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 大师之怼
正在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持续展出的“米开朗基罗与塞巴斯蒂亚诺”本可以是个相互欣赏与合作的完美故事，但现实总有令人忧伤的转折。
文／Ben Luke
译／谢斯曼、宁莹
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约1485-1547）1531年时被选为教皇印章保管人（pimbatore），这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对其多年忠心的嘉奖。正是这一角色让他获得了“皮翁博”的封号，而他原来的姓氏是卢奇亚尼（Luciani）。但文艺复兴艺术理论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其著述《艺苑名人传》中提到，正是这一封号将皮翁博伟大的艺术生涯画上了句号。“塞巴斯蒂亚诺之死对艺术界来说算不上什么巨大损失，”他写道，“毕竟当他习惯了自己的男修士身份后，便开始对艺术漠不关心了。”
教皇克莱门特给塞巴斯蒂亚诺的礼物太重了。“当他没什么钱又不得不面对拉斐尔的威胁时，他仍坚持创作，而一旦满足后，就懈怠了下来。”瓦萨里在书中写道。
瓦萨里的观点来源于痛苦的米开朗基罗，他最终与故友皮翁博反目成仇。正在伦敦国家美术馆持续展出的“米开朗基罗与塞巴斯蒂亚诺”本可以是个相互欣赏与合作的完美故事，但现实总有令人忧伤的转折。
不过，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对于塞巴斯蒂亚诺的抨击带出了绘画大师们（Old Masters）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既要在工作室中努力创作画作，又得兼顾在宫廷或兄弟会中的一些角色。面对这些个“身份”责任，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们各显神通，努力在各种角力中平衡着自己的创作生活。一个世纪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米开朗基罗和提香为首的一众画家促成了“从手工艺到自由艺术的绘画观之转变”（艺术史学者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言）。同时，他们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曾经对于艺术家的浪漫想象——孑然一身，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在近现代时期已不复存在了。
是因为懒惰和富裕，使得塞巴斯蒂亚诺在最后十来年的作品产量直线下降吗？成为教皇印章管理者后，他常常利用教皇的铅制印章来签署来自教皇财库的公文。这一职位给他带来每年800达克特（ducat,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货币）的收入。在塞巴斯蒂亚诺于1531年11月致米开朗基罗一封信中，他愉快地描绘着自己获得的这份新殊荣：“教皇任命我为印章保管人，使我成为男修士，代替了弗拉•马里亚诺（即前一任印章保管人）。如果你看到我穿成男修士的样子，我保证你肯定会笑的。我是罗马最出色的年轻男修道士：换以前，我可想都不敢想。”同时他也表示这一职务耽误了他的绘画。“如果我到时还没画完教皇的头，请你原谅我，无论如何，我希望下周能送出，”他写道，“这个工作妨碍了我”。
尽管名义上成了修士，但塞巴斯蒂亚诺后来的挣扎却与公务与艺术之间的平衡无关，尽管这是很多著名艺术僧侣面临的困境。就拿巴托洛米奥修士（Fra Bartolommeo，1472-1517）的例子讲，他的导师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Fra Girolamo Savonarola）是多明我会牧师，并在15世纪末一度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在导师被逮捕并受火刑而死后，巴托洛米奥选择了成为修士，并彻底放弃绘画。
据瓦萨里说，巴托洛米奥自1500年起居住在佛罗伦萨城外的普拉托修道院中，毕其心血于祈祷和圣务中。巴托洛米奥可能在其修道见习期第一年内被要求停止绘画，但这画笔一搁就是四年多。而学者们就其重拾画笔的缘由争论不休：圣马可大教堂一位新来的热爱艺术的长老可能曾劝说他用自己的伟大天赋为上帝服务（修道院的财政状况自不必提）。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可喜的是，在其后来的人生中，巴托洛米奥成了高产的僧侣画家，他高雅协调的画风可与著名的僧侣画家前辈安杰利科（Fra Angelico）媲美。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马提亚•维沃（Matthias Wivel）对塞巴斯蒂亚诺因其职务耽误绘画一说表示怀疑：“他的确有公务在身，但我并不觉得有多繁重……他跟随教皇出行，得履行一定的职责，所以我不确定这对他的绘画究竟能造成多大的干扰。问题是，前一位印章保管人是利奥十世的小丑，他对其宠爱有加。这是一种荣誉，而不是实务岗位。”
正如维沃说：“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看起来并没有因为塞巴斯蒂亚诺的‘身兼多职’而对他嘴下留情，但他们的话也不能全信。”为什么呢？“很显然，米开朗基罗对塞巴斯蒂亚诺很不满，这可能跟《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有关。”根据瓦萨里提供的信息，两位艺术家在西斯廷教堂壁画的技法上产生过争执。塞巴斯蒂亚诺说服教皇保罗三世，壁画应使用油画颜料；而米开朗基罗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女人、闲人和像‘巴斯蒂亚诺修士’这样的懒人”才会使用这种技法。
维沃认为“米开朗基罗很可能曾考虑过塞巴斯蒂亚诺采用油画颜料的提议，并尝试去做，而后决心不从，并心生怨怼”。他还表示，任何关于争吵背后原因的说法，都不过是一种推测。但是，对于塞巴斯蒂亚诺被封为印章保管人后几乎停产一事，维沃并无异议。“他没有完成任何东西，瓦萨里说的没错”，他说。塞巴斯蒂亚诺最后一件记录在案的作品是一幅基于米开朗基罗底稿而作的在西班牙乌贝达的《哀悼基督》（La Pietá）,开始于1531年或1532年，但1539年才完成，这也是二人最后一次合作。维沃说：“我感觉，自从跟米开朗基罗断交后，他几乎不再提起画笔。”
维沃补充道，瓦萨里书中塞巴斯蒂亚诺用以解释他绘画停滞的“感人引语”与艺术家敏感、自我批判的个性是吻合的，尽管瓦萨里为了迎合“惰怠”这一主旨而可能对引述加以润色。塞巴斯蒂亚诺说：“如今的世界是个天才的世界，从前我花两年能做成的事，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很久——但也不要太久——我应该会发现所有能画的都被画过了。既然有这么些执着的能人，那总得有些人应该什么都不做，这样能人们才有更多的事情可做。”
（本文为节选，作者原文标题为《艺术家的另一面人生》。图片均由英国伦敦国家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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