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如果恶人也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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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有思想家吗？恐怕很多人会不以为然地摇头。但问题是在一个高度技术化、有序化、模式化的社会，在一个诞生过神道、武士道、茶道、花道、狂言、能、歌舞伎的国度，你说它思想是荒芜的，精神是贫瘠的，显然又令人难以信服。
其实这里是有思维定式的。这思维定式就是来自于对思想本身的思想。如果视西洋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文明尺度，那么在东洋，孔子、老子、庄子恐怕也将什么都不是。但如果转换视角，我们就会发现一神教的教基督教有着老大式的心态：每个文明体系的时间概念都一样。但多神教文明却乖巧得多，它不动声色地宣称：每个文明各有自己的时钟。
从每个文明各有自己的时钟来看日本，我们发现，仅在日本和尚的群像中，就有一批在今天看来都很亮眼的思想家。如圣德太子、行基、最澄、空海、空也、源信、法然、荣西、亲鸾、道元、日莲、一遍、一休、莲如、白隐、良宽等。这其中能称得上是一流的为二人：亲鸾与道元。故有日本学者称之为“双璧”。这篇文章要谈论的就是亲鸾。为什么要在今天谈论亲鸾呢？其意义何在？
（漫画家井上雄彦所绘亲鸾屏风）
【二】
直接引发笔者思考的是这次日本的人质事件。两名人质被杀害。当全世界都在愤怒都在大呼要复仇的关头，其被害者的亲属则通过传媒传递了这样一个声音：仇仇相报无尽头。有媒体说这是今年日本的“好声音”。这里要追问的是，这“好声音”的文明源头在哪里？其思想的起点又在哪里？
引发笔者间接思考的有两件事。一是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今年3月20日将迎来20周年。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早就被判处死刑了，但就是不执行。为什么不执行呢？
20年过去了，死者早已骨寒，但被日本人称之为“极重恶人”的凶手却还在监狱里风光地活着。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法务大臣不想成为“刽子手”吗？仅仅是神道的“穢れ”（污秽）因素吗？恐怕不全是。更深的层面是否与亲鸾的思想有关？如果有关的话，那么与亲鸾的什么思想有关呢？
另一件事是前几年放映的《入殓师》电影，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这部荣获奥斯卡金奖的影片改编自青木新门的《纳棺夫日记》。青木新门在《日记》中自问：看了那么多的遗容，也有黑社会大头目等所谓的恶人，但他们死的时候也都很安详呀。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往生之路不分善人与恶人？于是他顿然想起了亲鸾的一句名言：连善人都可以得救，何况恶人哉?青木说，这不是将所有生物都看成是神佛之礼物的思想吗？
【三】
那么，亲鸾为何许人也？
亲鸾1173年出生在京都，这在日本是镰仓时代。镰仓时代，照禅学大家铃木大拙的说法，是日本人灵性觉醒的时代。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奖赏给亲鸾的。
源赖朝在伊豆举兵那年，亲鸾8岁。极尽荣华的平家走向衰灭的那年，亲鸾13岁，满目的荒凉和肃杀。生逢难行苦行的战乱时代，少年亲鸾老成地慨叹着人世的无常。
从9岁到29岁，亲鸾在比叡山度过了青春的20年。自己变了三次姓名：绰空、善信、亲鸾。非僧非俗的宣言，思想的叛乱。他理想中的先辈高僧有7人：印度人龙树和天亲，中国人昙鸾、道绰、善导，日本人源信和源空。他最初的名字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合成，但最后的“亲鸾”是印度人天亲和中国人昙鸾的合成。
（亲鸾像）
这里，留下一个有趣的问题：作为日本人的亲鸾，为什么最终还是舍去了日本人高僧，这是否意味着亲鸾对日本原本佛教的反叛？是亲鸾“脱日本人意识”的萌生？日本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就此断言：从亲鸾的宗教实践来看，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一神教的，脱离了日本人多神教的意识。“可怕”露出了端倪。
