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普利策奖得主、波士顿大学教授
全文约3200字，读完约需7分钟
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你就完成了将其中所有个体非人化的任务。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你就把他们与你选择要提高地位的大众隔离开了，同时给所有人洗脑——甚至包括非人化的目标群体中的部分成员——让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的眼睛能见到的，不再相信自己的想法。非人化不但拉开了外围群体与核心群体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核心群体成员与自身人性之间的距离。
在制造外围群体与核心群体对立的艰巨任务中，非人化是一个标准组件。这是一场反对真相的战争，反对眼睛能见到的东西，反对放开心灵就能感受到的事物。把另一个人非人化，这不仅是宣布一个人不是人，而且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是一个过程，是一套程序。否认我们人类中的另一个成员身上不言而喻的真相，这需要消耗精力和持续强化。将一个站在你面前的单独个人非人化比较困难，因为他会像你一样，由于失去亲人而擦拭眼泪，由于摔倒的疼痛而龇牙咧嘴，由于意外的一语双关而大笑。将一个单独的个体非人化之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你得到了机会去了解他。这就是追求权力和分裂的人懒得将个人非人化的原因。更好的做法是将整个群体污名化，给他们贴上污染物的标签。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你就完成了将其中所有个体非人化的任务。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你就把他们与你选择要提高地位的大众隔离开了，同时给所有人洗脑——甚至包括非人化的目标群体中的部分成员——让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的眼睛能见到的，不再相信自己的想法。非人化不但拉开了外围群体与核心群体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核心群体成员与自身人性之间的距离。它让等级结构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群体思维的奴隶。种姓制度依靠非人化把被边缘化的群体锁定在人类范畴之外，因此针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会被视为合情合理。纳粹德国和美国都将他们的外围群体（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贬低为一个彼此间没有区别、没有名字和面孔的替罪羊群体，让他们充当各自国家的集体恐惧和社会挫折的减震器。纳粹德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把战败后国家遭受的耻辱和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人，美国把无数社会弊病归咎于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两个国家里，个体因为共同拥有一个被污名化的特征而被归入一个群体，变得面目不清和难以区分，接下来就将面临剥削和暴行。个体不再是个体。个体性毕竟是支配种姓才配拥有的奢侈品。个体性是被污名化者首先失去的特性。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不同的世纪，在大洋的两岸被扣押在劳动营里，都成了蓄意的非人化计划的目标。犹太人来到集中营后，会被夺去他们以前生活中的衣物和配饰，会被夺去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被剃光头发。鬓角、胡须和茂密的顶发，这些显著特征都被削除。他们不再是个体，不再是需要被考虑、可交往和值得顾及的个人。在每天早晚的点名时间，他们被迫列队站立，有时候一站几个小时，一直站到深夜，等待党卫队士兵清点他们，确定是否有人逃跑。他们站在刺骨的寒风或灼人的热浪中，身穿同样的条纹囚服，每个人都被剃光头发，每个人都面颊凹陷。他们成了一群彼此间没有区别的身体，党卫队士兵因此更容易与他们拉开距离，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慈爱的父亲、倔强的侄子、受爱戴的医生、专注的钟表匠、拉比和钢琴调音师，他们融合成一堆毫无区别的身体，不再被视为值得共情的人类，而是士兵可以绝对控制、对其为所欲为的对象。他们不再是人，而仅仅是数字，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非洲人来到美国南部的拍卖场和劳动营，就会被褫夺原先的姓名，被迫对新名字做出回应，就像狗换了主人。这些名字往往是嘲讽性的，例如恺撒、参孙和德雷德。他们被褫夺了过去的人生和身为约鲁巴人、阿散蒂人或伊博人的身份。他们不再是某个打鱼人的儿子、某个村庄祭司的侄子、某个产婆的女儿。几百年以后，犹太人也被褫夺了名字和姓氏，被迫记住在集中营里分配给他们的囚徒编号。几千年前，印度的“贱民”被分配了姓氏，姓氏表明了他们从事低贱工作，强迫他们每次自我介绍时都必须宣布自己的堕落，而婆罗门——实际上相当多——都以神祇的名字活在世间。▲ 电影《为奴十二年》反映了美国十九世纪黑人奴隶“非人化”的悲惨境遇。
