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口中蹩脚的粤语，是我向生活与自我认同战斗的武器 | 野草疯长
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公益活动里，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我总是认为自己处于身份认同的割裂和张力之中，被社会一次又一次地碾压着，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依然能够好好地活到现在，积极地活到现在。
作者：樊锦豪（烤鸭）
1998年出生，广东人，现社会学硕士在读
谨以此文代表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开始
二十五年的生活被言语堆砌着，而我在言语中长大。
粤语是母亲在儿时的我耳边呢喃的语言。我出生在深圳，小时候与父母一同生活在宝安沙井。父母所处的环境都是以粤语作为通用语言，耳濡之下，粤语成为了我的母语。
01
你会说粤语吗？
当我在公众场合介绍自己来自广东时，总有人会问我：你会说粤语吗？可以说一句试试吗？而当我用粤语说“食左饭未（吃饭了吗）”以后，偶尔会听到有人说：你真的会说啊，但怎么好像和我在电视上听到的粤语不太一样？
对话进行到这一步，我就会陷入一种窘迫之中。当然，电视上也有和我口音差不多的明星，比如《外来媳妇本地郎》里的阿娇。粤语也是有很多地方方言的，而我说的是口音比较重的粤西方言。和电视上正宗流利的广州话、香港话相比，粤西方言听起来就很土，会把“唔使”说成“麻使”，还会刻意地在一些词后面拖长尾音。
我所说的方言就是图里所说的“高州话”。和广州话相比，说高州话的人往往因为嗓音时大时小而给人一种很粗鲁的感觉。
因此，我说粤语时总是非常不自信，因为我知道从语言的掌握开始我就是以乡下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人眼中的。尤其是在我和广州的朋友交流时，他们总会像是网络上的“的地得警察”一样善意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怎么念才算是“正宗”的粤语。
久而久之，“不正宗”这个标签深刻地打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对广州也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是《三体》中地球科学家对三体人的恐惧，科技的发展权利掌握在三体人的手中，而粤语的解释权利掌握在广州人的手中。作为广东人，我去广州旅游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在下意识地避开这个在我看来有点神圣的城市。
我在粤语上是有点自卑的。
这种语言上的自卑感最早来源于我幼儿园的时候。4岁时，我家搬到了南山，我也从宝安的幼儿园转到了南山的幼儿园。根据我妈的调侃，转学后的第一天放学，我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不出来，在里面偷偷哭。
幼儿园里没一个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他们都不会说粤语。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我想那时候我应该挺无助的。每次说到这件事，我脑子里面都会幻想我那时候是怎么坐在幼儿园教室里，看着老师和同学们互动的。
记忆是模糊的，回忆是刻骨铭心的。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萦绕在我心头的孤独感，那时的我一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听不懂我说话。
02
流动者的身份就是流动着的身份
在2000年出头的深圳，南山和宝安虽然是毗邻的规划区，却被政策划分为关内与关外。关内是实施特区政策的行政区，关外相当于是深圳原住民的老家。因此，前者居住的主要是国家从外地引进来的高端人才，主要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后者则更多是前来找工作的流动人口，需要学习粤语来和当地的原住民企业主沟通。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也是我对粤语第一次感到自卑，它甚至没办法帮助我和他人交流。现代社会给我塑造出了一层身份：进城打工的工人生下的、说着粤语的流动儿童。而在幼儿园的经历又悄然打破了我这一层身份：至少在主流的教育系统内，深圳不说粤语，也不说任何一种广东方言。
和宝安相比，南山最不缺的就是高楼大厦。这是我小学附近的环境，它处于南山的核心地段，代表着钢筋混凝土浇筑出来的“深圳速度”。
也就是从幼儿园的这次转学开始，我学着以一个“深圳人”的姿态活在学校里，那是一个小孩在陌生的、没有人理解的环境里的自救。
我的父母在童年时期给了我应有的呵护，但流动儿童的命运是要靠自己去抗争的，我很庆幸自己从小就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庆幸自己没有在这种环境之下放弃挣扎。我不知道自己学普通话用了多久，只知道当我现在在外地坐上的士时，我流利的普通话常常让司机觉得我不是一个广东人。
常年的自救使我在校园生活里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要说自己来自深圳，而不是来自广东。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它像是一块飞地，聚居在此的更多是外省人而非广东人。这里节奏很快，日新月异，一年不见就像是换了个新的模样。这里的学生面向国际，他们拥有着与时俱进的教育资源，他们的未来将丰富多彩。