亲鸾思想的主要精华，在他离世之后的30年，由其弟子唯圆整理成《叹异抄》问世。就像基督自己不写书，《新约》是弟子所传基督之言一样；就像透过其弟子柏拉图的著作，去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一样。思想的涅磐者，一般自己不留文字。唯圆和亲鸾差50岁，唯圆19岁时与68岁的亲鸾相见，然后在亲鸾身边活动十多年。他把亲鸾的教义，浓缩在了《叹异抄》里面。
“连善人都可以得救，何况恶人哉？”这是《叹异抄》里最有名的一句话。一般人的想法是，连恶人都可以得救，何况善人呢？善人往生，这是常人的思路。
顺着这一思路，人类文明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就凸现出来：扬善。但是，具有反乱性格的亲鸾，颠覆了这一传统主题。他对善人和恶人进行反向思考，择其意而用之。
如果善人靠“自力”可以得救（往生），那么恶人是否可以靠“他力”得救（往生）呢？阿弥陀佛所要接应的真正对象是不是就是恶人呢？当恶人知道自己是被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或者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优先拯救恶人，那恶人是不是就会不遗余力地弃恶从善，争取极乐往生呢？这里我们看到了近现代监狱思想的胚胎：更生犯人（恶人），使其新生（善人）。
这就是亲鸾的“恶人正机”说。他的这一思想的震荡点在于：善人能极乐往生，恶人更能极乐往生。指出“恶”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并不是亲鸾的发明。
古希腊人讲宿命，基督教讲原罪，佛教讲宿业，荀子讲性恶，康德讲根本恶，说法虽异，但核心都是讲人在本质上和观念上带有不可逃脱的先天（前世）的恶。所以亲鸾举例说，不因为心善而不杀人。即使不欲加害，也会杀千人。这就是说人心原本非善非恶，却既能向善也能向恶。
“恶人正机说”正是源于对这种罪恶的意识。亲鸾的“可怕”之处并不仅是悟到了人自身的局限并将其简单地表达出来，而且他敏锐地看到人为了掩饰自身的局限而不惜做出任何努力的那么一种执着。也就是说人在杀一人和杀千人的时候，往往选择杀千人。
这里，亲鸾的发明在于：神也好，佛也好，所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性的东西，他们不但不嫌弃恶人，反过来还积极地以恶人为其主要拯救对象。这样，弃恶，而不是扬善，才是佛教（文明）的“正机”。因为只有弃恶才能更好地扬善。
弃恶才是这个不断滋生恶的世界的本源。这样，亲鸾天才地改造了佛教中原本的东西，使其日本化了。就像希尔伯特在1899年天才地改造了数学公理的方法一样：“点，线，面可以换成桌子，椅子，啤酒杯。”
【四】
但问题还是存在。
常人死亡时看到的那束神秘之光，大恶人是否也能看到？如果大恶人也能看到的话，那做好人和做坏人有什么区别？善人与恶人有什么区别？
这就令人想起成书于12世纪的《今昔物语集》，在第十九卷里讲了个极恶之人源大夫的故事。说这位出生于赞岐国的不知其姓者，“心极猛，以杀生为业”。但就是这位“国人皆有恐之者”，他所念的佛倒也开出了美丽的莲花。这是否就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
在《教行信证》中，亲鸾谈到了恶人救度的问题。他举了印度王舍城里阿阇世的例子。这位阿阇世太子把自己父亲，国王频婆裟罗王幽闭在七重牢狱里，让其活活饿死。这也就是说，阿阇世太子犯了杀父之罪。但即便是这样的恶人，也能救度吗？
亲鸾说，可以。要救助杀父的恶人，亲鸾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有预言师。第二，必须忏悔。忏悔又分三种：一是上品的忏悔，即身体的毛孔和眼睛流血。二是中品的忏悔，即毛孔流汗，眼睛流血。三是下品的忏悔，即身体发热，两眼流泪。这叫“三品忏悔”说。当然，这是从中国唐代的善导“血泪忏悔”说脱胎而来。因此在亲鸾看来，阿阇世如果要被救助，至少要有“流泪的忏悔”才行。
那么问题来了。有日本人问：极重恶人麻原彰晃属于救度的对象吗？他杀了那么多人，也能往生吗？对此，山折哲雄在其《恶与往生》（中央公论社，2000年）一书中说，如果麻原他自己也能“认识到自己是个恶人”，也能认识到自己是个“烦恼具足的人”（也就是自己认识到靠自力不能解决问题而不得不靠他力的阿弥陀佛本愿）的话，那么麻原也属阿弥陀佛要救度的“恶人”，也属于往生的对象。
