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羽丰，法国巴黎政治大学
世俗主义意味着要在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公共生活两方面中排除宗教、尤其是宗教组织的影响，但这种排除是否危及宗教自由？这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政界经久不衰的辩题，因为两者在法国同属自大革命以来便确立下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即便在理论上两者总有无数种方式达成平衡，但政治实践中依然矛盾不断。
即便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在理论上似乎兼容，实际政治里却矛盾重重，这种矛盾却并不见得总是会恶果累累、撕裂社会；相反，宪法和法律体系如何弥合这种矛盾，正体现了一国的根本价值观、公意的基本共识。
10月16日，法国的中学教师萨缪尔·帕蒂（Samuel Paty）被宗教极端分子杀害并斩首，在此之前，他曾在关于言论自由的一堂课上向学生们展示了一副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对一些中国读者而言，该事件或许是再次坐实“法国（或西方）饱受宗教极端势力威胁”的又一案例。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在那些笑着“法兰西斯坦”的网友看来或许是移民或难民涌入顺理成章的结果，但真正引爆法兰西国家的矛盾绝非来自所谓“文明的冲突”，而是植根于法国社会自身深处。实际上，法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接连不断，仅从今年一月到帕蒂遇害的十个月间，法国本土就发生了四起恐袭，共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就连法国人自己也逐渐熟视无睹，甚至自嘲地称之为“常态”。然而帕蒂案却一反“常态”。10月21日，法国政府在索邦神学院举办国家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帕蒂追授了荣誉军团勋章，各地纷纷出现了自发的纪念活动。随后，法国采取强硬措施，驱逐几百名被怀疑与极端主义有关的外国公民、查禁与极端势力有染的民间宗教组织。早在袭击之前的几周，马克龙还在一场演讲中谴责了“伊斯兰分离主义”，提出限制外国伊玛目和流行于穆斯林中的“在家教学”（即不让孩子接受世俗义务教育、而在家接受伊斯兰教育），这种强硬表态遭到了诸多批评，纽约时报认为马克龙是在试图“稳住右翼选民——他唯一稳固的基本盘”。然而帕蒂案后，主流民意似乎已经坚信：伊斯兰极端主义正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强硬措施十分必要。为什么一次在旁观者看来无论规模、性质都平淡无奇的孤狼式袭击，却会在法国社会中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国家纪念仪式上，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es）写于1888年的《给教师们的信》被放在马克龙致辞之前朗读，而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格要求万圣节假期结束后，全国学校都要向学生朗读这封信——“你们手中握着孩子们的智识与灵魂；你们对祖国负有责任。被托付给你们的孩子们不仅要学习如何读写信件、看懂街角的标识、运用加法和乘法。……他们将成为公民，他们必须知道自由的民主国家是怎样的、他们享有何种权利又被民族之主权赋予了何种义务。……你们必须向他们展示思想的伟大；必须通过唤醒他们对无限的感知，教会他们对灵魂的尊崇，这正是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因为通过这些，我们才将从丑恶、蒙昧和死亡中凯旋归来。”信中蕴含的情感，是植根于现代法国深处的启蒙与共和精神——以教育开化愚昧、以智识启蒙公民，而这些开明的公民将意识到并捍卫他们所共享的共和国的价值观，由此“自由、平等、博爱”才得以长存。如此，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专制帝政，更针对着禁锢思想的神权统治，而战场正是学校，教师们则成为了共和国的守护者。在教师遇害后重读饶勒斯的信，正意味着重提教师与世俗教育之于法国共和价值的重要性，恰如中国读者熟悉的《最后一课》所展现的，教育是钥匙，在外敌侵略时唤醒民族精神，更在和平年代中传递种种现代法国奠基其上的价值观。至此，教师遇害的巨大象征意义得以理解，因为世俗政治、反对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是法国社会的共识，而教师和教育则是这一共识的执行者乃至守护者。一个悖论由此产生：一百年前高喊着世俗与共和这类词汇的是左翼，今天这类话术则常被视作煽动仇视穆斯林的右翼修辞；一百年前左翼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彻底与宗教分离，今天左翼的共产党与社会党人则呼吁宗教多元。