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1928）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丰富的人格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创作艺术家、神经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如何在这种令人困惑的复杂性中看清道路？
说起这四个方面，最毋庸置疑的是创作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Shakespeare）。《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堪称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小说。“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一章是世界文学的巅峰之一，价值难以估量。唉，在面对创作艺术家身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精神分析就束手无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身份最容易受到攻击。如果我们将他视为一位非道德论者（amoralist），并辩称只有经历过罪恶深渊的人才能登上道德的顶峰，那么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
道德家是指在心中感受到诱惑的那一刻就对其作出反应，而不屈服于诱惑的人。一个人在犯罪之后悔过并建立道德标准，这样的行为容易受到指责，认为他为自己开脱得过于轻松。这个人并没有实现道德的本质——克己（renunciation），因为生命的道德行为是一种的诉诸实用性的人类功利行为。他让人想起了大迁徙中的野蛮人，他们相互谋杀并为此忏悔，直到忏悔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使谋杀得以顺理成章地继续。
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正是这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实际上，这种与道德妥协的方式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追求最终并没有取得光荣的成果。在试图调和个体的本能需求与社会的要求之后，他最终陷入了对世俗和精神权威的屈服，对沙皇和基督教上帝的崇敬，以及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而这一切并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这是这位伟大人物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导师和解放者的机会，使自己成为了人类的狱卒。人类文明的未来很难为此感激他，而很可能是他的神经症（neurosis）导致了这种失败。他卓越的智识和对人类的强烈关爱本可以为他开辟另一种使徒式的（apostolic）生活方式。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罪人或犯罪者会引起激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并不一定基于对犯罪者的庸俗评价。这种反对的真正动机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犯罪者需要具备两个特质——无边的自私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者的共同点和它们的必要条件都是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认同。人们立刻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点与此迥然不同。他强烈地需要爱，也有强大的爱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夸张的善意上，他能在有权去恨、去复仇的地方去爱、去伸出援手，比如他与第一任妻子及其情人的关系。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发问，为什么有人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入罪人之列。答案来自他对写作素材的选择。他总是从众多人物中挑选暴力、凶残和自私的角色，从而表明他自己内心存在类似的倾向。答案还源于他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比如他热衷于赌博，比如他承认性侵过一名年轻女孩。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破坏本能很容易使他成为一名罪犯，但在他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针对他自己（向内而不是向外）。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现是受虐狂和罪恶感（或译作“内疚”）。尽管如此，他的性格中仍然保留着许多虐待狂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易怒、喜欢折磨人、甚至对他所爱之人不宽容。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身为作家的他对待读者的方式上。因此，在小事上，他对待别人是一个虐待狂；在大事上，他对待自己是一个虐待狂。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受虐狂——换言之，他是一个尽可能温和、善良、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人格中选择了三个因素，一个是可以量化的，两个是质化的——他情感生活的非凡强度，他与生俱来的反常本能（这必然使他成为一个施虐狂或罪犯），以及他那无法诉诸精神分析的艺术天赋。这种组合很可能存在于没有神经症的情况下。有些人是彻底的受虐狂，却没有神经症。然而，即便如此，在他的本能需求与抑制它们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加上有效的升华（sublimation）方法，仍让我们有必要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类为所谓的“本能性格”（instinctual character）。