深圳关内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优渥的地方接受学校教育的，但我也时常对这样的环境感到一种陌生，这种陌生并没有随着我的成长而逐渐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可这种身份认同并不稳固，因为我时常能够感受到我和朋友们的不同。
我依稀记得自己在暑假的校园里看到了老师正在陪着一群孩子们玩耍，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为小学生举办的城市英语夏令营。彼时的我对这种教育模式好奇又兴奋，因为我的假期生活十分无趣：父母常年工作在外，在家中照顾我的外公外婆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我只得一个人在家里读书、看电视。
而当我去问带队的老师能否参加这个夏令营，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时，得到的回复却是一串冰冷的、庞大的数字。
我的家庭经济状况不能说不好，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我一直清楚这是父母用双手赚来的辛苦钱。因此，面对着许多需要花钱才能得到的东西，我总是慎之又慎。
夏令营成为了我童年的不可得之物，而诸如此类的经济消费时刻也成为了我对自我身份认同反复质疑的导火索。
另一个维度的不稳固仍旧是因为语言。
粤语一直存在于我的校园生活之外，蕴藏在我的日常生活之中。尽管多是用普通话进行社交，但在和父母的私下交流里，我们一直都是用粤语进行沟通。
小学时候我时常被父母带去茶庄，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和香港的朋友们打麻将。除了日复一日的二手烟味以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些粤语里的麻将术语。“单吊”、“卡窿”和“出铳”，这是我不知道的成年人的娱乐世界用词，我暗暗地记下了这些词，不过到现在都不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好意思问，因为母亲总觉得小孩子不要学这些。
让我的粤语彻底变成粤西口音的是我那来自茂名的姨妈和姨丈。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了深圳投资房产，一同吹来的还有他们的口音。上小学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正宗，反而觉得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特别。说话很大声的姨丈在我看来特别豪放，配上那粗犷的粤西口音，他在我的心中是一种大方和威严的形象。我刻意习得了部分的茂名方言，没习得的是那些骂人的脏话，因为这个不好在长辈面前刻意学习。
我妈曾经试图纠正我的粤西口音，让我不要学姨妈姨丈说话，但当时的我不以为意。早早在深圳打拼的她已然知道这种口音的社会性意味是什么，所以不想自己的儿子被他人打上“外地人”的标签，但稚嫩的我怎能在那时听出母亲的弦外之音。
日常的粤语是如此的碎片，每个场景都代表着一些回忆，但也拼凑不出什么整体的东西。我的粤语在日常生活中被磕磕绊绊地维系着，它总对应着一些事情或是一些时刻，却总是上不了台面。
于是它就这么退化了。我时常听不懂我的亲戚们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们语速过快，也因为我听不懂许多俚语。尤其是大学以后，哪怕是我的父亲和我说粤语，我可能都要听上好几遍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的表达更是非常糟糕，不说符不符合九声六调，单就是我那连粤西口音都算不上的奇怪发音就让人困惑。
我的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诸如语言这样的鸿沟，这使我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形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价值观，也很难客观地描述我的身份。流动者的身份就是流动着的身份，很少有人关心身份背后的阴影有多长，连我自己都极力希望忽视自己的过去，以一个主流身份融入到社会之中。
03
我在日常生活中流亡着
对于我而言，走进图中的店铺和服务员说话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从未在点餐的过程中行云流水般地和服务员进行沟通，这也让我对香港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它既是我父母的所在之处，是我的家，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我不愿与之接触的冰冷社会。
我不想让香港人知道，我不是一个本地人。所以，尽管总是在与香港人的交流过程中出各种各样的岔子，我也不愿意用普通话或是英语来跟他们沟通。然而越是如此，他们就越是能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很多很多时候，哪怕我说的是粤语，服务员对我的服务态度也会很差。我请他们帮忙多添一副碗筷他们却装作没有听见，而在我起身去拿后，他们却又愤怒地让我等待着他们的服务。