照山折的说法，如果麻原具有了这样一个心境，也就满足了“恶人正机”的一个前提，即忏悔。但是山折笔锋一转说，从关监的麻原身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忏悔。所以他并不属于往生的对象。
当然离这本书的出版又过去14年了，麻原现时态是个怎样的心境呢？有没有过“流泪的忏悔”？法务大臣迟迟不签发死刑执行令，是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机”的到来？内情当然不得而知。但今年是大惨剧的20周年。在已判死刑的13名奥姆真理教犯罪人中，是否会有一两个被执刑的大动作？相当令人注目。
【五】
在日本有恶魔的存在吗？
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不存在相当于犹太教或基督教中的恶魔。日本虽然也有“鬼”一说，但即便是鬼，也表现出恶的一面与神的一面。如在传统艺能或宗教仪式中，神有时会戴着鬼的面具从他界而来。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善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日本人的思维中，并不存在绝对恶的观念，也并没有追究恶的根源这种思考习惯。所以恶魔可以用来给孩子起名字，可以用来玩游戏。
那么日本人的这么一种观念是从哪里养成的呢？毫无疑问，亲鸾的思想给出了有力的支点。在亲鸾的学问框架里，我们发现他对恶（罪）有一条相当清晰的逻辑思路：恶（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是众生的本来面目。而这种“罪业”靠自力无法消除，只能依靠他力的阿弥陀佛本愿。他说：“如不依此悲愿，如此不堪之罪人，何能解脱生死。”也就是说，如果用了他力的念佛，人的罪业就有消除的可能。
这里，亲鸾得出了两个平等思想：一个是众生罪业的平等，一个是被拯救的机会平等。那么逻辑的结论是：既然都是阳光普照的下平等，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罪恶不能容忍，还有什么恶人不能救赎的呢？看来在容忍罪，以罪为正机的亲鸾那里，人的前景要比基督教来得光明的多。
众所周知，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模式便是创生—背叛（罪）—拯救。上帝造人，但人背叛上帝，上帝着手审判与救赎。这里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信上帝的原罪。又因为是原罪所以不同于恶。恶可以消除可以矫正，但罪再怎样的自力与他力都无济于事。而且在基督教那里，最煎熬人的是原罪还具有族类的不可切割性。
当然在亲鸾那里，固然看不到我们所熟悉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儒家文化，固然看不到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政党文化，但令人惊恐的是亲鸾将这一切都轻巧地不动声色地转换成了一种日常性，一种生活的日常性。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人生。
或许是沉湎于罪恶的人生，或许是走向歧路的人生。但人即便是做了坏事，或许就是在“着魔”的时候，或许就是在一时冲动的时候而为之的。日本语就有“出来心”（偶发的邪念）的说法。所以日本人对恶人和罪人没有一种没完没了的憎恨感觉。
在日本接到喜事邀请，如果彼此有过节可以不去参加。但如果人死了，不管过去有多大的仇恨，被邀请后就必须出席葬礼，表示对死者的原谅。这是一种非常平行且宽容的思考和想法。这种思考和想法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人的心底。
所以日本人能为妓女立碑。如神奈川县大矶町的延台寺，就有为江户时代的妓女建碑立墓。墓碑上刻有“大矶宿游女之墓”字样。所以日本人能为小偷建墓。如东京都两国的回向院就有鼠小僧次郎吉墓碑。这位江户年代的小偷专门家，前后进了98户有钱人家，偷了122回，总计得手3121两金钱，相当于今天的1亿日元。从昭和年代开始，这座小偷之墓竟成了日本人赌金钱胜负的护身之地，墓前堆满了各类钱包。就是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中，在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更能博得日本人同情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对此，山折哲雄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换一种说法，这种善神和恶神共生共存的模式，是否就是日本人至今都觉得生活得非常幸福的一个原因？如果他们今后也怀有这样的人生观生活下去的话，也未必是件坏事。甚而如果这种乐观的思维方式如果可以成为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也许全世界都会和平。
