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刘海陵：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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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刘海陵
作者简介：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羊城晚报社原社长，高级记者。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有全国影响的大型系列报道，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长年从事政法报道，关注改革开放前沿社会治安管理问题；专注报业宏观管理、积极探索媒体深度融合与实践；对岭南文化传承发展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出版《20世纪末广东大案卷宗》《世纪贼王张子强》《我怎样当总编辑》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或参与编撰作品10余部，主持多项省级文化项目研究。
不知不觉中，已从事新闻行业37年了。
新闻记者的职业，注定了我必然经历并参与社会的巨大变革。
我是幸运的记者，经历并伴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见证了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变化。用一句话总结我的新闻从业之路：不管时代和技术如何变化，新闻人唯一不变的，就是努力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不辜负时代赋予新闻人的使命。
20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后，即奔赴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成为羊城晚报的一名政法记者。
地处沿海、毗邻港澳的广东，与改革开放伴生的是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财富观念以及社会治安秩序都受到巨大冲击。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拼命记录这个时代的巨变。
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发生大爆炸，我和武警通讯员一起冲入大爆炸原点；南海金沙度假村警匪激烈枪战一结束，我成为第一个进入现场的记者；高要市金利镇老鼠药中毒案，在尚未查清毒源、全村仍然封闭之时，我就深入发病重灾区的农户家采访；广州化工仓库有毒危险品起火、华南农业大学高放射性金属钴实验室起火，我依旧凭着一腔热血出现在现场。
采访世纪贼王张子强绑架香港富商勒索案、广东番禺“12·22”特大抢劫运钞车案、东星轮大劫案、长胜轮海盗案、桂林“11·24”空难，以及广州白云机场“10·2”空难等重特大案件及突发事件，现场情景给我的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可是，记者的使命感让我仍然坚守一线，写出报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没有胆怯的时间，我必须如实记录，为明天留下真实准确的历史。
政法报道，好看、易读、有震撼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大新闻事件采访后，我常想：新闻报道仅仅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吗？优秀的记者仅仅满足记录是不够的。记者还要善于冷静地观察和思考，关注“事件的背后”——为何会发生？如何能避免？怎样从社会管理入手，探究社会纠偏的路径。
此后，我在采访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时，更多了一重责任：以记者观察、记者手记等形式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在一宗宗个案中总结规律，提出一些有预见性的见解和建议，为社会的法治建设作出贡献。
透视血与火的教训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消防问题却令人担忧。广州宾馆这座曾经的全国第一高楼，26层的“得云宫”是许多广州人饮茶的首选地。1989年2月“得云宫”起火，16台消防车围着楼转，水就是喷不上去。灭火后，我采写了《红色的警告》一文，提出传统消防车只能扑救十层以下的楼宇火灾，更高的楼层无法扑救只能靠自救。这篇文章较早地向社会提出广州高层建筑防火问题，引起了省市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段时间，深圳、东莞的“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火灾频发，我采访了多宗群死群伤火灾后，把多宗大火联系起来分析，在《火烧连营》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广东“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大量存在着工厂、车间、仓库三合一的现象，企业主不愿意在消防安全上投入，这背后的原因是消防监管不到位，消防法规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几个月后，广东接连出台3个相关消防法规。
深圳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大爆炸后，我采写了“再也不能枕着炸弹睡觉了——深圳8·5大爆炸警钟震人心魄”,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分析出大爆炸发生的潜在因素是仓库选址不当、内部管理混乱、消防设备落后造成的。特别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原来是近郊的危险品仓库慢慢变成了城中心，仓库内部各种不同性质的化学物品混放、消防设施以及监管跟不上发展等问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紧盯改革开放前沿的各项警务改革