我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小时候那种社会对人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口音决定了他们如何对待我，而初高中的我却不知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尽管父母如今一直在香港工作，但我明确地和他们说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成为一个“港漂”。
辗转反侧时我会想：如此沟通的我，究竟在和对方强调着一种什么身份呢？我的生活是日常也是“战役”：我要随时准备和那些试图和我用粤语沟通的人，以及在我看来必须用粤语沟通的场景“开战”。我就这么在日常生活中流亡着，熟知此处，却不知是否真的栖息此处。
对于我来说，这样一种语言自卑的环境给我造成的影响使我的思考永远大于表达。我无法大方地向别人展现我自己。就像是开头所说的那种社交场景那样，我表达出来的并非是一个“深圳学生”的形象，也并非是一个“正宗”的广东人的形象。
这种身份认同的张力和冲突让我在大众面前通常以透明的形式存在着。我不敢表达，我害怕别人看出我的经历，也害怕别人给我打上一个污名化的标签。
我习惯倾听大于表达，我习惯沉默大于表达，我习惯顺从大于表达。
04
语言是命运，而言语是自由意志
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有做自己的那一小部分，那就是我做公益活动的时候。高中时我曾“伙同”我的父母制造了我的病假，但目的其实是为了参加一场在深圳的公益活动。
WABC无障碍艺途邀请我作为我们高中社团的负责人协助设计在深圳慈展会上的摊位，和他们一起向公众宣传对孤独症等特殊需要人群的包容与接纳。我投入了一万分的热情在这样一场公益展览上，以至于我做出了以前从来都不会有的制造病假这样的“欺上行为”。
在公益活动里我可以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快乐。
后来我因为发了朋友圈而被班主任逮了个现行。她告诉我要以学业为重，也暗示我不要搞这些小把戏。我确实后面都没有再干过这样的举动，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错的，而是在高中里再也没有让我能够如此冲动的重要时刻。
助人是快乐的，因为这会让人感受到自己能够单纯地以“我”这个身份在社会中行动。在公益里，我那些自卑的语言经历会转化为共情的力量。“子非鱼安知鱼之忧？”正是那些我曾经感受到的情绪让我能够感知到别人心中现存的波动，握住ta的手，和ta一起沉默着，却又能将我自己的感受传递给ta。
18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云南开展乡村夏令营。那里的中心小学像是在一个小岛上，与繁华的镇中心隔着一座桥。那座小桥长长的，隔绝了闹市的喧嚣，却也短短的，联结着志愿者与孩子们的心。
我第一次具象地走进了他者的生活，以“我自己”这样的身份参与到孩子们的日常世界中。
那是夏令营早上的晨读时间，我的队友正带领孩子们一起读着诗歌，其中的一个孩子小爱却把头埋在桌子上默不作声。虽然她这段时间里没有主动发过言，但我清楚她并不是对我们的课程不感兴趣，只是一直在安静地聆听着，但她这样直接把头埋下去的举动在夏令营里甚是少见。
我轻拍了她的肩膀。
“烤鸭老师”，她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望着我。
“今天怎么趴着上课，是昨天没睡好吗？”
“昨天家里有人在打麻将，打到很晚，我没有睡好。”她的脸上挂着每次看到我时都会露出微笑。
记忆突然被拉回小学时的茶庄。烟雾缭绕，麻将桌上的牌友有说有笑。那时的我偶尔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打盹，偶尔在时有脚步声的过道里犯瞌睡。我也会用微笑去面对那些侵扰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经历。
忘了是怎么回应小爱的，但我一定没有让她在夏令营里感受到无能为力。我在用我的过去疗愈着她的当下，我也在给当下正在淋雨的自己打上了一把伞。
她是个安静、爱笑的孩子，我很喜欢在下课以后和她在校园里玩捉迷藏。
我还在夏令营里开了一门粤语课，天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为一门兴趣课。这个课上的很不系统，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入门一门语言，我只是单纯地想让他们知道我来自一个说粤语的地方。
我和孩子们说，和我打招呼可以说用普通话的音调说“雷猴”，因为这个和粤语里面“你好”的发音是一样的。
我和孩子们说，“傻猪猪”看起来是在说人是小猪，但在粤语里面是说人很可爱的意思。
我给孩子们说了一段用粤语组成的笑话，像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那样的一个顺口溜，但是要长很多。我根本读不下来整个故事，本就不熟悉粤语的我在读的过程中磕磕绊绊，但孩子们却在那时候笑得很开心。
上完那节课以后，我的朋友很认真地和我说：“烤鸭老师，我觉得你上课的时候在发光。”
尽管没有什么有用的知识，但那时的我和孩子们都笑得还挺开心。
我也没想到教育的回响来得这么快。19年我作为队长再次回到那所学校开展乡村夏令营，迎接我的有不少是去年参加过的孩子。有些孩子看到我，跑到了我的身边，大声地和我说，“烤鸭老师，雷猴！”
这张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益微青年（EV）场域的照片是我们乡村夏令营开营时的永恒瞬间。作为魔法营的校长，我在开营仪式上需要给每位孩子戴上魔法帽，并告诉孩子们ta们被分到了哪个营。（没错，就是借鉴了哈利波特）
