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架 | 叶扬：是否为我们自己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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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英国中年男子、BBC的前雇员、“非犹太人”特雷斯洛夫，从未结婚，却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特雷斯洛夫的两个犹太人朋友，一个是高龄的利博尔，他曾经是周旋名流之间的记者；一个是芬克勒，现在是喜欢抛头露面的著名哲学家、作家，两人在同一个月先后丧偶。
有一天晚上，特雷斯洛夫从利博尔家出来，在街上被打劫，抢走他不太多的几样东西的人不仅是个女人，而且在他看来，这么做的原因是把他当成了犹太人，或者“公众人物”芬克勒。他羞愤难平，在臆想中试图找到他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
这个过程中，他愈发明确了自己想要成为犹太人的热切渴望。当然，冷静、睿智、代表了犹太人一切脑力优势和该死烦人的性格特征的芬克勒跟他说，别多想，你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更没有人会把你当成犹太人。
这样的开头，让《芬克勒问题》看起来像喜剧，似乎轻易就能感到它的指向，按重点排序，可能会是中年问题、城市人的自我认同问题、男女之别，以及一点儿大家不该去碰的种族问题。但越往后看，越会意识到，这种判断错了，这部小说正是要以幽默的笔调，去揭开复杂的当代犹太人问题。
作者霍华德·雅克布森自己就是英国犹太人，写过大量反映犹太人生活的小说。他通过三个人物个人生活和历史的逐步展开，描写了从利博尔妻子的父母那一代到芬克勒的孩子这一代的四代犹太人，他们充满了矛盾，吝啬、狡诈、虔诚、忠实、叛逆、复国主义、反复国主义、以犹太为荣、反犹太，即使同是犹太人，人与人、人与他自己的每个阶段，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芬克勒，他的名字曾被特雷斯洛夫和同学们拿来代替尖锐的“犹太”二字，“犹太人”就是芬克勒人，“犹太人问题”就是芬克勒问题。芬克勒自己，上学时曾经支持复国主义，想要去以色列参军，当他去牛津念了道德哲学之后又是反对复国主义的，他将“以色列”从自己的词典里抹掉了，他和其他犹太名人有一个名为“羞愧的犹太人”的团体，公开批判以色列的非人道主义做法。
他的妻子，曾为了嫁给他而皈依犹太教，将他的“羞愧”视为哗众取宠。他的妻子曾经写道，“我丈夫的问题是，他以为自己已经跳出了他父亲围的犹太篱笆，可他仍然用完全犹太的视角看待一切，包括让他失望的那些犹太人。……他看到的都是犹太人生活不比其他人好。既然他们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根据他极端的犹太逻辑——他们就特别的坏！”后来，当芬克勒又发现自己的儿子在学校活动中打掉了戴黑帽的犹太人的黑帽，他惊诧了。犹太人的世界乱套了……
特雷斯洛夫作为当代英国人的代表也没有好多少，女人们怀了他的孩子也都铁了心离开他，她们和她们的儿子们都看透了他骨子里的无能。人到中年，他身无长物，满心举目无亲的落寞，所以更加羡慕犹太人，羡慕他们有自己的传统、习俗、语言、宗教，羡慕他们大家庭的密切关系，那种暖融融、潮乎乎的气氛，羡慕他们历史上的伤痕，他们善于反思与思辨的智慧。可是，随着他向犹太世界越靠越近，疑惑比确认多了更多，他才发现，情况要比他以为的复杂。
大概中国是在巴以问题上最讲究宣传导向的国家，我们很少大张旗鼓地揭示两国之间的残酷冲突，所有的战斗在新闻中看起来都是小规模的，不至于上升到“复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激烈对立的层面，被作为以色列定居点侵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被强制搬离以色列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说都很遥远。
他们背后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在《查理周刊》编辑部遇袭之前，也很虚无。我们的印象多数像高晓松在《晓说》里讲的那些，以色列是个干净、有秩序和执行力的好国家，犹太人是在西方世界默默掌权、团结在一起的实干者。可真正普通的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想法和处境，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不了解。
《芬克勒问题》值得中国人一读的精彩之处，不限于作者以怀疑、焦虑、反思构成的幽默之中铺陈出犹太人的历史与更大的文化、政治、民族问题，不限于作者对欧洲当前社会状况的陈述，以及人类生活中共有的来自性别、年龄、代沟的困扰，在许多段落，将犹太人换成中国人几乎未尝不可。
“羞愧的犹太人”所做的反思常常让我想起那些指向“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即使我们没有“复国主义”的问题，仍然有其他众多令人失望、亟待改进的错误可以勾画出来，许多人有着对民族性某些深入骨髓的缺点的质疑。这种异素同构的移情，使《芬克勒问题》给我的感受更强烈。
小说与议论文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必有唯一的核心论点，它可以在一个或者一揽子故事里呈现出如果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指向，稍稍地反映出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又能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引起读者层层叠叠的共鸣。
在《芬克勒问题》里，利博尔见到自己早年的一位旧识，这位优雅的女性来求他帮忙，她的孙子因为是犹太人，被人刺瞎了双眼，她希望利博尔能够用他的公众影响力来反对这种暴行。利博尔没有帮忙，一是他早就不再具有真实的公众影响力，再者，经历丧偶之痛之后他反复回想过去，他想到他妻子的父母是多么势利、卑鄙，阻挠他们之间的爱情、千方百计想把培养成钢琴家的女儿嫁给霍洛维茨。他对来求助的女士说，他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刺伤犹太人，“我要用我的方式把犹太人想得坏一点儿。”
在小说另一边，特雷斯洛夫的犹太女友正着力筹建一个犹太人博物馆，本来令人振奋的工作却受到了种种恶意骚扰，从辱骂涂鸦到在门把手上缠咸猪肉片（其实并不是犹太教禁止的食物）不一而足；与此同时，几千公里外，一个被迫要迁离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在公交车上射杀了一整个阿拉伯家庭，得知此事的英国人在以色列大使馆前抗议完之后，又带着“犹太人去死”的条幅来到了博物馆前面，而实际上那名凶手已被阿拉伯人用石头砸死……
特雷斯洛夫刚刚在公园里帮助了被称为“这东西”的戴黑帽、留鬓角的小犹太人，让他从一伙熊孩子中间脱困，却满心疑惑：为什么你不感谢，为什么你明知可能受欺负还非要显示出保守犹太人的特征。而当他面对博物馆前匪夷所思的抗议，又不能理解又愤怒。
小说最后，芬克勒在做无尽的犹太祈祷，为他的妻子，也为他的朋友。这是一个减弱的尾声，所有矛盾冲突都偃旗息鼓，重新试着寻找心灵的安稳，似乎这是唯一归宿。
可惜，这一招好像对中国人不管用，当我们需要安稳，该向谁祈祷呢？
（(英)霍华德·雅各布森/周小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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