悲。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那非常时期结识的,话题总会回到过去。


这次我是衔命而来,要为一些基层小右派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几份记录。后高兄对无为城乡情况十分熟悉,是我最理想的向导,他也乐于为之。


我首先想了解的是无为一中李信鹏老师之死,他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1、李老师之死


李信鹏老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他是我们无为一中的 化学老师。无为县城很大,人口有十多万。一中规模也大, 好几千学生。反右之前,一中的教师队伍很棒,有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个个是宝,可惜反右之后,很多老师被打倒,从此一蹶不振了。


我在无为一中读书时,未和李老师单独说过话。李老师主要教高中部,我初中毕业,考上芜湖农校就走了,他那时不一定记得我。毕业后我回无为农业局工作,也没有和李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只是反右罹难,又一起发配到这荒山沟来, 我和李老师在同一个生产队,当然就亲近起来。


李老师话不多,但看问题很尖锐。他对我说的一些话我也听不懂,懂一点也不敢乱猜乱传,那是犯大忌的。但听李老师说了后,我的内心平静多了。他对我这么信任,我也很高兴。那时他也才三十多岁,体质瘦弱,从未干过农活。我二十来岁,又是学农的,我帮帮他是责无旁贷的。


李老师虽说体力弱,一般性的劳动还能坚持,只是有些农活他做不下来。比如有一次施肥,从猪场挑来的粪肥半稀不干的,里面有猪粪尿、未沤烂的死猪,活蛆乱爬,恶臭难 闻。舀这样的粪已是受大罪了,可是那个红眼黑牙黄胡子的梁队长,硬说用粪瓢是修正主义,他要我们用双手捧。那是人干的活吗?臭气直冲脑门不说了,徒手伸进满是死猪烂肠 子的粪桶里,大大小小的蛆虫,顺着手臂直往身上爬,能把人恶心死。


我看到李老师在一旁直搓手,就是不敢往粪桶里伸。我就小声对他说,你蹲地上,就说肚子痛,你的任务交给我。 


我帮他捧完了,李老师总算逃过了一劫。


1959 年深秋,秋收结束了,按农业规律应该进入冬闲季节。可是场里要持续的“大跃进”更“大跃进”,加大我们的劳动强度。不问天晴天阴,每人每天要交八十斤粪肥。牛头山矿区有优质的人粪肥,你们赵家岗离那里近一点,我们罗家冲过去近五十里,来回就将近一百里。而且还是去偷粪, 哪里是说偷就偷得到的?


深秋夜长日短,那天刚亮,李老师他们十来人就出发了。 天黑以后,我才见到难友们陆续归来。他们挑得都不多,最多的也不过六七十斤。李老师和我同一个宿舍,我眼见外出的人一个个都回来了,就是不见李老师的踪影。我心中十分不安, 挨个问与他同去的人,他们都说李老师还在路上。他积到的肥很少,一路上都是担惊受怕的样子。


我听了十分着急,心里想着,李老师步履蹒跚,有气无力一步步往前捱,还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


等到小半夜了,李老师还是一直没回。我预感可能大事不好,急忙向作业区领导汇报。领导要我邀几个人,一路去查找。我们走到张家大庙附近,见到一个人倒在路边,已经没气了。 再一细看,正是李老师。他身边倒着他的扁担和两只粪筐, 筐里的粪肥还在散臭气。


那时死个把右派,跟死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还不能议论这种事,当时的说法是避免扩大影响。


人死了要埋,我先找到农场领导批条子。拿着批条我找到焦山长,焦是位热心人,他急忙四处找木料。场里确实存有几方大圆木,焦说那是准备盖马厩用的,谁也不敢动。我们就四下找木板,找了一堆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板料,勉勉强强拼凑成一副薄皮棺材。


给李老师装殓时,我还找出他最珍爱的一件皮背心,给他穿上了。我想他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胸前要多一点暖 气。


可惜棺材板子短,还不到一米六。李老师身高在一米七 以上,入殓时真是费了很多事。我心说,对不起老师了。李老师的头是低着的,两腿是蜷着的,两个膝盖好像是下跪的 姿势,还是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只能说,好歹有副棺材去埋,也算入土为安吧。这总比曝尸荒野,任狗啃狼拖要好一 点。


李老师的家属来不了,中国历来有师徒如父子一说,只能由我来为李老师办后事了。那时形势十分严峻,今天李老师死了,下一个还不知是谁。我们那时还是单身,而李老师是有家室的。我就想到,总有一天,他的老婆孩子要来寻找 亲人。我要是活着,还能帮帮忙;如果我也饿死了,谁能记得李老师埋在哪里呢?