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公益活动里，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我总认为自己处于身份认同的割裂和张力之中，被社会一次又一次地碾压着，却没有从来想过为什么我依然能够好好地活到现在，积极地活到现在。也就是这时，很多画面突然涌现到了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的我没有零用钱，没办法拿出太精美的礼物。我的小学同学们依然会请我到他们的家里为他们庆祝生日，和我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纯粹的友情，只要我们都彼此尊重，就能够成为朋友。
父母的文化水平有限，我在初中并没有感知到学习英语的意义。我的英语老师在一次期末考试后当着全班的面拍着桌子骂我：“你要是再用语感答题，你英语就废了，知道吗？”。我虽然仍旧感受不到英语的重要性，但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高中的我在一模的时候没上一本线，当时的我对自己心灰意冷，觉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我成了在家里一点就炸的火药桶，听不得父母的宽慰和劝解。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在我有轻生念头的那一晚推开了我的房门。说的自然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但他让我知道了我在父母的眼里不是一个考试工具，我能以我自己的身份生活在世界上，他们期待的也是自足自满的我。
我终于意识到了语言和言语的差别。语言是现代社会的窗户，它让我们窥见了许多，却也在框幅的限制下隐藏着什么。语言的外壳下裹藏着个体许多迷茫和彷徨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我们通过言语传递着语言：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而言语是一种生活过程。二十五年的生活被言语摇摇晃晃地堆砌着，而我就是在言语中长大的。
语言是命运，而言语是自由意志。写下这篇文章既意味着我现在仍时而陷入彷徨之中，纠结于自己的语言，苦恼于自己的命运。却也意味着我已经可以直视语言编织起来的命运之网，感受他人对我的言语，也诉说着自己的言语。
我的生活摇摇晃晃，这不仅是一场自救，也是社会给我的包容、接纳和爱。摇晃不意味着彻底的站立和倒下，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着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决心要成为那个向别人诉说爱的言语的行动者。
从夏令营开始，曾经在照片中不自如的我学会了在镜头前做出古灵精怪的动作，那是我向世界开始散发温暖的永恒瞬间。
后记
成稿在此，我的心里仿佛卸下了一块石头，因为我终于愿意直面自己的命运。以前的我总是在拒斥许多和主流不符的经历与身份，想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生活在自己的日常世界中，这是很困难的，也是很不稳定的。
这篇故事有关语言却也超出了语言。语言代表了我的客观经历：我来自哪里，拥有什么资源，生活在何种社会文化之中。我们终其一生会被这样的语言所困扰，因为它本不是我们所能决定，却又以一种确定性的力量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底色。
故事的前半部分或许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陌生的经验，但我想传递的实际上是这些故事背后的、很难以言喻的感觉：迎合主流的结果是对自我的迷失，很多人实际上都在一条成为别人的道路之上，甚至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也曾因此而痛苦和绝望过，语言仿佛是我甩不开的必然的东西，而这样的悲观想法在我落笔写下自己的公益经历时迎来了一个转折。我开始意识到在痛苦和绝望之外，我的生活里也存在着爱与善良，我也能将自己的爱传递给身边的人。
语言是这篇故事的底色，而言语是超出语言的、活生生的经历与行动。
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不会很容易，但每次的写作和修缮都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放松。
一稿的基调非常悲伤，缺少了公益成分的文章是一次正视自我过去的过程，我和内心深处的死小孩做了一次深沉的对视。
在加入了我的公益经历后，二稿显得温暖了许多，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所谓的自救背后包含着许多稚嫩、晦涩却也很单纯的爱。
在我动笔写下乡村夏令营的经历之时，过去的悲伤和温暖直接涌现到了我的面前：我的世界并非阳光普照，但月光是如此柔和又明亮。
我时常觉得这篇文章不够直白，十分晦涩，下意识地觉得它不适合在公域发表。很感谢在我质疑自己的文章时挺身而出的朋友们，ta们让我意识到水果里有苹果也有橘子，苹果橘子各有所爱，我只需要做我自己。
最后，特别鸣谢这次写作营中和我一对一对话的孙希辰（星星），没有她的坦诚与聆听，这篇文章永远会是我潜藏在心里的矛盾与张力。感谢给予我指导帮助的何满老师，在与她的沟通中，我意识到了我的生命基调并非是某种单纯的原色，启发了我对于生命故事后半部分的写作。同时，感谢举办写作营的益微青年（EV），是你们的宽容和不厌其烦的催促让这篇文章得以充满如此的色彩。
感谢何满老师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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