山折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亲鸾的最高奖赏。因为山折等于宣布在亲鸾那里看到了世界精神。
【六】
当然，亲鸾的恶人正机说还必须回答这样一个设问：
如果恶人先于善人往生，那不就是鼓励人们从恶吗？岂非越恶越好，罪大恶极更好？毫无疑问，这个设问是有挑战性的。也是亲鸾思想最易被人误解的地方。
其实作更深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亲鸾是在讲“恶本源”，讲人如何彻底意识到自己就是恶的一分子。只有当你意识到了自己也是恶的一分子，那你如何更多地触及“良缘”与“善源”也就会成为一种自觉。这时的你就会超越善恶，并从恶道中得到救度。
所以佛教的要义是救济恶人而不是惩罚恶人。这点与强调劝善罚恶的儒教有非常大的不同。
亲鸾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揭示出人原本就是一种伪装的虚伪存在。所以人心中的恶的自觉都要比其他的自觉要来得早。只有当自己彻底认识到自己就是恶人的时候，人才能丢弃虚伪丢弃伪装，才能从本源上趋善。所以结论对亲鸾来说就是恶不仅不是需要破除的对象，反而是被拯救的正因。这就是亲鸾所言的最高恶。
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亲鸾之后的600多年，大哲学家康德似乎也在重复着亲鸾的思路。这令日本人兴奋。康德说，除了“善意志”之外，这个世上可称之为善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何谓善意志？是指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遵守。而这个遵守，在康德看来是“先验”的。而这个所谓的先验恰恰就是亲鸾“他力”用语的再造。如果不遵守的话，人就会滑入恶的行列从而与善无缘。如果遵守的话，人就会抑制与生俱来的“我意”（自负心）和“我欲”（自爱心）。
康德因为是从人的内心出发寻求善，所以从结果上看他不得不承认“道德和幸福必须是一致”的要求。这是康德所言的最高善。
一个从最高恶出发，一个从最高善出发，虽殊途但同归：宗教（文明）如果缺少恶的自觉就不能发现恶和抑制恶。当宗教（文明）对恶让出真空地带，乘虚而入的就是恶的广泛性和泛滥性。
亲鸾用救济的方法，康德用遵守的方法，都表现出一种观念上的纯粹性。所以当有人问岂非越恶越好，罪大恶极更好的时候，表明提问者还没有超越善恶二元，还是在一个没有旋转的平台上玩魔方。
这就令人想起夏日漱石的《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小说人物的忏悔，其实完全超越了现世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是无罪的。但是，对无罪之罪的忏悔却昭示人们对形而上层面的良知责任的领悟。这时的忏悔者和被忏悔者都成了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自觉。
无罪之罪为什么还要忏悔？这个问题就像越恶越好，罪大恶极更好一样，靠直线思维基本无解。而无解往往就是曲解的别名。
【七】
亲鸾在86岁的书简里，出现了“愚秃亲鸾”的自称。表现了他对世间的俗务、爱恨，烦恼始终无法释怀。亲鸾活到了90岁的天寿。这在灾害频发，战乱频至的13世纪绝对是个奇迹。
释迦牟尼活了80岁，亲鸾比他多活了10岁年，孔子是73岁，穆罕默德是62岁，耶稣是31岁，最澄是55岁，空海是61岁，法然是78岁，一遍是50岁，道元是53岁，日莲是60岁。从人类的生命史和寿命史来看，亲鸾在宗教领袖当中，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这其中的真相或许永远成迷。但奇迹和魅力就在这里：想解其中谜，但永远不会有谜底。就像读《叹异抄》，再怎样读，就是难解其中味。