但是，由于他同时患有神经症，这个立场变得模糊不清。诚然，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并非必然，但当自我（ego）必须掌控更丰富的复杂性时，神经症更容易产生。因为神经症毕竟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自我没有成功地进行综摄（synthesis），在试图这样做时丧失了它的统一性。
那么，严格来说，他的神经症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为癫痫患者（epileptic），其他人也因他严重的发作（伴随着意识丧失、肌肉痉挛和随后的抑郁）而将他视为癫痫患者。现在看来，这所谓的癫痫很有可能仅仅是他神经症的一个症状（symptom），因此必须将其归类为癔症性癫痫——也就是说，他患有严重的癔症。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这一点，原因有两个。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癫痫病史资料有缺陷，不可靠；其次，因为我们对病理状态和癫痫样（epileptiform）发作的理解尚不完善。
先来讨论第二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回顾整个癫痫病理学，因为它对问题没有根本启示。但可以说，古老的“神秘疾病”（morbus sacer）可在临床诊断中见到（译注：比如在非洲的一些古老文化中，癫痫具有某种宗教维度）。这种神秘疾病伴随无法预测的、看似毫无诱因的痉挛发作，性格变得乖张易怒，心智能力也大幅下降。
然而，这些症状的轮廓并不清晰。发作在开始时非常剧烈，伴随着舌头咬伤和尿失禁，并发展为危险的癫痫状态，具有严重自我伤害的风险。病人可能短时间丧失意识，突发晕眩。短时间里的行为背离病人本性，好像被无意识控制了似的。这些发作虽然通常由我们不了解的纯粹生理原因决定，但它们的首次出现仍可能归因于某种纯粹的心理原因（例如惊吓），或者是在其他方面对心理刺激产生的反应。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伴有特征性的智力障碍，但据我们所知，至少有一个病例——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病例是例外，他的痛苦并没有妨碍他取得至高的智力成就。
其他提出同样看法的案例要么有争议，要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案例一样引起同样的怀疑。癫痫患者可能给人一种迟钝和发育停滞的印象，正如这种疾病常常伴随明显的愚蠢和严重的脑部缺陷，即使这些伴随症状不一定是临床病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所有这些发作也会以不同变化形式表现在心智完全成熟的其他人身上，这类人过着某种过度且通常难以控制的情感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将“癫痫”视为单一的临床实例。我们似乎需要从功能角度来看待在显性症状中发现的相似性。这就像是一种不正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已经建立在了器质中，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加以利用——无论是在由于严重的组织溶解或毒性情绪而导致脑部活动紊乱的情况下，还是在对精神控制不足的情况下，抑或是在头脑中运作的能量活动达到危机程度的时候。
在这种二分法背后，我们瞥见了本能释放基本机制的同一性。这种机制与性行为之间并非毫不相干，后者在本质上源于“毒性”——最早的医生将交媾描述为轻度癫痫，从而认识到在性行为中，癫痫式释放刺激的方法得到了缓解和适应。
这种共同元素可以被称为“癫痫反应”。毫无疑问，它也适用于神经症，神经症的本质是通过身体手段摆脱无法通过心理方式处理的“兴奋量”。因此，癫痫发作成为癔症的症状，并受其调整和改变，就像正常的性欲释放过程一样。
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器质性癫痫（organic epilepsy）和“情感性”癫痫（“affective” epilepsy）。这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患有第一种类型的人患有大脑疾病，而患有第二种类型的人是神经症患者。在第一种情况下，他的心理生活受到外部的异质性干扰；在第二种情况下，干扰是他心理生活本身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有可能属于第二种。严格来说，这无法证明。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最初的癫痫发作与后来的反复发作贯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进行研究。但我们也对此知之甚少。癫痫发作本身的描述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信息。我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发作与他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仍然缺乏了解，而且相互矛盾。最可能的假设是，他的癫痫发作史可以追溯到童年，最初呈现为较轻微的症状，直到他十八岁那年经历了一次重大事件——父亲被杀，癫痫症状才开始真正显现。如果能证实在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痫完全停止发作，那么这个假设就非常有说服力。然而，其他一些记载与这个观点相矛盾。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父亲被谋杀的情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父亲的命运之间有明显联系，这引起不止一位传记作家的注意，于是他们去援引某种“现代心理学派”做分析。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看，我们很容易在这一事件中看到最严重的创伤，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反应视为他神经症的转折点。然而，如果我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证实这一观点，恐怕会让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语言和理论的读者无法理解。