非人化计划的重点在于强迫目标交出自己的人性，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掠夺行径。凡是被认为是正常人类应有的反应，对从属种姓来说都是被禁止的。在奴隶制时代，眼看着孩子被夺走时，他们被禁止哭泣；妻子或丈夫被卖掉时，他们会被迫唱歌，两个人尽管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再也不会见到对方的眼睛或听见对方的声音。在美国，两个平行的世界逐渐成形，它们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公然的双重标准强调体制内固有且蓄意的不公正。废奴主义者威廉·古德尔牧师看到黑人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的困境后，预言了将会导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规模监禁的不平等。古德尔在1853年写道：“他被定为罪犯，但他的行为放在其他人身上会被视为无罪；他遭受严酷的惩罚，但其他人都得到赦免。尽管法律不保护他，但他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他只可能视法律为仇敌。”正如营养不良的、被奴役的非洲人不得不去排干沼泽、砍伐树木、清理土地以建设种植园和南方的基础设施，第三帝国的饥饿囚徒也不得不去排干沼泽、伐倒树木、挖出树根、搬运木料去建设用来折磨他们的设施。他们在黏土矿和采石场劳作，为帝国制造砖块。在这两个政权下，被迫害者都建造了将用来囚禁他们的墙壁，而且时常在这个过程中丧命。在纳粹扩张的初期，每天都会有2000名左右的囚徒列队穿过柏林以北的奥拉宁堡村，他们从集中营过运河桥去黏土矿。他们每晚回集中营的时候，往往会有满满一车当天被累死或杀死的人的尸体。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非人化的深渊中都落入支配种姓的医生之手，沦为恐怖的医学实验的对象。除了对双胞胎施以可怕的折磨，纳粹德国科学家和党卫队医生还在他们囚禁的犹太人和其他人身上做了20多种实验，包括用芥子气腐蚀受试者和测试受试者对低温的忍受极限。在美国，从奴隶制时代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医生都把非洲裔美国人当作医学实验的资源，让其充当被剥夺知情权甚至麻醉权的实验品。科学家给他们注射钚元素，医生存心不治疗梅毒之类的疾病以观察结果，用他们的身体完善伤寒疫苗，让他们接受其想做的任何痛苦实验。这些行径相当于对人类的毫无底线的戕害。根据医学伦理学家哈丽特·A.华盛顿在开创性的著作《医疗种族隔离》中的记载，一名种植园医生用修鞋匠的工具切开一个黑人婴儿的头部，检验一种治疗癫痫的理论。这名医生后来在报告中说，他用“一把弯曲锥子的尖头”刺破头皮。1963年，在有关人们受命施行暴力时的临界点的著名但有争议的研究中，大学生得到指示，电击相邻房间里的一个人。“接受”电击的人实际上没有受到伤害，但随着电流的增强，他们会故意惨叫和捶墙。研究的主持者是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专门研究非人化的学者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写道：他发现大多数——2/3——受试者“能够在诱导下向一名无辜受苦的对象施以最大电压的电击”。1975年，在斯坦福大学一项类似的实验中，甚至不必指示受试者给予电击。他们只需要在无意中听到关于有可能受到惩罚的学生的一句负面评价。受试者在引导下相信，那些学生来自另一所大学，为两所学校的一个联合项目而来。有些受试者偶尔听到实验室看似偶然地对来访的学生做出中性或人性化的评价（说他们看上去“很好”）。另一些受试者听到非人化的评价（说他们像是“禽兽”）。受试者给被非人化者的惩罚比给被人性化者的高一倍，而且明显比给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者的高。受试者愿意对被非人化的群体施加最高强度的惩罚。史密斯写道：“非人化是生物学、文化和人类心智构造的共同创造物。人类历史充满了痛苦和悲剧，但在我们对彼此犯下的恐怖罪行中，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对非洲人的残酷奴役和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毁灭，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最令人发指的。”在美国，一种残酷的文化悄悄钻进人们的头脑，使得暴力和嘲弄显得平庸和可笑，这种文化事实上融入了嘉年华和乡村集市的游乐项目，进入20世纪后也依然如故。这些把戏构造了对抗同理心的免疫系统。游乐场有个游乐项目叫“打浣熊”，游客可以“用射弹打活生生的非洲裔美国人”。还有个项目叫“打沙包”，孩子可以用沙包打画得花花绿绿的黑人面孔，这些形象本身就能在不需要开口说话的情况下灌输种姓歧视意识。这种特定类型的暴力是主流种姓一代代儿童不言而喻的课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杜罗谢尔写道：“白人文化让白人儿童对种族暴力脱敏，让他们有朝一日也能自己实施暴力。”
*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guancha@nandu.org.cn；本文摘编自《美国不平等的起源》，文章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东方出版社）图书一本。
在美国的种族冲突、阶级矛盾之下，暗藏着种姓制度这一“看不见的骨架”。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中，普利策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探索的便是这种强大的、不可见的等级制度。种姓本是印度一种按人的血缘或出身、婚姻、职业、宗教信仰等来划分社会地位的制度。作者威尔克森认为，美国也暗藏种姓制度，其定义黑人、白人或“非白人”的方式，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政策与法规，还有美国人民的观念与作为，都符合种姓制度的定义与特点。
威尔克森深入历史，结合真实事例，展现美国隐藏的种姓制度，并指出僵化的等级制度如何塑造了当今的美国和美国历史。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中，威尔克森将印度、纳粹德国的种姓制度与美国联系起来，总结了“支撑”美国种姓制度的八大支柱，包括神圣化、承袭性等，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种姓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