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日本人为什么热衷对加害者再施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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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的6月8日，是素有“步行者天国”之称的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7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民众纷纷到现场献花寄哀思。7人死，10多人轻重伤。
战后日本空前的大惨剧。当年25岁的凶手加藤智大先是用2吨货车冲撞5名路人，再跳下车，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刀疯砍路人，又造成2死10多人受伤。“这个世界没有人与我说话”。“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都比我过得好？”带着孤独带着仇恨带着疯狂，凶手加藤实施了有计划的犯罪。
当然犯得是死罪。今年2月日本最高裁判所驳回了加藤的上诉，确定死刑。等待他的将是死刑的执行，日本战后悲剧的一幕也就告结束。
(作者供图：秋叶原杀人事件现场)
但真的结束了吗？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加藤智大的弟弟，在去年2月自杀了。为什么自杀？为谁自杀？这一下子又牵住了日本国民的视线。
原来，加藤的弟弟在自杀前一周，将写了6年的手记文稿寄给《现代周刊》，吐露多年来如何活在“杀人犯弟弟”的阴影下。
事发后记者没完没了的追问，不断的搬家换工作，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也离他而去，并留下一句刺痛心灵的话：你们一家人都不正常。他在手记里写道：“加害人的家属，只能在阴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幸福？”显然自杀前的他在思考这个问题：加害者的家属是罪犯吗？加害者的家属能有自己的幸福吗？但答案是残酷的。即便在一个文明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即便在一个法治已深入人心的国度，一个家庭冒出了一个杀人犯，对不起，这个家庭就必须毁掉。
这是最终的无可选择的宿命。你看，“逃不掉”的绝望最终还是让罪犯的弟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最令人心寒的是，在死之前寄给周刊的手记都不敢用真名而用了“优次”的化名。这表明他对这个社会胆战心惊到了何等程度。
这也是在事发后加藤的父母面向社会大众再怎么低头道歉，母亲甚至哭到腿软下跪都无法收拾事态的一个原因。弟弟自杀。母亲因为精神崩溃而住院。原本在银行工作的父亲，也因为客户纷纷解约和不断接到恐吓电话而无法工作，不得不离职隐居。在监狱里等死的加藤智大，如果知道了这一切，将是一个怎样的心情赴黄泉呢？
【2】
对杀人犯和杀人犯家人表现出的不宽容，不原谅，不克制，应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一个共通的价值取向。在这点上日本并不孤立。
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么一种排斥，这么一种隔离，这么一种加害，这么一种歧视，日本人似乎做得更彻底更有章法也更毫无顾忌。这又是为什么？这又与什么有关？我们的追问不得不投向这个国家的精神底部。
记得那位出身于希腊，最早将日本文化介绍给西方的小泉八云，曾写有一段描绘日本人对罪恶感认识的小文。事情发生在熊本车站前。一个打死狱警企图逃跑的盗窃犯被押送到熊本，车站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警察把狱警的妻子叫过来，对她背上背着的男孩说：你看清了，这就是杀死你爸爸的犯人。听了这话，狱警的儿子大哭。这时只见犯人连声求饶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这孩子。我不是故意要打死你爸爸的，我跟他无怨无仇。我只是想逃出监狱。没有别的。对不起呀，这孩子。我真是罪恶滔天。为了赎罪，我这就死去。孩子，你可怜我这个混蛋吧。求你了，饶了我吧。
犯人的求饶悔恨声撕心裂肺。但最后警察还是把犯人带走了。围观的人群中突然传出哭泣声。连警察的眼里都挂满泪花。
显然，围观者的哭泣不仅是怜悯那个这么小就失去爸爸的孩子，而且对表示忏悔的犯人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在众人眼里，孩子与犯人已浑然一体了。