我就想到,要给李老师的葬身之地做个标记。后来传成我给李老师立碑,那是夸大了。我只是在山上找到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手里也没工具,就用一根大铁钉,在石头上凿了字。我不知道李老师生年,就凿了三行:


殁于一九五九年十月

李信鹏老师之墓

学生方后高立


我刚把石头埋好,就挨了批斗。那天晚上,全作业区开批斗大会,说我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阴谋反攻倒算。又说我记下的是一本变天账,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干部说要把我批倒批臭,还要加重处理,杀一儆百!


那火力把我打懵了,如何加重处分,不就是送劳教劳改吗?这个作业区已经送走了好几个人,听说很快就饿死了。 我要是也被送去,还有活命吗?我才二十几岁。想到这里, 我全身冒冷汗,腿肚直打颤。哪里知道问题这么严重,要是想到了,借十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去给老师送葬啊。不能老师饿死了,再搭上我这个学生......


在大批判中发言的,有管理人员,也有所谓的难友,都是落井下石。能明哲保身不说话的,已是很难得的了。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恨他们,都是运动作的孽,谁都想活下去。 轮到我算我倒霉,恨谁也没用。


哪里想到,在这种气氛下,居然有一位难友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人就是徐毅。他语调平和,声音也不高,全场马上肃静下来了。 徐毅说,这是件平常的事,方后高又没有说李老师永垂不朽,又没有说李老师有什么丰功伟绩。称李信鹏为老师,自己是学生,都是实际情况。石头上凿几个字,也只是留个记号,免得以后家属来找不到地方。依我看这没什么错。


徐毅这么一说,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同主持批斗会的人,都无话可说了。批斗会匆匆收场,我也松了口气。 我心中对徐毅很是感激,一时不知怎说才好。


2、君子徐毅


徐毅和我不是一个生产队,平日我们也很少打交道。但我们知道他资格老,十三岁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那时的说法叫红小鬼。据说他被划右派是因为反赫鲁晓夫。他为人有君子之风,仗义执言,管理干部也有点怵他。他患过肺结核,听说曾因此大咯血,在你们科里住过院,现在还好吧?


你说过,徐毅是在宣城县副县长位置上离休的,还是住在宣城。他是个豁达的人,自己开玩笑说,反右之前就是副县,离休时还是副县。从做官角度看,不算是成功人士;从做人的角度看,应属极大的成功。


“文革”时听说小张要整徐毅和你们,我疑虑重重,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过江去找到小张。我问道,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何至于难友相残。我特别提到说,徐毅在农场对小张你也是很爱护的,为何你翻脸不认人?


你猜小张怎么说,他 说徐毅真的有问题。什么问题?他说,徐毅多次赞扬于谦,于谦是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赞扬于谦,不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吗?


我想这就是胡说了,不过小张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文革” 前他有一天到无为来,我俩逛街,在新华书店他看到郭沫若新出的诗集《百花齐放》。他翻开诗集,越看越气,拿起笔在 书上写了几笔,又把书放回架上。我当时也未留意,不知道 他写了些什么。


小张第二天走后,我想想有点不放心,就回到书店找到了那本书。翻开一看我吓坏了,原来小张在书中写的是:狗屁不通!吹大牛,无耻!


这样的书,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还不是铁证如山?我不动声色,拿下这本书,到柜台付钱买下了。拿回家来以后, 我把它藏在了家人不易发现的地方,也未和任何人说起过。 因为这只是小张一时义愤,信手写来,其实和我们的观点没什么区别。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


可是听说小张要揭发徐毅和你们,我简直气坏了。看不出来,小张进步可真大,成了革命派了。我对小张说,我不和你辩论, 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我就从包里拿出那本郭沫若诗集,翻到他写批语的那一页。


小张一看,顿时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把书往包中一放,对他说,你脑子清醒点,这可是白纸黑字,比道听途说管用多了!说罢我转身就走了。


这件事你们芜湖的人没一个知道,我不说,小张肯定也不敢说。当然, 以后运动转移了方向,改斗工作组走资派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他会闹成什么样子。


3、百姓怒砸姚奎甲


离开农场后,你们回到芜湖,我回到无为。我们日子都不好过。我也认识李老师的夫人,但我是摘帽右派,她是右派家属,都是灰头土脑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偶尔在街上 遇见了,也就点个头而已,能说什么?更别提寻墓的事了, 那叫右派翻天!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兴奋地站在街边,一改多年来低眉顺眼的样子。


那是1966年,“文革”刚开始后不久。你知道的,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干尽坏事,饿死了三十多万人,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为老百姓恨死他了,1962 年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他到芜湖造船厂当头,老百姓再恨他也没办法。


“文革”开始,也是整人,抓牛鬼蛇神。哪里想到后来会有群众斗领导的事。无为百姓最想斗的是谁?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几个造反派头头过江到芜湖来,把姚奎甲揪回无为,游街批斗。


这件事在当时也很平常,按伟大领袖战略部署办事,到处都在游斗工作组和当权派。很多地方也就是走过场,可是游斗姚奎甲就不一样了,无为人对他有血海深仇, 三十多万人死了,他们的亲属子女都在,他们会忘了这笔血债?