1904年让·饶勒斯创立了左翼的《人道报》（L'Humanité）、以此为阵地激烈攻击同右翼结盟的宗教势力，如今的《人道报》不久前却发文、反驳右翼对左翼政党“同情极端势力”的所谓“伊斯兰-左翼分子”指控。这些跨越历史的悖论又如何理解？世俗主义意味着要求国家、社会与宗教分离，让信仰成为纯粹个人事务的意识形态，它是现代法国政治中割裂与共识的重要线索。一百年前它是左右翼分野的核心，半个世纪前它成为了法国的国家认同，而最近十余年它又重新变成社会割裂和辩论的源泉。但宗教自由无疑同样重要，难以想象一个缺乏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能被称为民主或自由。可是两者冲突吗？为何法国政治的左右两极在这组对立上的立场时常变化乃至倒置？分析这些问题、进而解释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间的对立，正是通向理解现代法国政治的辩证法。▲ 10月21日，在巴黎索邦神学院举行的全国纪念活动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萨缪尔·帕蒂的棺材前致敬。 © REUTERS
▌通往共和之路：政教分离的漫长斗争
法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段的开头写道：“法兰西应为一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以及社会的共和国。”而宪法最后一条的最后一句话又规定，“共和政体绝不可成为任何（宪法）修正案的对象。”
共和主义宛如法国国家认同的奠基石，而这种共和必须是世俗的。然而，古希腊城邦民主、古罗马共和国皆有官方神祗，近代民主共和制的先驱美国更以清教教义自诩山巅之城、要求总统就任时按着圣经宣誓。世俗与共和的结合，是法国人首先发明的；即便当代多数民主国家均接纳了政教分离原则，但依然只有在法国，世俗主义才如同一条红线。政治学者伊夫斯·梅尼（Yves Mény）指出，种种“共和原则”、“共和国之传统”乃是法国政治里最神圣的“魔法词句”，更是用于指控政治对手的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祖国不容分割，天赋人权，国民主权等等抽象词汇，以及最有具体指向、因而规范性最强的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如今世俗主义与共和政体的坚定结合诞生于漫长的政治斗争之中，而政治斗争又反过来不断受着这种结合驱使。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大都反对宗教对思想的束缚，呼吁以科学理性战胜蒙昧迷信。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登峰造极引向了以“国民宗教”取代一般宗教信仰的思潮，即以自然神论取代天启宗教，以道德、哲学、理性之集合的抽象主宰取代全知全能、操控万物的具体神祗；它强调民众的普遍信念而非迷信式的虔诚，这种信念将成为维系社会道德与博爱之纽带。法国大革命把国民宗教付诸实践，也把如此理念化作共和国与宗教间的世仇。1790年制宪会议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勒令神职人员向国家而非教廷效忠，又要求教士向宪法宣誓。拒绝的教士即“拒誓派”，大多同抵触革命的旧贵族与保守农民一道加入了反对革命的旺代叛乱。在国王出逃、保王党和天主教徒掀起叛乱、各国虎视眈眈的交困下，极其反对宗教的雅各宾派上台。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把“雅各宾主义”视作理解法国政治模式的关键，它追求以统一公意直接主宰社会、消灭横贯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体”——替民众诠释了上千年上帝的教会恰在此列。雅各宾政府将拒誓派视作勾结叛军和外敌的内奸，抓捕处决神职人员，又建立“最高主宰崇拜”、将理性主义奉为国教。即便对宗教的镇压在热月政变后戛然而止，但天主教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元气大伤，更不必说日后拿破仑给罗马教廷强加城下之盟、在加冕时从教宗手中夺过皇冠为自己带上，宗教的权威一落千丈，雅各宾派的革命热忱与波拿巴主义的军事荣耀成了崭新的信仰。滑铁卢战役后波旁王朝复辟，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间君主制重回法国；回乡的贵族与幸存的教士弹冠相庆、结成同盟，巩固彼此的特权。但也正是漫长的反动让共和主义者们将曾经纷争不休的“教皇与沙皇”、神权与王权视作统一的敌人，争取共和的斗争即反对教会的斗争。巴黎公社的瓦砾中，《国际歌》唱道，“没有上帝、没有凯撒、没有护民官（Ni Dieu, Ni César, Ni tribun）！”1870年，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垮台后，新的临时政府内部充满了保王党和共和派的矛盾，直到1875年共和派才占到上风，立法确定共和政体。