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33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在现实中，彩礼容易引起争执，并不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因为它往往和“面子”关联在一起。尤其是女方会认为彩礼表明婆家对自己的重视程度，一辈子就这么一次隆重的婚礼，自己的愿望都没有被满足，不仅十分委屈，而且还会觉得“连这时你都不能满足，那进门后就更不问可知了”，这会为双方此后的长远关系埋下冲突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评估彩礼多少时，往往是以他人的评价和眼光来代替自己的看法，因为“风光”源于社会的普遍肯定。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虽然这一规定的本意是旨在杜绝以婚姻为由骗取钱财、高价彩礼，但在网上常被解读为“娶媳妇不用彩礼了”，这又激起了“新女性还该不该收彩礼”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彩礼本身就是传统意味浓厚的陋俗，既对男方家庭造成经济重负，同时又隐含着两性不平等的负面价值，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尤其不该接受这样的矮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在社会上两性之间仍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和客观差异的情况下，彩礼不失为一份预付给女方的生活保险金，彻底取消的话，相当于免除了男性的特殊义务，女性只得到“男女平等”之名，实质上却反倒会处于更不利的境况。要理解这些争论，我们最好先回顾一下为什么要有彩礼、它对婚姻双方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起源上来说，彩礼实际上是原始买卖婚姻的产物，男方以财产作抵押，与女方家人通过婚姻交换，确实是将出嫁女子视为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并支付给女方家族，以赔偿其失去一个家庭成员的经济损失。这在地处边远的独龙族语言里仍能看到残留的迹象：他们将娶妻的彩礼称为“特布加雷”，意思是“女子的身价”。但社会越是复杂化，彩礼的含义也就随之不断变化。西方传教士在15世纪后来到亚洲东部时，很不赞成彩礼习俗，认为这是买妻，但《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在研究后却发现，“事实上这一做法既反映了妇女极高的经济价值，又巩固了她们的独立自主地位”，因为当地法典规定财产由夫妻双方共同拥有和管理，彩礼不仅没有贬低女性地位，还使她们有了一份可支配的财产。在中国社会的一些地方，也渐渐开始出现一种新迹象：彩礼不再是给女方父母的赔偿，而变成了新娘可以自由支配的一份财产。当然，直到近代之前，这仍然并不普遍，《记忆的性别》中就记录了一位陕西妇女的生平，她1944年作为童养媳出嫁，换来的彩礼得以使家人能把父亲从军队里赎出来。不过，在以往穷苦的年代，老百姓常常也拿不出多少彩礼，那更多只是缔结婚姻关系的一个象征。1964年生的天津籍作家尹学芸回忆，她母亲16岁结婚时，彩礼只是借来的一件旗袍和一套新被褥——既然是借的，那结完婚当然要还回去，更不可能变成新娘独占的财产。那时候，“两斗小米，一头毛驴，或者两方绸缎，几尺粗麻，都能做新娘的身价。……柴门小户人家，嫁女如同卸担子，是为了去张嘴，只要有夫家肯收留，情愿早早地把人嫁出去。”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集体化时期，年轻女性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开了眼界，在择偶、婚姻协商、提前分家等方面的意识就更强烈，也更注重自身的权利。尤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真爱”话语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也使彩礼随之水涨船高——如果说这是“新娘的身价”，那现在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侮辱，倒不如说是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一个手段。社会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考察了当时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后发现，到了1990年代，男方父母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去帮助儿子及早成家并另立门户，否则将被怀疑他们缺乏能力——比如无力盖新房，以至于儿子讨不到老婆。与此同时，“村里的年轻人对自己在家庭财产中的份额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年轻姑娘毫不避讳地索要高额彩礼，而其真正目的则是“为将来的小家庭积聚更多财富”。多年后，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更进一步将这与中国年轻人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倾向联系起来，强调“年轻女性的能动性、个体性的发展，对父权家庭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她们通过对金钱和物质目标的不懈追求，显示出自身的个性力量。这尤其体现在彩礼的变迁上：如果说以前彩礼偏重“礼物”这一意义，那么现在却反映出女性争取个人权利、人格建构，以及与父权制之间的博弈。