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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慢”新书: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 爱情是双重偶然的极致

六点图书 2020-02-25

“快与慢”文丛缘起

“轻与重”文丛,六点图书近期推出了2.0版的“快与慢”书系。

如果说,“轻与重”偏好“essai”的文体,尝试构筑一个“常识”的水库;“快与慢”书系则崇尚“logos”的言说,就像打一口“问题”的深井。

本书系的旨趣在于:且慢勿快。快,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作为;慢,则是少数人的自觉理想。


编辑推荐

1.卢曼,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劲敌,当代极少数几个确实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

2.《作为激情的爱情》是卢曼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作,但并不浅显,爱情现象学在卢曼系统论中具有范式意义。

3.爱情是一种概率极低的关系,一个卓越的悖论系统。人们一方面膜拜理想爱情,一方面又意识到其空洞。爱情的真伪无可交流,只能自我理解。不确定和高风险,既是爱情的悲剧之源,也是爱情的活力之源。

4.爱情与其他交流媒介颇有相同之处,爱情通过悖论机制发挥整合作用,让人学会适应悖论世界。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范劲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424页


爱情秩序是社会-人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卢曼的社会理论整体框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从学术生涯伊始,卢曼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他选择了“爱情”为授课主题。卢曼认为,西方的爱情语义学自16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形式变化,反映了造成人格性亲密性日益增长的社会分化。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过去的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间接地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作者简介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德国社会学家,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作为系统论的代表,他将社会及其不同分支领域视为纯粹由交流构成的诸社会系统,主张一种激进建构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代表作包括《社会系统》《社会的社会》《社会的经济》《社会的科学》等,《作为激情的爱情》是他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作。




译者简介


范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研究重点为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德国现代文学、中德文学和文化关系,自2012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基于卢曼系统论视角的学术论文,如《作为交往媒介的世界文学及其未来维度》《外国文学的元方法论——一个系统论视角》《诗学与系统性》等。



目  录



自由即秩序:卢曼的爱情理论(代译序)


前言


第一章 社会和个体:人格性和非人格性关系

第二章 爱情作为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

第三章 交流可能性的演化

第四章 爱情语义学的演化

第五章 爱情的自由:从理想到悖论

第六章 激情:过度的修辞和不稳定性的经验

第七章 从风雅到友谊

第八章 引导性差异:快感/爱情

第九章 爱情针对理性

第十章 通向个体化的路上:18世纪的酝酿

第十一章 性的纳入

第十二章 不可交流性的发现

第十三章 浪漫主义爱情

第十四章 爱情和婚姻:论再生产的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今日如何?问题和替代方案

第十六章 爱情作为互渗入系统


术语索引



自由即秩序:卢曼的爱情理论(节选)


范劲


卢曼从他学术生涯之始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卢曼选择了“爱情”作为授课主题。某种意义上,这符合68年一代的精神,因为爱情是自由的代名词。1982年,《作为激情的爱情》出版。2008年,基塞林(Andre Kieserling)又从卢曼遗稿整理出当年课程讲义的底稿,以《爱情:一种练习》为题出版。显然,卢曼不仅仅是对爱情现象感兴趣,也不仅仅是对法国17世纪通俗爱情小说着迷,而是很早就直觉到这一现象的社会理论效益。在《作为激情的爱情》中,卢曼主要考察了17世纪以来爱情的历史语义学演化,配合以之前就开始践行的两条理论线索,即知识社会学和交流媒介理论,以呈现爱情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从社会中分化而出的过程。要弄懂他的思路,首先就要掌握几个基本概念。


1. 概率极低的关系


爱情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难捉摸、几乎非理性的人际关系形式,用卢曼的话说就是概率极低的(unwahrscheinlich)关系,故爱情关系的成功是社会系统演化的一大成就。从概率极低到概率较高的神奇转化,是事情的核心,也是理论探讨的焦点。爱情之所以有魅力,正因为实现概率极低。为何如此?——因为“双重偶然性”的存在。伴侣双方为迥异的两个“世界”,各使用一套自我/世界、行动/体验的区分标准,彼此互为偶然,从而导致“正常”情况下,双方本应不知道如何进入爱情、维持爱情。卢曼用了出租车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处境:


婚姻在天上缔结,在汽车中自会分道扬镳。因为坐在方向盘前的那位是以情境为导向的,他会认为,他是在尽其所能地驾驶;而坐在一旁观察他的这位同车人,会感到受他的行驶方式所摆布,将此方式归咎于驾驶者的品格。同车人只能以评论和批评的方式行动;但要想得到驾驶者的同意,却希望渺茫。在出租车里(极端情形不论)大概是没有什么必要,就此进行一番交流。可在亲密关系中,的的确确就是这种情境成了对问题的测试:他如此行动是以我的(而非他的)世界为根据吗?在产生怀疑时,有谁能够忍得住不去尝试通过交流进行澄清呢(而在其他场合中大可偃旗息鼓,以沉默告诉自己和对方:不必冒险测试)?(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4, S. 42)


出租车内发生的,是一方在行动,而一方只需体验,期待和自身体验相符合。爱情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不对称性。行动和观察的分离造成了“归因冲突”,一方认为行动的原因是情境,一方认为是行动者个性使然。如果不能随时交换行动和观察、自我和他者的位置,让互动密集化,必然出现交流堵塞。现代社会的恋人普遍感受到这一烦恼。个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他人的共识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讲话者总是从自身出发,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世界,交流伙伴沦为确认者的补充角色,去被动地承认对方的世界设计就是最普遍的世界设计。
电影《毕业生》结尾,从相顾而笑的喜悦,到沉默无言的尴尬,谁也不知道对方心里现在在想些什么。