但教会在社会中依旧拥有巨大影响力，保王党借此阴魂不散，共和派也将教会视作保王党在基层的温床。共和派朝着教会的阵地不断进攻，使国家接管原本由教会掌控的教育；左派掌握政府后，矛头指向教会本身，1905年通过的《政教分离法》彻底将宗教从公共事务排除。一战后，天主教势力与反犹主义乃至法西斯运动合流，在斯塔维斯基事件等冲突中激烈攻击共和国，因而共和政体与宗教愈发水火不容。终于，二战结束后起草的1946年宪法中，第一条即规定国体为“一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以及社会的共和国”，而这一条款被至今生效的1958年宪法沿用了原文。世俗原则被置于法国国家认同的首位，并由此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法国1958年宪法扉页。 © culture.gouv.fr红色的1968年以秩序的胜利告终：面对“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与罢工潮，戴高乐决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以证明“沉默的大多数”并不同情这些激进分子——事实确实如此，拥护戴高乐的党团获得了近六成的选票。在欧美范围内，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激进运动最终都回归到秩序的胜利；撒切尔夫人、里根在英美的上台标志着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法律与秩序联盟”全面胜利。与秩序一同回归的还有保守思潮：妇女回归家庭，大学告别激进，宗教也重返社会。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秩序的丧失与传统价值观、道德的崩坏密不可分，而“没有信仰的人不顾道德”，恢复传统信仰——基督教伦理——成了保守派给社会开的文化药方。但戴高乐与秩序的胜利，并未给法国带来同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基督教复兴，天主教即便仍在农村拥有影响力、却并未像美国的基督教教派一样显著复兴。法国在国内政治稳定后面对的宗教议题，是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即便法国并未如美国般建立严苛的种族隔离等歧视性制度（部分由于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外貌上同属白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仍处于法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最底层，多居住于贫困街区或郊区、从事体力劳动或开设小店。随着社会日趋开放发达，穆斯林的社会地位逐渐正常，但这依旧难以改变其总体上遭受的贫困和经济不平等——如今法国街头随处可见的烤肉店（Kebab）便反映了穆斯林社群只得从事低端职业的现实。历史上，法国有三次穆斯林移民涌入的时期：一战后，由于法国在大战中承受了巨大的青壮年伤亡，被迫从殖民地引入大量劳动力；二战结束后，战后重建再次吸引了来自殖民地的移民，而去殖民运动的风起云涌也让那些在独立斗争中支持法国的殖民地人口被迫逃往法国本土；最后一次即过去二三十年间，多元文化和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主流，来自中东与北非、尤其是讲法语的前法国殖民地的移民涌入法国，以及最近十余年内难民潮的到来。这也可以解释上面提到的悖论：在许多议题上，穆斯林社群与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的诉求相近，法国左翼为底层民众的经济与社会权利斗争、而这其中同样也包括了以穆斯林为主的移民群体；又因为法国穆斯林的主体是已居住多代的老移民，这一群体提供了可观的选票，自传统左翼运动衰退的二十世纪晚期起，穆斯林人口便成了左翼主要争取的对象。由于穆斯林群体多敌视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当代的法国左翼在团结穆斯林的宣传中甚至偶有反犹主义的嫌疑。而担忧“文化纯洁”且试图捍卫本民族既得利益的右翼，也开始借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等“政治正确”反对移民。对普通法国人而言，共和价值观极易扭曲为对多元的敌视：学校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只向人们训诫那些不容置疑的原则，却并未将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娓娓道来；当一个法国人在公共领域首次目睹的宗教影响清一色地与伊斯兰教相关时，后者顺理成章地成了世俗原则的唯一实证。由此，宗教和世俗主义重新成为了法国政治的重要议题——或者说，成为了修辞武器。▲ 2015年1月7日，在法国巴黎的《查理周刊》总部遭遇恐怖袭击，导致12死11伤，该杂志曾制作伊斯兰教相关的讽刺漫画。图为袭击事件之后，市民在巴黎共和广场的“临时纪念馆”。 © Elizabeth Bryant / DW世俗主义意味着要在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公共生活两方面中排除宗教、尤其是宗教组织的影响，但这种排除是否危及宗教自由？这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政界经久不衰的辩题，因为两者在法国同属自大革命以来便确立下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即便在理论上两者总有无数种方式达成平衡，但政治实践中依然矛盾不断。左翼和自由主义者高举宗教自由的口号，右翼和保守派则鼓吹维护共和国的世俗主义价值，两方都有“政治正确”的大旗，试图指责对方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方。以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为例：理论上，世俗主义即国家不应鼓励或佩戴极具宗教意味的头巾，宗教自由即佩戴头巾与否纯属个人自由，两者完全兼容；但实际中可能的争议诸如，倘若政府雇员佩戴头巾、是否意味着政府鼓励这种宗教意味，进而应当禁止政府雇员佩戴头巾？公共学校中倘若有人佩戴头巾、是否会对信仰观念尚未形成的孩子造成影响，进而应当禁止在学校中佩戴头巾？倘若一来自穆斯林家庭的女子不愿佩戴头巾、遭到家庭成员以教义为依据的压迫，政府应当排除宗教对人身权利的干扰、保护女子不佩戴头巾的权利，还是应当尊重家庭成员践行教义的自由？这些矛盾的情景在现实政治中皆有上演。宪法学家加里·雅各布森（Gary Jeffrey Jacobsohn）认为，法律文本中的“不和谐”正是一国宪法认同的体现，因为法律规范在其奠基处仍需依赖于先验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即要弥合逻辑无法自圆其说、即“不和谐”之处，这些假设便是宪法认同：例如，苏联的宪法一方面坚持阶级斗争原则，另一方面却宣称全体苏联国民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表面上两者矛盾（因为资本家、地主既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又是国民的一部分、因而享有平等权利），但实则反映了苏联不证自明的宪法认同——剥削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国家属于全体工农劳动者。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间的矛盾，正需要这种研究“不和谐”、进而总结出宪法认同的视角解读。在土耳其，另一个将世俗奉为立国根本的国家，上文头巾的争议同样引发了政治矛盾。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以世俗化为原则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并对极具象征意义的头巾口诛笔伐，土耳其的大学校园中一直禁止学生佩戴头巾。但2008年，随着民众对伊斯兰主义的认同不断上升，土耳其通过宪法修正案、更改了宪法中关于教育世俗化的部分条款，以便将来立法允许大学校园佩戴头巾。宪法法院以9比2的绝对多数驳回了这一修正案，认为这一修正案危害了“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世俗主义。然而，土耳其政党和民众均对宪法法院的决议反应激烈，政府干脆不顾法院的禁止、直接推行政策，宪法法院则并未援引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一一驳回政府的举措。雅各布森以此为例，指出宪法法院最终向民意屈服实际上反映了土耳其宪法认同的变化：过去，世俗主义是最根本、不容挑战的认同，因而即便头巾或许属于个人信仰自由，法律依旧禁止身为成年人的大学生在校园内佩戴；但如今，宪法法院被迫默许执政党逐步侵蚀世俗原则，说明土耳其的宪法认同正逐渐朝着伊斯兰主义的方向转变。由此可总结，即便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在理论上似乎兼容，实际政治里却矛盾重重，这种矛盾却并不见得总是会恶果累累、撕裂社会；相反，宪法和法律体系如何弥合这种矛盾，正体现了一国的根本价值观、公意的基本共识。围绕着宗教议题与政教分离的种种割裂乃至社会冲突，恰恰是历史上漫长的政治斗争、当代政治中左右翼的攻讦、以及世俗原则被不断武器化的结果。▲ 萨缪尔·帕蒂遇害之后，在法国孔夫朗-圣奥诺里娜举行的一场纪念游行。© Dmitry Kostyukov / NYT能够撕裂乃至引爆法国社会的力量绝非源自文明或宗教间的冲突，不仅由于上文分析的世俗主义与宗教自由这组对立的宪法潜力，更因为法国主流社会有太长时间来面对与本土文化相悖的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简单地称作“他者”是幼稚的无稽之谈，如上文所言，法国自一战后便开始接纳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潮，在1930年左右巴黎便已经有了逾七万人的北非穆斯林社群，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前后的北非移民更是以每年数万人的规模涌入。