几个造反派头头犯难了,他们清楚,如果只开几次现场 批斗会,还能控制局面,可是游街就不一样了。单县城就有十几万人,四乡八邻还有百姓赶来。群情激奋起来,那场面无法控制,出了意外咋办?


按说无为饿死三十万,换他一条命,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饿死的人和直接被杀死的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再说那时候全国到处如此,姚奎甲只是更左一些而已。可是百姓们不会想那么多,他们只知道那时姚奎甲当书记,大家都有复仇心理。


几个头头反复磋商,决定用个铁笼子把姚奎甲装进去再游街。这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 事后证明,果然是个办法。


这事你们在芜湖也听说了,是的,就是那天。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感情。对李师母一家来说,李老师死了,家 中顶梁柱倒了。对我来说,二十来岁沦为异类。面对这个恶 人,恨不得上前扇他几个耳光。


但是,我和李师母都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想给自己找麻 烦,我们是旁观者。


那场面你是未见到,见到了终生难忘。我们经历过的运动可谓多矣,哪一次不是领导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是谁都知道,绝大部分群众都是盲目的,只是运动中的一枚棋 子,任人摆布而已。


游斗姚奎甲就不是这回事了,那是百姓自发地要讨回公道。游街日期一公布,消息迅速传开。到了那一天, 街上早早地站满了人。有县城的,也有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 人们表情严肃,有的眼里还含着泪花,估计是想起亲人惨死而情不自禁。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顿时人声鼎沸,一片打倒之声。所有人都在喊着:向姚奎甲讨还血债!


突然,人群中有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石块,砸向关押姚奎甲的铁笼。一人开了头,只见街两旁的人,全都一拥而上。 他们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人们边砸还边喊,有的人捶胸顿足,还有的人掩面而泣。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掀起狂风巨浪了。


多亏那是铁笼,而且很坚固,就这样也被砸得不成形了。 车内的姚奎甲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这我都不知道 ,只有靠前的人才能看到。可以想见,那天要是铁笼不坚固,姚奎甲肯定要被砸成肉酱!


就是在那天,我看到李师母和两个孩子,她们也一定看到我了。因为人群都拥向了笼车,我们是少数没有砸车的旁观者。 


后来听说,保了姚奎甲一条命的造反派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批斗。姚奎甲罪恶再大,群众组织也不能把他定罪。 所以,到头来还得自己吃亏。但是为什么当时人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他们身后是三十多万饿死者的冤魂啊!


斗完姚奎甲,一切还是老样子,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好说的。要是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我们还不是苟活的贱民。无为饿死三十多万人的事,也将被永远尘封!


4、陪师母寻墓


李老师改正之后,师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李老师的遗骸迁回故乡,与亲人子女相守。她知道李老师当年是我装殓掩埋的,还刻了块碑,就请我陪同前往。


我陪她去 了,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总不能使自己敬爱的老师,长年埋骨荒野,成孤坟野鬼吧。


你知道的,无为到广德不远,从无为过江到芜湖,汽车站有开广德班车。要是赶上上午的班车,到广德转车,当天就可以到门口塘农场所在地邱村。


我们赶到邱村时,已是傍晚。我把李师母安顿在小旅社,一个人往通向昔日农场的小路上走去。


还是这个深秋,还是这个十月,还是晚风萧瑟,寒气逼 人。1979 年,距李老师罹难正好二十年。我感叹,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如果是一个清明时代,这二十年正是我们为国为民效力的最佳年龄段。可是李老师却躺在一座孤坟里, 我们活着也是抬不起头,谁都可以羞辱作践。没有 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恢复自由身,还能陪伴师母来寻找李老师的墓。


到了那里,我发现当年做的石头标志,即所谓的墓碑,却早已荡然无存。没了那块石头,李老师的坟就和所有的无主孤坟一样,无法识别了。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地形我也一点印象也没有。这儿是乱坟岗,基本都是无主坟,没人来祭奠凭吊和修葺。一眼望去,只见地形杂乱,荒草萋萋,脚下也是坑坑洼洼的。 有些乱坟堆坍塌了,还能见到几根白骨,夹杂在荒草与泥泞之中。


这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地,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如果不是寻亲,没有人愿意在此停留。


你问师母的心情,那还用说吗?师母那时候也刚五十出头,这么多年,独自一人抚育李老师的遗孤,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使她显得早衰。亲临这一片肃杀之地,触景生情,她连步子都迈不开了。