在日本写有学术畅销书《撒娇的构造》的作者土居健郎说，这是发生在明治时期的令人动情的场面，如今当然是难以再现了。但我们相信，日本人的情感深处，依然存有这种心理，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顺着土居健郎的思路，我们发现日本人同情加害者是有文化基因的。从源头来看，如果问日本恶的元祖是谁？那就是伊邪那岐的儿子须佐之男命。这位恶神专做恶事。
《古事记》里记载，须佐之男命对姐姐天照大神撒野。姐姐耕作的田地被他破坏，祭神的新稻米被他掺上粪屎。他抓了一匹马驹，剥了皮之后，爬到神殿顶上，将屋顶打出一个大洞，再把马尸丢到织女们织布的地方，吓得织女们四处逃散。其中有一织女被织布梭子刺破性器而死。面对这样的恶神，众神最后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仅仅是剪掉其胡子和手足的指甲，永远放逐高天原。但他就在离开之前还杀害了食物女神。
神话系谱往往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原点。这在西方神话里绝对是个大恶魔的须佐之男命，在日本的神话里却成了受人尊崇的神。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生出了日本人自古有之的一种心向：善神恶神，共生共存。他们相信这样的逻辑：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善的灵魂与恶的灵魂之别，而是柔和的魂与凶猛的魂之别。这两个灵魂不存在谁下地狱谁上天堂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善的。
他们相信，人即便是做了坏事，或许就是在“着魔”的时候，或许就是在一时冲动之际而为之的。日本语就有“出来心”（偶发的邪念）的说法。这就在观念上注入了原本的或本质上的恶人，在日本并不存在。因为不存在恶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恶事。
由此故，日本神道也讲“罪”，但这个“罪”字的语源“tumi”，意谓是从外部而来的罪恶，是后天带来的污秽。这和基督教讲的“罪”，有本质的不同。基督教的“罪”，是先天的原罪，是不能被神救助的。
要消除原罪，唯一的方法就是赎罪，终身地赎罪。这是西方人的遐想。而要消除外来之罪，唯一的方法就是祓禊，只要祓禊，就能洗净罪恶。这是日本人的发想。这一发想所带来的一个思考深度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心灵中所发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相信呢？所以在日本有为妓女树碑有为小偷立传的文化传统。
【3】
问题的费解之处在于：既然善神恶神，共生共存，那为什么日本人要歧视和排斥犯有杀人罪的加害者的家人呢？这又是什么文化心向所导致的呢？原来日本人在同情加害者的同时，又生出清明自洁的文化心理。
由于日本人相信日本人所犯的罪不是一种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一种污秽，是一种人的心物两面的不净和不洁。面对污秽，面对不净不洁，该如何净化如何自洁呢？日本人想到了祓禊。最初的祓禊是用水进行的。寻找原典的话，也在《古事记》那里。
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结婚，前后生下日本国土等诸神。最后在生下火神之际，伊邪那美的阴部被烧伤死去。深爱妻子的丈夫伊邪那岐急于想见伊邪那美，便追至黄泉国。伊邪那岐等啊等啊，等了老半天，就是不见妻子返回。不耐烦的他终于偷偷溜进了黄泉国的宫殿，终于见到了妻子的身姿容貌。这令伊邪那岐魂飞魄散。因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一面让他看到了。妻子伊邪那美全身爬满蛆虫，身体高度腐烂。
不能看到的东西看到了。被禁忌的东西破禁了。惊恐万分的伊邪那岐转身便逃。由于去了不净不洁的地方，觉得浑身充满了污秽，便来到九州日向一个叫做阿坡岐原的地方，用这里的河水清洗全身。
这就是历史上日本人祓禊的开始。流水洗去的污秽以及被丢弃的衣物，都化作了各种神祇。最后伊邪那岐开始清洗左目，生出了天照大神；清洗右目，生出了月读命；清洗鼻子，生出了须佐之男命。三神同时诞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负众望的皇祖神天照大神，既不是性交得来，也不是处女怀胎得来，而是从流水的祓禊行为中诞生的。它的象征意义在于：污秽也好，不净不洁也好，就像流水一样会自动流去消失，替之于完全一新的形象：清洁明净。
既然流水能带去不净不洁，那么罪过也属于不净不洁。这样在逻辑上就能导出流水也能洗净罪过的惊天结论。