然而直到21世纪，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才开始在法国本土蔓延（在此之前由穆斯林发动的袭击几乎全部为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独立军或武装派系所发动，而非宗教极端势力），法国社会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足以摸索出应对宗教、文化冲击的道路。更直接的证据是当代法国的移民数据：最近二十年内，来自马格里布三国（即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因皆为法国前殖民地和穆斯林国家而向法国输出最多穆斯林移民）的移民占法国每年接纳移民人数的比例一直稳定在30%上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难民潮中，这一比例也并未出现巨大振幅；占比最大的赴法移民群体是欧洲人，比例一直保持在40%以上。这说明21世纪中穆斯林移民的到来绝非“冲击性”的、甚至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其突然程度远非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移民潮所能对比。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少之又少，远不如网友戏谑的“法兰西斯坦”的程度：以种族论，马格里布血统的法国人约占总人口的6-7%；以宗教论，穆斯林人口约占7-9%；而无论马格里布血统还是穆斯林人口，其主体都是移民的二代或多代后裔。简而言之，法国既不像美国一般曾有种族隔离等系统性的歧视制度、导致社会割裂根深蒂固，也不像土耳其那样社会环境急剧改变、对世俗主义的原则形成强大冲击。比起接纳穆斯林极晚、在21世纪的难民潮中才第一次面对中东移民涌入的部分欧洲国家而言，法国有太多太多的时间能用于探索如何使世俗的共和传统与伊斯兰教的冲击相调和了。世俗主义面临的挑战，固然有新兴宗教和外来文化冲击本土环境的因素在；但真正能让世俗主义乃至整个共和政体陷入“危机”的，只有法国既有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也正因如此，法国哪怕已经与穆斯林社群共处了半个多世纪，也并未探索出解决之道。在这场所谓危机中，法国本土的右翼保守派、与真正破坏共和政体的宗教极端势力，反倒讽刺地拥有相同的实质目标：把宗教议题化为武器，为自身的政治利益开道。伊夫斯·梅尼讽刺道，共和、世俗等话语不仅时常沦为“拒不改变或革新的借口”，甚至被用来“抹黑乃至扼杀新兴政治势力”，历史在一次次重演：一战后的温和政党攻击崛起的法国共产党，二战后的左翼攻击戴高乐主义，如今右翼保守派攻击穆斯林移民和力图团结穆斯林的左翼。19世纪法国漫长的政教分离斗争、保王党和天主教会同共和派与左翼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法国城乡的割裂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畸形——法国在两次工业革命中保留了大量的小农经济，他们成为了保守势力的基本盘，并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利用选举制度偏袒农业选区的参议院反复阻挠进步立法。与之类似，如今法国穆斯林社群的窘境及其对世俗主义原则构成的挑战，同样反映了诸多法国既有的社会问题——大城市郊区的贫困和脏乱差、福利国家体系的僵局、社会底层的困境、全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左翼同穆斯林选民的结盟由此顺理成章，而倡导宗教多元和宽容的共产党、社会党、法国不屈党等红色政党，同时也都拥护解决贫富差距、改善福利政策、扭转重要部门的私有化的社会方案。法国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与大众最常关注的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两党制与新自由主义的凯旋很大程度上将种族议题从更广泛、也更具整体性的社会问题中割裂而出，而各类具体社会问题间的交叉性又让每个问题都难以单独解决。但在法国，高度多元分化的政党政治让种族和宗教问题依旧与阶级、贫困和郊区问题保持了诸多重合。因此，世俗主义并非面临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教的冲击、更非与宗教自由有什么根本矛盾。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超越这组对立、寻找两者之上的出路。古往今来，那些被后人称作亡于外患的帝国，在真实历史中大都首先从内部腐朽、瓦解，才被外敌摧枯拉朽般击垮。法国倘若果真面临着某种危机，大抵也在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