追溯这些习俗变迁，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彩礼可以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含义，承载不同人的不同权利诉求，正因此，简单地一概而论是不可取的。有些人主张“女权主义者不应该要彩礼”，其实是就其“买妻”的原始本意而言，却忽视了彩礼早就已经不仅仅是这样了，也可以是女性强化自己权益的一个有效做法。这就像女性打耳洞也被一些人视为对女性身体的野蛮压迫和陋习，这不是没有道理，但却遮蔽了更复杂多线的历史，因为女性戴耳环也可以增加其魅力、自尊和地位，换句话说，一项乍看“压迫”的制度也可能被女性用来表达自我，彰显女性之美，提升其社会地位。那么，是不是应该支持那些将彩礼视为生育保险金的主张？这其实也有其可议之处。首先一点，这种观点仿佛将彩礼看作是某种补偿性的“预付款”，但这个理由却可能限制了女性的选择——例如，如果这个新娘其实并不想生孩子呢？如果生的话，那生一个和两个，是不是彩礼还得不一样？很多地方的彩礼其实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吉利数字：广东偏好“8”、福州喜欢“3”，而山东、河南等地农村一度流行给一万一（取“万里挑一”的口彩），但如果是生育保险金，那这额度是不是又得按市场价另行商议？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实际上将彩礼从原来维系两家社会关系的“礼物”这一丰富的文化含义，窄化、降格为一种赤裸裸的利益计算，这最终可能反而不利于维护女性权益。《魔鬼经济学》曾谈到以色列一家日托中心的失败案例：为让家长及时来接孩子，校方规定迟到者将罚款3美元，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实施后迟到的家长更多了，因为本来他们心有愧疚，现在都交了罚金，就无所谓了，这么点钱还让他们觉得迟到不是什么大问题。试想一下，一个社会上能被普遍接受的礼金不可能太高，但如果礼金被仅仅看作是对女性生育的提前补偿，那么这就很可能对男方家庭的心理产生两个重要的潜在影响：首先，他们觉得女性按照契约必须生孩子，否则是不公平、不守约定的；其次，到孩子出生时，他们可能袖手旁观也不感到有什么亏欠了，因为自认已经足够补偿了女性。彩礼在施行数千年之后，已成为中国人表达、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手段，注入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远不仅仅是经济补偿而已。我有的亲友结婚时，女方家境远好于男方，但还是坚持男方要按习俗象征性地给予彩礼，因为这不仅事关女方在社会上的“面子”，也是对新娘个人的尊重。特别是对一些女性来说，“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黄灯《大地上的亲人》），这对她们本身具有重要人生意义。在现实中，彩礼容易引起争执，并不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因为它往往和“面子”关联在一起。尤其是女方会认为彩礼表明婆家对自己的重视程度，一辈子就这么一次隆重的婚礼，自己的愿望都没有被满足，不仅十分委屈，而且还会觉得“连这时你都不能满足，那进门后就更不问可知了”，这会为双方此后的长远关系埋下冲突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评估彩礼多少时，往往是以他人的评价和眼光来代替自己的看法，因为“风光”源于社会的普遍肯定。将彩礼仅仅视为一种经济补偿，实际上是近三四十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才盛行起来的一种新理念，这种理性计算有利于强化年轻一代的权利，但太过度了，其实对家庭关系也是破坏性的。阎云翔就曾发现，他的美国学生们最经常问到的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由经济来决定？为什么家庭成员都那么理性，那么算计？”在英美没有彩礼一说，父母也没有责任帮助成年子女（包括成婚），主流的个人主义观念并不鼓励年轻人从父母口袋里掏钱。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维持血脉延续的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年轻一代既宣扬独立，又心安理得地向父母要钱，不但结婚时接受资助，很多小夫妻甚至串通起来向父母索要高额彩礼，这事实上相当于“提前继承”父母的一部分财产。那么，新女性究竟该不该要彩礼？这么问，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新娘能自由支配彩礼，而在那些价值观非常传统的地区，连这一点都尚未实现，还存在着父母从女儿彩礼中牟利的做法，如果新娘接受了彩礼，却没有落入自己口袋，那么“生育保险金”什么的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彩礼能成为新娘的个人财产，那要不要当然取决于她们的自主决定，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在现阶段完全取消是不现实的，它并不只是对女性的贬低，也可以由此捍卫她们的自身利益，更何况还附带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恐怕即便男方也未必都愿意废除了事。也许最可取的，是保留它，但限制过度的高额彩礼，让它发挥好象征性意味更强的文化功能——或许《民法典》新规的用意正在于此。*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东方出版社）图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