我们知道一个确切的起点，我们知道降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身上的那些疾病有何意义，那是早在他患上癫痫之前。这些疾病发作意味着死亡——它们始于对死亡的恐惧，并伴随着昏沉、嗜睡的状态。疾病最初在他还是一个男孩时袭来，表现为突然、无端的忧郁形式。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索洛维约夫（Soloviev），说自己仿佛会立刻死去。
事实上，接下来的状态与真正的死亡非常相似。他的弟弟安德烈告诉我们，甚至当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还很年轻时，他就会在睡前留下一些小纸条，说他担心自己可能在夜间陷入这种类似死亡的睡眠中，因此请求将他的葬礼推迟五天。
我们知道这种类似死亡的疾病发作的意义和意图。它们表明了对死人的认同，可能是对真正死去的人或者是仍然活着但希望死去的人的认同。后一种情况更加重要。这种疾病发作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曾经希望另一个人死去，现在他变成了那个人，并且自己也死了。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于男孩来说，这个他者通常是他的父亲，而这种发作（被称为癔症）因此是一种对“恨父亲要他死”的愿望的自我惩罚。
根据一种著名观点，弑父（Parricide）是人类和个体的主要和原始罪行——参见我1912年到1913年写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不管怎样，它至少是罪恶感的主要来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来源。研究尚不能确定罪恶感和赎罪的心理起源，但弑父不见得是唯一来源。
心理状况很复杂，亟需阐明。我们说，男孩与父亲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除了要摆脱对父亲这个“性竞争”对手的仇恨，对父亲的某种温柔也一直存在着。这两种心态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对父亲的认同感。男孩想取代父亲的位置，因为他崇拜父亲，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也因为他想把父亲赶走。
这整个过程现在遭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在某个时刻，孩子明白了，试图将父亲作为竞争对手赶走的企图会被他用阉割（castration）惩罚。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他放弃了占有母亲和摆脱父亲的愿望。只要这个愿望保留在潜意识中，它就构成了罪恶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是正常（normal）过程，是所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正常命运。然而，它非常需要扩充。
当我们称之为双性性征（bisexuality）的体质因素在儿童中强烈发展时，会出现进一步的复杂情况。因为在被阉割的男孩面临丧失男性气概的威胁时，他的倾向会加强，朝着女性化的方向分化，代替母亲的位置，接管母亲在父亲心中的角色。但是对阉割的恐惧也使这种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能。
男孩明白，如果他想被父亲当作女人般地爱他，他也必须接受阉割。因此，父亲的两种冲动——对父亲的憎恨和对父亲的爱都被压抑了。从心理上讲，憎恨父亲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无论作为惩罚还是爱的代价，阉割都是可怕的。压抑憎恨父亲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是直接的惩罚和阉割的恐惧，这可以被称为正常因素；只有当第二个因素（对女性态度的恐惧）加入时，第一个因素才会加强。
因此，强烈的先天双性倾向成为神经症的先决条件或加强因素之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样的倾向必然存在，并以可持续的形式表现出来（潜在的同性恋）。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对情敌抱持奇怪的温柔态度；还有正如他小说中表明的那样，他能非常透彻地理解压抑的同性恋情境。
如果这种对父亲的憎恨和爱的态度及其在阉割威胁下的转化对于不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说令人不悦和难以置信，那么我很抱歉。但我无法改变这些事实。我认为，阉割情结可能会引起最普遍的反感。但是，我只能坚持认为，精神分析的经验想教导我们认识到它们是每种神经症的关键。我们必须将这些关键之处应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谓癫痫症上。我们无意识心理生活主宰的事物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如此陌生！
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并没有穷尽“压抑对父亲的憎恨”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后果。还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补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与父亲的认同最终在自我中占据了一个永久的位置。它被纳入自我，但在自我的其他内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我们将其称为超我（super-ego），并将其视为父母影响的继承者，赋予其最重要的功能。
