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文化纵横作者群看到黄纪苏论国学乱象的文章，深感“国学热”乱象纷呈，现在确实是到了必须自律、调整、提高的关节点。再乱搞下去，不自我批评和调整改变，终将厚诬古人、败尽声誉，我辈将成为华夏罪人。大学应有批评和引导“民间国学”的社会责任。

“批评”不是自由主义和马主义的专利。儒家自古有极强的批评传统。而且，儒家批评传统的优点在于：一、儒家批评总是含有自我批评的批评，是自反自律自省的批评。二、儒家批评总是建设性的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是打倒批臭。三、儒家批评是君子不党、独立不倚、和而不同的批评，不搞派系斗争、党同伐异。这两年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谈儒家作为建设性的批判理论，尝有分析（点击打开去年的发言稿《法兰克福通三统工作坊发言》以及今年的发言稿《吊诡现代性与跨文化古典复兴》）。

今天推出的讲稿是上周在东林书院《中庸》会讲（点此查看详情）和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金坛分院开院时作的报告，讲“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封面图片是去年在同济书法课上示范临帖的情景（古典书院学员方曹峰拍摄），也是“伐柯”的道理，因为临摹和书写之间的关系正是“其则不远”（参考拙文《临帖禅修的五个步骤》）。

金坛分院揭牌仪式上，我主要说了这一点：书院越是发展壮大，我越是充满忧虑：我们能持守素心读书的初心吗？我们会不会为了追求“规模扩大”而发展出某种“便于推广的模式”？钱关好过（民非机构本身也不允许盈利），名关呢？急于“推广”的功利关呢？这些都是可能的障碍。如果我们不敢直面这些可能性，不敢提醒自己、批评自己，那么，好的出发点完全有可能做成坏事。这样的例子在所谓的“国学界”已经太多了。

这个意思还将在17号的古典书院导论课上再谈一谈。这次导论课主题想讲“听闻感动不如自学默化”，时间是17号（周六) 下午 14：00—17：00，地点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三楼报告厅。更多详细信息可关注古典书院公众号（tjfxgdsy）。

有朋友问这学期我的课程安排，这里顺便通知一下：我这学期开有博士课程《中国思想原典》在每周五下午5-6节（1:30开始），彰武北大楼207，欢迎自由旁听，但不欢迎赶热闹的听众。我保留随时劝退旁听朋友的权利。第一次课是18号（因中秋节调到周日）。

东林书院《中庸》会讲现场

伐柯与时中：东林书院《中庸》会讲及古典书院金坛分院开讲讲稿（节选）

柯小刚（无竟寓）

《中庸》是道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没有什么东西不在大化流行的道中产生、发展、衰败和终结，但只有生命的存在有生息和死亡。生命的生息和死亡不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过程，而是“生死之间”的整体性。在“生死之间”的有限生命中，每一个瞬间不再是线性过程中的孤立之点，而是敞开为一个生活的世界，在其中有鸢飞鱼跃的天空和大地、慎终追远的先民和来者。如此，则有限的生命竟然也能像生生不息的道一样高明博厚、悠久无疆。这便是《中庸》开出的道境和生命之境。

然而，吊诡的是：当生命处身其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而当他想要知道的时候，他往往不在其中。知必然包含一种静态的分别，而道却是整体性的过程。心为生命的自觉提供了可能性，也造成了困难。所以，孔子反复感慨“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知”和“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代汉语的“知道”这个词那样不假思索地连在一起，而是充满张力。知者不一定知道，知道不一定行道，而只有在行道之中才有真正的知道，只有在知道中才有真正的知。

“知道”或生命的觉知是一种活泼泼地生活在其中的、但又是自觉的浑然一体的知。这种知不是抽象的、对象性的、形式化的知识，而是具体生活中的生命自觉和物我感通。这样的自觉和感通是充实的、有光辉的、往来不绝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生命的实情构成了知道的基础，而知道本身就是生命觉知的实情。故《中庸》首章即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并不是因为“道”构成了“存在的本体”或“万物构成的原理”，而是因为“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后一“道”字通“导”字，须念作“导”）”：只有在“道之自导”中，才能获得我的充实、物的成就（“不诚无物”）。

这层意思在“伐柯”的譬喻中得到生动的阐发：“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柯”既是右手拿的斧柄，又是左手拿的树枝；既是用以砍伐树枝的斧柄，又是被斧柄砍伐的树枝；既是修整的榜样，又是修整的对象。在“执柯以伐柯”的“诚者自成”行动中，心、眼与手相感、相应、相诚（相诚所以相成，诚者感应之实也），犹如“道之自道（道者导也）”，在整体的观照和行动中浑然一体，“无入而不自得”，物虽远而犹近。

相反，如果脱离这个“道自道-诚自成”的行动整体，对象性地去看一端，或不顾斧柄而只看树枝，或不看树枝而独察斧柄，则必然偏斜，与人相远、与物相远、与己相远：“睨而视之，犹以为远”。一旦离开过程性的“时中”（这个“中”实无定点，只是“执两而用中”的中庸之道，中庸即用中，庸亦用也），从“执两用中”的中庸状态中脱离出来，想要“正视”其中一端，这样的“正视”对于行动整体的“时中”而言，反而会成为斜视，因为它只顾及一端，未能“并育而不相害”，更未能“川流”、“敦化”。