祓禊的宗教行为，其对象物最初被设定为河水。随着后来对祓禊的概念理解朝着宽泛和实用性上的发展，就生出了只要是针对污秽行为的任何言行，都是祓禊的一种的结论。
从这个视角来看，日本人对杀人犯家属之所以加以难以想象的排斥与歧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是宽容，原谅和克制在美德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用一种言行的祓禊宗教行为，达到清明自洁目的。或者让加害人家属搬家，不住在我家的隔壁；或者让加害人家属离职，不在我的公司上班；或者让加害者家属离开这所学校，不在我的学校里上课；或者与加害人家属破弃婚嫁，因为不净是千万不能带回家的。
如此等等。加害者的家属就在社会的异样目光下过度每一天，加害者家属就在歧视的伤痛下夹着尾巴做人。而日本人又大都不堪忍受来自于同等视线和对等共同体的耻，并将蒙受的这类耻辱视为做人的最大失败。当这个不堪忍受发展到生不如死的时候，自杀就不再是一个虚幻了。而一旦自杀，周遭之人便偃旗息鼓，周遭便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因为污秽已除，不净已涤，晨曦中的晨浴又将继续。
这里，实际上出现了新的加害者。周遭人的异样目光，周遭人的热嘲冷讽，周遭人毫无同情心的举止，杀死了原本的加害者家人。但问题是，日本人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们能成为一个角色，一个新的加害者的角色的可能。
这个原因在哪里？还是在于日本人只有耻意识，没有罪意识。而没有罪意识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产生不了加害者的意识。由于没有加害者的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在罪恶中寻求赎罪的宗教需求。原本的加害者没有这个需求，也就决定了新的加害者也是没有这个需求。
日本的文化学者作田启一写有《耻文化再考》（筑摩书房，1967年）的书。他在批评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时指出：羞耻感不仅是怕丢失面子，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极为纤细的内向人格。而罪恶感只是给人自责：当时不这么做就好了。表现出的是后悔而不是反省。
所以西方人情愿承认罪恶感而不承认耻辱感。所以在作田启一看来，耻辱感才是一种更为深刻而涉及本质的反省。但这个反省的结果，往往走向自杀，但不会走向更为极端地复仇。
这也是日本的加害者家属，在遭遇外部世界打压的时候，几乎没有因为被羞耻了而再度杀人的一个原因。而走向自杀的倒有不少。这也是我们感叹的日本人难理解的一个方面。
这让笔者联想到奥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今年的3月也是东京地下铁沙林杀人事件的20周年。这一天，麻原的三女松本丽华在讲谈社出版《停止的时钟》。
书中披露，事件发生刚11岁的丽华，背着父亲是杀人恶魔的重负，无法上小学，无法上中学，无法上高中。大学倒是考取了好几所，但最后都被拒绝入校。20岁的她，走投无路，将原本给她发放过入学通知书的文教大学告上法庭。麻原的四女更是因为“出身差别”被多次炒鱿鱼，自杀的念头始终伴随着她。
这里，麻原是罪恶深重的。但这个罪恶深重也必须要有家属一起承担吗？实际上这不是问题的切入口。日本人一般也不会作这种层面的思考。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一种去除污秽的祓禊行为，带有文化和宗教的意味：不净不洁离得越远越好。
【4】
2006年，人气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发表小说《信》（文艺春秋出版）。这部发行量超过了150万部的小说，直言这个世界建立在谁都会有黑暗的过去这个基本点上。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有兄弟俩。哥哥叫刚志，弟弟叫直贵。在母亲过劳早死之后，他们相依为命。刚志后因工作受伤失业，无法供弟弟上大学。为了弟弟，他潜入豪宅行窃，却失手杀死了屋主。从此刚志入狱服刑。失去了经济支柱，直贵也上不了大学了。打工，就职，爱情，甚至医疗，直贵都背负“杀人犯弟弟”的烙印，处处受人歧视。
哥哥刚志在监狱当然什么也不知道，照样还是每月一封信寄给弟弟直贵寄托思念。想不到的是狱中来信则成了直贵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每个月他都要承受一次良心的煎熬。直贵怎么也不明白，坐牢的倒反享着清福，没有坐牢的倒反在无形的囚笼里倍受折磨。最后，直贵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女受到影响，决心和哥哥断绝关系。
