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Stasi博物馆，现实镜像中的“窃听风暴”
如今的亚历山大广场和世界上其它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一样，繁华喧闹得几乎可以让人忘记它究竟是从怎样破碎的创伤岁月中走来的。就以这里为起点，站在368米的电视塔上向东方望去，不远处的Ruschestr.103号只不过是另一组身躯庞大的灰色建筑群。只有走近了才会发现，49栋大楼几乎是不间断地围成了密不透风的矩形，1号楼——Stasi（史塔西）的总部“千眼之家”（House of One Thousand Eyes）就在最里面的位置。
Stasi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它的名称来自于德语“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二战结束后，苏联便在德国的占领区内训练部分德国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组建“秘密警察”队伍镇压苏占区境内的反共分子。这就是Stasi的前身。
从1905年创立到1990年东德垮台，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Stasi发展至拥有9万1千名正式职工的庞大的规模，而当时东德的总人口是1700万，这意味着每180个东德人里就有一个秘密警察，而在苏联这个比例是1:600。
现在的“千眼之家”已经成为了Stasi博物馆，向公众展出Stasi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以及当时的部分工作照。
Stasi总部
德国人Simon Menner曾进入Stasi博物馆工作三年，整理那些工作照。他将工作照分为三个部分：一、Stasi员工的教学图片，例如如何乔装跟踪，如何偷拍与监听，如何近身搏斗与逮捕等等；二、被监视者及用来复原周边环境的存档图片；三、Stasi的内部活动照，像是接受“窃听骑士”的荣誉授勋，盛装出席的宴会等等。
这些照片看上去就像一本详尽的特工指南，无论是格子衬衫、贝雷帽、貂绒外套还是制服、八字胡须和工装风衣，相中人的造型变化不穷，涉及到了不同身份、年龄的各色人等，像是一个雄心勃勃，决议要展现东德人生活全貌的电影剧组拍下的试镜照一般。
Stasi的伪装术
事实上，为Stasi工作的人也的确形形色色，身份各异。据统计，Stasi曾有近30万正式员工，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非官方告密者”。一位曾在Stasi服役的上校估计，加上临时性密探，东德一共有200万人次曾作为告密者为Stasi工作。
最吸引我的是一组Stasi间谍示范如何打扮成西方游客的照片。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间谍将自己打扮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再与自己的同胞接触，以此监视同胞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边沁曾经提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设想：在环形的监狱中，所有犯人房间的窗户都正对圆心，同时也面朝着其它所有房间。同时，圆心处还建有一个足以瞭望所有牢房的塔，塔的玻璃经过特殊处理，可以由内向外看，但从外面是看不见内的。尽管圆形监狱在边沁在世时未曾实现，但它对之后的监狱建筑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福柯在之后也对边沁的设想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他认为圆形监狱完美地最大化了“看”与“被看”、“显形”与“隐形”的关系。Stasi的这组工作照正是呼应了圆形监狱的概念：监视者隐去了身份与形象，但却注视着被监视者的一举一动；看不到监视者但确信自己处于监视中的被监视者面面相觑，看人与被看的经验互相角力，直至被监视者不由自主地开始彼此监视。
如何将自己扮成外国游客
监视者的自拍照中弥散着时过境迁后的荒诞与怪异，镜头中被监视者的生活细节则一再地被放大。社区的邮箱始终有人监视，向内投递信件的男女老少无一不被拍摄了下来，电话亭也是如此。一切都如塞缪尔•巴特勒的抱怨般真实：每一片灌木丛中都有人在拍照，像怒吼的狮子般搜寻着可以吞噬的对象。
狮子是否会有放弃猎物的时刻？电影《别人的生活》（又译作《窃听风暴》）提供了温情脉脉的想象。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代号为HGW XX/7的Stasi密探魏斯曼在监听他的被监视对象——一名作家的过程中，因为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中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作家脱离了险境。片中的魏斯曼隐忍而孤独，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即使在最后时刻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吗？”时，他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应。
《别人的生活》自上映后便好评如潮，至今仍是德国最优秀的电影之一。但一些前东德的观众却说，像魏斯曼这样的Stasi探员简直太罕见了。以“党的剑与盾”为座右铭的Stasi探员应该如同精准的零件般忠于东德的谍报机器。
Stasi的化妆舞会
尽管Stasi探员如同东德人的梦魇，但如果端详他们的内部活动照片，就会发现，那些微笑和我们看过的其它微笑一样并无差别，也没有想象中的、会在不经意间便会逃逸出心牢的残忍与冷酷。也许比起遗忘，人们更加擅长的是将身心一分为二，转身就可以从冰山走向草场。
Stasi的工作照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使用宝丽来相机完成的，它们多是房屋内部的陈设情况，比如凌乱的床铺，未整理的房间，敞开的、装满了衣物的行李箱等等。看上去这些照片寻常普通，但实际上它们是密探进入被监视者家中开始搜查前拍摄的参考照片，用于之后的复原，防止当事人察觉。
用于复原时使用的宝丽来相片
关于Stasi对复原的重视程度可以从Simon Menner过去的采访中得以窥见。一位女士是家中唯一喝咖啡的人，也是唯一的左撇子。她的丈夫是Stasi的线人，常叫Stasi联络人在自己和妻子上班时在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有次女士发现咖啡壶的手柄朝向了右方，便询问丈夫是不是也开始喝咖啡了。丈夫回答说，“一切正常”。妻子的疑问引起了丈夫的警觉，他便要求Stasi的联络人更加谨慎。联络人让其它的同事也引以为戒，还共同编写了一份有关如何让厨房物件在秘密会议后保持原状的文件。
1990年，东德垮台之时，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Stasi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的恐惧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忙着毁机密材料的特工。然而，绝大部分档案仍然被留了下来，并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蒂莫西•加顿•艾什在《档案：一部个人史》中就记录了他在取得自己的档案后，逐一回访那些监视过他的Stasi密探和线人的故事。在这些材料当中，前东德人看到了别人为他们写下的日记。别人，指的是他们的亲人、伴侣、朋友、同事、邻居等等。之后，有人开始被迫迁居，因为他被发现曾经监视了邻居的一举一动；有人结束了婚姻，因为他的伴侣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线人；甚至有人选择自杀，因为他们的儿女发现自己被父母出卖，因此断绝了关系。
被监视者的照片
一些看过Stasi工作照的非东德人说，这些照片有时会令他们忍不住发笑，Simon Menner自己也承认幽默是让不同观者读懂作品的命门，“如果一个人因图片而发笑，他就无法不受到图片的影响”。
的确如此，尽管照片被置入了生活经验、社会记忆，但它的道德内涵仍然非常脆弱，浩如烟海的苦难的照片已经使人们对恶行不再陌生。随着时间的流逝，看照片的经验日益增多，个人体系的确立与麻木的培养几乎是并轴前行的，更何况是在工作照以功能性诉求构成的图像世界中。连罗兰•巴特都说，“全世界的照片构成一座迷宫，我知道，在这迷宫的中心，除了这唯一的一张照片以外，我什么也找不到”。
唯一的照片指的是什么，巴特说是他母亲年轻时的那张照片。
而在Stasi博物馆照片墙前流连的德国男孩则将手插进口袋，微皱着眉头向同行者提问，“嘿，我看上去和他们像吗？”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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