亲鸾爱读陶渊明的诗文，并向往他的行为模式：辞去出人头地的官员职务，返乡循隐度安逸，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亲鸾在他唯一的自笔书《教行信证》中，也模仿陶渊明的写法：“归去来，不应该留恋他乡，在佛的指引下，回到本家来吧。”就像陶渊明眺望南山一样，亲鸾在自己的常陆乡下，眺望远处的筑波山。表现出对循隐的辄心向往之。
在90岁圆寂之际，他留下遗言：“我眼睛一闭，你们就把我丢到贺茂河去喂鱼。”不过，他的弟子违背遗言，将他的遗体隆重地安葬，这就是日本东本愿寺的起源。亲鸾的宗教，不用参拜，不用念经，不用扔香钱。这是世界上稀有的宗教。净土真宗所属的寺院数，在日本全国有两万多个，教徒有1400万人。
“亲鸾无一弟子。”《叹异抄》第六段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亲鸾的悲痛，连儿子都可以不要。他在84岁的时候，与唯一的一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原因是儿子曲解了他的思想。一个孤高异怪的形象，显得更加突兀而醒目。
亲鸾和他的弟子唯圆有这样一段对话：
亲鸾：唯圆，你相信我说的吗？
唯圆：是的。我相信。
亲鸾：如果是这样，我说的话你不会违反吧。
唯圆：绝对不违反。
亲鸾：好。首先去杀一千人。这样的话，就能往生。
唯圆：话是这样说。但以我的力量，一个人也杀不了。
亲鸾：这样的话，这不是违反我说的话吗？
这是一个思辨逻辑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可怕在于：你不杀千人，你怎么知道自己一个人也杀不了？据说，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晚年的日记中说道：一直到今天，我才从英译文件中获悉东洋的亲鸾。如果早在十年前就知道东洋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圣者，我就不去学希腊语、拉丁语了。我宁愿学日语，来研究亲鸾的教义。
【八】
这就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
被害人质的亲属们何以能发出“仇仇相报无尽头”的“好声音”的呢？是否就是亲鸾的“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的宗教心使然？是否就是“恶人正机”的下意识使然？
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亲鸾在塑造日本人宗教心方面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从亲鸾的家喻户晓性可以看出。
家喻户晓到了什么程度了呢？举例来说，日本的出版社如果出现经营上的困难，就叫人写亲鸾的书，肯定好卖。前几年五木宽之的历史小说《亲鸾》（讲谈社）就成了畅销书。2011年度日本的大学考试的一道选择题：
《叹异抄》中有“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的亲鸾语录。从下面对“善人”和“恶人”的四个定义中请选择一个正确的。大学考试能出这道试题，表明日本的高中学校还在学习亲鸾。
也就是说，《叹异抄》中表现出的亲鸾思想，特别是恶人正机说，对日本高中生来说是必须的知识储备。这就有相当的思考深度了。当然也是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又说非常的“可怕”呢？
你听听几位大师们的如是说。日本大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说：“所有的书都烧掉，只要留下两本书我就满足了，一本是《临济录》，另一本就是《叹异抄》。”但恰恰是表白留下《叹异抄》抄本的西田几多郎，在亲鸾提起恶的问题的800年后，提出了善的问题。
他在日本哲学的诞生地京都，也在亲鸾的诞生地京都，想埋葬亲鸾恶的哲学，但自己反而差一点被埋葬。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哲学家三木清也宣称：“在万卷书中，我只选一本《叹异抄》。”而司马辽太郎说得更激动：“镰仓因为有了亲鸾而显得伟大。”
是不是正因为“可怕”，日本人才喜欢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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