1991年，东莞市公安机关为了侦破一宗杀人抢劫案，以管理区的名义尝试悬赏1万元，结果第二天案件就破了。以市场经济的手法，给提供有用线索的群众高额奖金，这是新的做法，于是我采写了“悬红缉凶势在必行”，向社会大力推介这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破案新方式。
如今的110报警台，除了接报案，还可以为群众提供各种帮助。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创立110报警服务台，配备了转接、录音以及无线电台等设备，方便了群众报警求助，扩展了收集社会治安动态的渠道，增强了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处置能力。1987年3月，公安部派工作组赴广州调研后，向全国发出建立110报警服务台的要求，各地110报警服务台陆续设立。
而真正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放到报警台值班的，则是佛山市公安局110报警台。我多次深入佛山市公安局110报警台采访，大力宣传这种便民、利民、为民的新举措，引起了广东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不久，公安厅在佛山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做法。
长年关注改革开放前沿地的社会治安问题
2003年，广东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社会治安出现反弹，入屋盗窃、飞车抢夺、杀人越货等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媒体集中报道，群众反响强烈。
对于广东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我带领几位年轻记者深入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深入基层派出所、社区整整一个星期调查、采访、分析、研究。在报纸上推出有见地、有深度的系列组合报道“如何正确看待广东社会治安”，引导群众理性看待当前治安出现的异动，也为政法机关科学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
2006年，广州治安经历大整治后出现明显好转，我又带队写出系列报道“思考广州治安”，客观分析广州治安好转的根本原因及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两组文章广受专家和群众好评。
透过具体案件检视防范工作中的漏洞
如今的银行网点，都安装了防弹玻璃，内部进出必须刷脸刷指纹，可以前不是这样的。1996年4月15日，一名歹徒抢劫了中山市某银行莲园储蓄所，杀死一名出租车司机和3名当班女营业员，劫走23万。案发52小时后疑凶廖永雄落网，我写了一篇反思文章：“中山4·15杀人抢劫案和番禺1500万元抢劫案给金融系统敲响了警钟——多过米铺的银行如何加强安全防范”。为什么凶手这么轻易地进入储蓄所？用脚一踢门就开了，那个年代还没有防弹玻璃，我在文章中提出：现在银行系统的防范是很薄弱的，应该引起重视。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省公安厅领导的注意，公安厅内保处，会同工农中建几大银行的保卫部门，在中山开现场会，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此后，广东所有的储蓄网点必须安装防弹玻璃，使用钢架门，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防范系统，没有公安系统或者银行系统保卫部门的验收不能够开张。中山“4·15抢劫案”之后近10年时间，广东再没有发生一宗抢劫银行储蓄所或者金融机构的案件。广东省公安厅还与有关部门协调：记者写的反思文章属实，帮助公安机关及金融部门完善了防范，这样的记者要鼓励。
舆论监督应该遵循什么路径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田，新旧观念在这里发生巨大碰撞，许多案件、问题是在广东先发、首发，社会管理一下子无法适应这些巨大的变化，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尚未及时做出调整，不法人员正是打这个时间差，钻法律和规范的空子。
我在采访之余花费大量时间认真研究社会热点问题，在报道中主动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切入分析，并没有只图一时之痛快，在版面上过分渲染。我认为，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批评性报道以及一些敏感题材的报道，要讲究方法。比如，批评类的报道有两种不同的操作方法：一是破坏性的批评；一是建设性的批评。前者做起来十分痛快，版面容易火爆，但仅仅是为报道而报道，对后果和问题的解决，考虑得少一些；后者则是在批评和揭露的基础上，进行冷静分析，提出改进的办法，目的在于解决问题。
对于重大事件、敏感问题，是抓住局部的、非倾向性的问题放大来做，还是根据对社会多种综合因素的理解，把问题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实事求是来做呢？在具体操作中是为了追求文章的轰动效应，还是应该追求最终的实际效果呢？当一件事情的影响还未完全显露之时，是先入为主带着题目找论据、带着框框找材料，还是细心、耐心、全面地观察事件的发展，不带个人成见去观察事件的走向并全面报道呢？这些虽然都是一个个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意识问题，是动脑筋思考、有责任感的记者基本素质的问题，当然也就是政治家办报的意识是否牢固的问题。
从业数十年，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改革开放的广东打击犯罪、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完善风险预防控制和应急响应、加强银行金融系统安保、完善治安管理和法治建设等发挥了积极的新闻监督和舆论引导作用。我不仅成为时代风云的一名记录者，也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者。正如在广东省公安战线奋战了近40年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广东社会综合治理从“乱”到“治”，也有刘海陵的一份功劳。此话对我个人虽是过誉，却是对新闻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肯定。
责任编辑：喻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