小说的结尾处写独生女看录像。直贵责怪自己愚蠢，没有发现她的样子有些异怪。女儿虽然去了幼儿园，可没有一起说话和玩耍的伴儿。大概是为了忍受孤独，她才迷上动画片的吧。一想到她那小小的胸膛里埋藏着这么多痛难，直贵的眼泪就要出来了。
这是个辛酸的故事。是为加害者写的故事。
这里无关乎宽容，无关乎原谅，更无关乎道德。因为如果一旦纳入宽容，原谅和道德的问题域，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追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做了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做了没有察觉之下伤害了他人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做了跟随共同体摇旗呐喊的事情？然后再发出这样的感叹：做人真难。
其实，对日本人而言，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一切的歧视，一切的排斥，一切的隔断，总之一切的所谓罪恶行径，都是为了在明天的晨曦，如何更好地迎接清明净身的晨浴。
虽然小说中的直贵没有像秋叶原杀人犯的弟弟一样去自杀。但东野的思路显然是：让加害者的家人走自杀之路，还不如最终地将他们的生命慢慢地吞噬殆尽的好，这岂不更具杀伤力？岂不更直透事情的本质？所以，小说的最后几行字，小说家东野圭吾让直贵呼喊：哥哥，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哥哥，我们还有幸福之日吗？我们还有互相聊谈之日吗？我们还有一起剥栗子壳的那一天吗？
这里又连带生出这么一个问题，即从机制上说，比起刑期，比起坐牢，吞噬殆尽加害者家人生命的那种无形文化杀手，能迫使罪犯在犯罪之前思考：为了你的家人，你还杀人吗？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你能背负如斯之重吗？
所以，“怎么可以轻易犯罪？”这种罪与罚的机制，在日本确实起到了加重犯罪成本的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不是事先由谁来设定的，而是属于想定外的“附属品”。但这种反向制裁，反向排斥倒也让人领悟犯罪的不堪忍受之重。日本的犯罪率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低的，这种“不加害”与“不侵犯”的理性自觉，是否也是这个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这正如《信》的后半写平野社长与直贵的谈话。平野社长说：
“我们必须要歧视犯罪者，这样做是为了让罪犯知道：犯罪会使自己的家人痛苦，他们被法律宣判了罪行，而他们的家人则是被社会宣判了罪责。”
“歧视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人人都想离犯罪远远的。所以，排斥罪犯和与罪犯有关的人，是一种防卫的本能。”
何以理解是一种“防卫的本能”呢？不就是怕犯罪的污秽带来不净不洁，带来作祟吗？所以歧视是没有办法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既然是一种本能，再讲宽容再讲原谅显然会遭遇本能的抵抗。
所以，当《信》被改编成电影，其票房突破了12亿日元。电影的海报就是这样写的：“哥哥你还好？我决定放弃你……”
还有比这更沉重的枷锁吗？还有比这更迷茫的世界吗？
或许是日本民族的群体洁癖太强？不容自己身边的人有任何的污点。否则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为好呢？早在明治时代的大文豪岛崎藤村，就著有小说《破戒》。
主人公濑川丑松就是一个“新平民”出身的教师。何谓“新平民”呢？原来他以前从事的职业是做鞋、一定会接触到死的污秽。而能解除死的污秽的人，其身份是低下的。日本人从中国引进“皮革”二字，但取“kawa”的发音，意味“河川”。
从事皮革行业的人因为污秽的理由，被当地人赶出居住的村町，迁移至河的对岸。身份歧视由此产生。岛崎藤村用“新平民”和“部落差别”的概念，曝光了日本人精神深处的痛——对死的污秽的嫌厌和对怨灵的恐惧。
而这个视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接近对问题的正解：日本人为什么热衷对加害者再施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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