在这样的斜视中，由于脱离“为道”以求“知道”，必然导致树枝与斧柄的分离、伐柯与法则的分离、身与心的分离、人与我的分离、政治与修身的分离、学问与德性的分离，乃至所有事物之间的分离、去远、漠不相关。如此，则成就一个不仁的世界、无感的世界、技术的时代、机械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哈姆雷特所谓脱节的时代、掉链的时代，也就是“不在道上”的“无道”的时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中庸》正是为这样的时代而作。面对现代性的深重困境，《中庸》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有着无与伦比的当代意义。只是，现代人恐怕已经傲慢到无可救药，虽《中庸》之含弘通达亦无如之何矣。

在东林书院修改讲稿（陶潜拍摄）

当然，另一方面，正如我在十年前的文章《睨读中庸》中曾经分析过的那样【参拙著《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或点击查看《睨读中庸》以及《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如果执着于“道”本身，想要“正眼看它”，以便于“看得更清楚”，那么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会像伐柯譬喻中的对象性观物一样“睨而视之，犹以为远”。与之形成吊诡对照的是，在“时中”的“行道”过程之中，兼顾两端的“睨视”或眼睛余光对于周遭的仁性照拂，恰恰是达致中正的“致曲”之路。中正并不是端着架子，死盯着一个不变的几何中点，目不斜视，而恰恰是通过一种兼摄的、散焦的、气化的、变换角度的“睨视”而来动态地实现“时中”。斜正的关键并不在于视角的正对与否，而在于看视之人是在行道中为了行道而看，还是在道化过程之外为了看而看（即使是为了看“道本身”）。道行，则无往不正，虽然在每一个定格的瞬间可能恰恰是斜的；道不行，则虽正犹邪、似正实邪。

《中庸》所言，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人道。“人道”这个词在“无道”的现代世界只被理解为人的权利，丧失了“道”的意涵。现代思想一定要去掉“道”，据说是为了“人”。出于“人道主义”，为了“人权”，一定要“推翻道的统治”，“把人性从道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云云。至于“人性”是什么呢？现代人以为不过是基本生理需求而已。基本需求固然重要，但只是人性实现的物质条件，并不是人性本身。在古典思想看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古典那里，这种现代人性思想恰恰是对人性的遮蔽。现代哲人说“人死了”，诚为现代写照。当现代人挣脱“道”，“解放人性”，人类就进入一个“无道”的世界，人性也就荡然无存。

《中庸》的道理说到底就是一个“诚”字，也就是各尽其性的生成。天之为天，地之为地，人之为人，都是“诚者自成也，道自道也”。“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这是一个相互感通的气化混沌世界，也是一个各尽其性的个体生命世界。万物生成既是各正性命的过程，也是相互感通的气化流行。各尽其性既是各自的成就，也是对他物的成就。任何一件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其他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条件，同时，每一件事物都有自身的界限。故《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执柯以伐柯，其则不远。”然则，此柯与彼柯同乎？异乎？一者欤？二者欤？“睨而视之，犹以为远”，则同不兼异、异不兼同，见一不见二、见二不见一，不立“时中”之大本，中之时用亦不行矣（“用”即“庸”）；执之，伐之，“时措之宜”，用在其中，本斯立矣。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于是这里就蕴含了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天人之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生万物之中，惟人有心之自觉。心非他也，天地之化，见诸人者也。人之用心，犹天地之运化也；然而，“诚者天之道也”，天地化物“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无为而成”也，是以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物无不成也，故天地之化溥博无私也。人心之用则存乎其人，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惟诚之者能尽其心，能尽其心者，则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者，心与化同体，而性与天同用也。心化同体者，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天同用者，庸也，“天下之达道也”。故中庸者，“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故中庸之道，于人则诚之者尽心之道也，于天则诚者自化之道也，故《中庸》论“至诚无息”者，天乎？人乎？天也，人也。天之化物，圣人之用心，一也，莫非诚也。故“致曲有诚”者，“至诚能化”者，亦天也，亦人也。然而，天无不化，而人有诚之能尽者，亦有不诚而未尽者；尽则化，不尽则不化；化则公，公则道心惟微，不化则私，私则人心惟危。故人之于天，诚之不息；天之于人，命之不已。性日生日成，心日反日诚。天无成命，人无成心，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乃“无咎”矣（或读“夕惕若，厉无咎”）。

故“执柯以伐柯，其则不远”者，无成则也。所执之柯，则也，非执无以为则；所伐之柯，则之用也，非伐无以为用。所谓“不远”者，执顾伐，伐顾执，君子慥慥乎其中，道化远近也，执两用中也。故伐柯之道，亦犹天地之道，“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也：精诚专一，所以变化莫测也。故此柯彼柯同欤异欤？一耶二耶？曰：一而二也，二而一也，化于“执之”“伐之”之行也。二者所以异者以此也，所以同者亦以此也，莫非道也。

在金坛住在茅山乾元观

在茅山上砸板栗，也可以体会伐柯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