无论如何,我们是为李老师而来,也只能开始起土。其实这些地方哪里看得出坟堆,只是些略高于地面的土包而已。 我只能一个不丢地一排排挖过去,用所谓地毯式搜索的方法来找寻。


其实干这种事心里挺虚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挖祖坟。那是对一个人也是对一个家族的侮辱。老百姓认为这么做是冲犯阴气,于活人是十分不利的。虽说这是乱坟岗,地上都是些无主坟,但这里的亡灵也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惊动他们呢?所以干这种事时, 我一直有犯罪感。只是想到师母的心愿,想到我也不是为谋私利,才少了些犹豫和恐惧。


我小心翼翼地挖开茔地,只要见到的不是我要找的,我都是连连祈祷:请不要怪罪,我们在找亲人,不得已惊动了您。我一定按原样恢复好,再多培上几锹土,请您安息!


收工时我目测那块乱坟岗,我们动过的地方还不到五分之一。按这个速度,还要五六天才能全部搜寻一遍。我不怕辛苦,但对能否找到墓穴,还是毫无把握。


第三天继续,一到乱坟岗上,我先转了一圈,看哪里离我原来的作业区最近。虽说准确位置找不到了,但大方向是不会错的。我就在那片地方转来转去,果然,隐约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所以第三天, 我们换了一个起点开始挖。


但那天也并没有那么神奇,和前两天一样,我们从太阳刚出山,一直干到夕阳西下。还是一无所获,不过我心里似乎有种预感,好像离李老师越来越近了。


连续干了两天,我感觉很累,体力也快支撑不下来了,毕竟那年我也四十多了。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李师母也过意不去,她连声说,回吧,明天再说。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脑海里萌生出一个念头:成败就在今 天,今天再找不到,明天就可能累得起不了床了。我就对师母说,太阳还未落山,再掘几个试试。


果然,掀掉第二个坟堆的土层,我就见到长短宽窄不一的白茬棺木,正是我和焦山长一起钉的那副。木材已经腐朽, 一碰就烂了,但形状没有变。我连声对师母说——


“找到了!找到了!”


我对师母说,我马上开棺,您站远点,免得受刺激。师母哪里听我的,她恨不得上前用手扒开棺木。她想象不出,那么鲜活的一个人,学问好,品德高尚,一直受人尊敬,没有任何过 错,开过几次批斗会,人就被送走了。走时四肢健全,思维敏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从此阴阳两隔。谁给人间带来如此悲剧,这一切岂是“改正”二字便能打发了的?


撬开棺木,只见一切有机物都销蚀干净,归还给茫茫大 地了。只有那件皮背心,依稀可辨轮廓。留在棺木中的只剩一副骨架,依然是低着头蜷着膝的架势。


李师母一见这情景, 顿时昏了过去了。剩下来的拣骨和装袋,都由我一个人完成 了。


翌日,我们带着李老师的遗骨,匆匆赶回无为。


【后记】


方后高,男,193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城关。曾祖方六岳为清末孝廉,著名诗人,有多部诗集传世。方六岳曾为山海关撰楹联一副:“乘三军讲武余闲,莳杂花数本,种寒菜满畦,天末唱刀环,九塞澄清靖桴鼓;是万里长城尽处,坐辽海高峰,问秦时明月,樽前语羌笛,一亭春好占榆关。”  著名报人严独鹤先生誉之为天下第一名联。


老先生光绪二十年中举,深受同乡重臣李鸿章赏识,曾为李鸿章幕僚兼李长子塾师,后放江浙盐运使。辞官返乡后,着力兴学,为一代乡贤,陈独秀先生曾有亲刻寿瓶相赠。


家世代书香,方后高谨遵祖训,有儒雅之风;又宅心仁厚,在右派难友中广受尊敬。


方后高1954年毕业于芜湖农校,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县农业局小组学习会上发言,不同意当时安徽省领导盲目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团籍,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方在农场期间,笔者曾与他同队劳动。方兄农业内行,又热心助人。 笔者体弱,蒙方兄多方关照,铭记于心,终生未忘。


方后高1962年摘帽,回农业局仍任技术员。改正后,在专业上颇有建树。2016 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如今再去无为,城关风景如旧,只是方兄不在矣。今借这篇旧文,表达我对方兄深深的感激与怀念。


(2006年4月4日初稿于广州 ,2020年2月10日修订于芜湖,2024年清明再改)


【作者简介】茆家升:1937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1955年毕业于合肥医士学校,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降级降职到芜湖专区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文革”期间在乡村担任全职医生十年,后回到芜湖,1997年从副主任医师职位退休。退休后主要从事安徽反右、大饥荒研究。著有《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2004年初版,2024 年出版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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