2. 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


如何摆脱困境?人类发明了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所谓“爱情”就是这个东西,承担了让亲密关系由概率极低变得概率很高的功能。媒介来自社会,它让私密情感社会化,或者说,以社会认可的方式保持私密。卢曼的核心观点是,爱情借助抄袭来的模式、抄袭来的情感、抄袭来的存在而产生,人们之所以一见钟情,是因为早就学会了一见钟情。不难设想,青年男女在进入恋爱过程之前,就通过社会环境尤其是小说影视熟悉了过程、套路和结局,在脑中将同一脚本演练了千百遍。如此大费周章,耗尽心力,只为等待一个契机,让现实中的对方上钩,等待一个理由,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在现实中陷入罗网。即便为情而苦,也是遵循规范(像少年维特那样!)在受苦。爱情作为媒介本身不是情感,但能让情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伴侣双方无法直接沟通,却大可以和媒介达成一致,在媒介内部获得共识。交流媒介之内,对方的强求不仅可以接受,而且会带来愉悦。神奇的是,语义流动越自相矛盾,行为模式越奇特夸张,符码就越是稳固,这一爱情关系的特殊现象,正说明了交流媒介的性质:


像在所有的交流媒介中那样,符码在此也必须在自身中为自身规定了例外;只有将负面的自我指涉融入其中,它才能制度化。(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S. 83)


一般化意味着媒介适用于任何场合,不受缚于事实情况,这一提升借由象征而实现。诺瓦利斯的格言“象征即神秘化”在卢曼理解来,就是将逻辑中的悖论变得“不可见化”,将差异在神秘化的层面统一(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S. 189)。


3. 语义学


爱情媒介通过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语义学(Semantik),规定语义流动的通道,为痴情儿女供应演出脚本。所谓语义学,系指“被标举为具有保存价值的经过浓缩和确认的观察,或意义的短暂固定,以用于重复使用,尤其是以文本形式”(Detlef Krause, Luhmann Lexikon,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5, Aufl. 4, S. 223)。语义学包含的意义内容经过高度压缩,具有了稳定性,从而可以脱离具体使用场合。它相当于社会的概念库存,一方面储备意义内容选择所需的种种形式,一方面储备交流用的主题。语义学和社会结构通常为联动的循环关系,否则就起不到引导交流的作用,但总是比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一段时间。《作为激情的爱情》属于卢曼的“社会结构和语义学”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基本思想是:社会系统由阶层分化向功能分化过渡,导致了语义学观念资产的深刻变化。功能分化取代阶层分化,意味着交流成功不再取决于交流者的等级地位,而是特定功能系统为特定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成功条件,掌握系统的交流规则就尤为重要。爱情语义学的普遍贯彻,让交流成为自我指涉的反身过程,专门性和普适化合而为一——专门系统之内,规则是普适的。说到底,这是一套系统性的化简工具,通过一些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的“词语外衣、套话、智慧格言和经验警句”(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S. 9),化简过剩的复杂性,让痴男怨女在疯狂中确保自家的清醒,确保双方体验和行动的一致。


4. 亲密系统


卢曼将系统区分为机器、有机体、社会系统、心理系统(即意识)四类,系统的特征是所谓“自创生”(Autopoiesis),即从构成自身的要素中再生产出自身。社会系统的特征是持续不断的交流,根据所容纳、所管理的交流的不同类型,又分为交互作用、组织(法庭、学校、基金会等)、按功能分化出来的部分系统(法律、教育、科学、艺术等)以及社会运动(如抗议、冲突)四类。爱情帮助伴侣间组成个体的人格性系统,以区别于非人格性系统,卢曼称之为“人际间互渗入”,或称之为“交互作用系统”、“亲密系统”。亲密系统和家庭一样,属于交互作用(Interaktion)层面,这类交流以实际接触为前提,在场/不在场的差异对于交流成功十分重要。亲密关系和其他交互作用关系的区别则在于,心理系统不仅参与系统运作,且以人格的形式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前提。斐迪南的“爱情圆圈”终将会普遍化,以便将所有人格性要素纳入交流。卢曼将现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界定为功能分化。功能分化促成个体自治,每个人都成了自由、平等地履行功能的个体,与阶层相关的不变“存在”失去了意义。个体化的增强,导致对于切近世界的渴望也愈益急迫,这正是亲密系统分化而出的社会理由。个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个体化,还需要将切近世界和公共领域、人格性交互作用和非人格性交互作用区分开,才能通过分流信息以应付种种复杂性。反过来,人格性和非人格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激进分离,又导致把抚慰灵魂的希望过多地托付于人格性层面,从而激化了亲密性需求。席勒《阴谋与爱情》,琴师的女儿露意丝与宰相公子斐迪南的爱情悲剧,门当户对与浪漫主义两种爱情编码的矛盾。随着亲密系统分化而出,社会系统卸掉了负担,可是爱情成了高难度的艺术、高风险的事业。爱情需要为自己发明依据,自己促动、自己阻碍、自己诱惑自己以达到目的,闭合与自我指涉成为爱情的核心。  从整体上说,爱情的自由化对应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媒介之所以变得越来越自由,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复杂性越来越高。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也需要越来越高,否则在当代环境下,如果还依照从前那种父母之命的简单方式,求偶者将无法找到合适伴侣。这就是说,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系统中,最好的稳定机制反而是风险和不确定本身,复杂性的自由互动才能防止系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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