如果父亲严厉、暴力、残忍，超我便会从他那里继承这些属性，而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中，原本被认为已被压抑的被动态度又得以恢复。超我变成虐待狂，而自我变成受虐狂，从根本上说，这是以一种女性化的方式被动。自我产生了对惩罚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部分地将自己作为命运的牺牲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在被超我虐待中找到满足（即感到罪恶）。每一种惩罚都最终走向阉割，并成为对父亲旧有被动态度的实现，甚至命运最终也只是父亲的后期投射（projection）。
正常的良知（conscience）形成过程必然与此处所描述的异常（abnormal）过程相似，但我们还没有成功地确定它们之间的分界线。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处，将最大的影响是被压抑的女性化被动成分。此外，父亲在现实中是否特别暴力也可能是一个偶然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中，这是真实存在的因素，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特别强烈的罪恶感和自虐的生活方式，这与强烈的女性成分有关。
因此，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的先天双性倾向的人，可以特别好地保护自己，不用特别依赖十分严厉的父亲。这种双性倾向的特征是他已经意识到的、自然因素的补充。他早期的死亡症状可以理解为自我对父亲的认同，他的超我（作为一种惩罚）允许他这样做。
“你想杀死你的父亲，成为你自己的父亲。现在你成了你的父亲，但是是一个死去的父亲”——这是癔症的正常机制。此外，现在，你的父亲正在杀死你。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男性愿望的幻想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也是一种施虐的满足。自我和超我都扮演父亲的角色。
总之，主体与父亲客体之间的关系，虽然保留了其内容，但已经转变为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新的“舞台”上进行了重构。如果现实不再滋养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婴儿式反应，这种情况可能会消失。但父亲的性格仍然保持不变——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恶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仇恨和对那个邪恶父亲的死亡愿望得以维持。
如果现实满足了这种被压抑的愿望，那就很危险了。幻想已经成为现实，所有防御措施随即加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症状现在具有癫痫性质，它们惩罚着他对父亲的认同，这一点确切无疑，但它们已经变得可怕起来，就像他父亲可怕的死亡本身一样。它们吸收了什么样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性的内容？我们无从猜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癫痫发作之中，人们时常体验到一瞬间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消息后感到的胜利和解放，紧接着是更加残酷的惩罚。我们已经通过原始部落中的弟兄们探究过这样一种胜利与悲伤、欢庆与哀悼的交替过程，他们共同杀死了他们的父亲，而这个过程在图腾祭祀中得到了复现。
如果事实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没有再受到病痛的折磨，那么这只会进一步证实这些病痛是对他的惩罚。当他通过其他方式受到惩罚时，他不再需要这些病痛。但这一点尚无法证实。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机制中对惩罚的需求解释了他为什么在这些痛苦和屈辱的岁月中仍能坚持不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犯定罪是不公正的，他应该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沙皇这位“假父亲”给予的不应得惩罚，替代了他亲生父亲的惩罚。他没有惩罚自己，而是让父亲的代理人来惩罚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社会施加惩罚的心理学解释。其实，有很多罪犯希望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做，从而避免了亲自施加惩罚的必要。
熟悉癔症症状复杂意义转化的人明白，我们在此无法追溯陀思妥耶夫斯基癔症发作背后的意义。我们可以假定，不管后来如何附会，它们的原始意义仍保持不变。可以肯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因弑父而产生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还决定了他在另外两个与父亲关系密切的领域里的态度——对国家权威的态度和对上帝信仰的态度。
之于前者，他最终完全臣服于他的“假父亲”沙皇。沙皇曾在现实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演过杀人的喜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就这样诉诸戏剧表现出来。在这里，悔过占了上风。而在宗教领域，他保留了更多的自由。根据貌似可靠的记载，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信教和无神论之间摇摆不定。他卓越的智慧使他不可能忽视信仰带来的一切智识困境。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回顾，他希望在基督理想中找到摆脱罪恶感的出路，甚至利用他的苦难来宣称自己扮演着类似基督的角色。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没有获得自由而成为一个反动分子，那是因为人类普遍存在的、建立在宗教情感之上的忤逆罪恶在他身上达到了一种超个人的强度。
在写这些内容时，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认为我们已经放弃了精神分析的公正性，从某种特定世界观的派系立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评判。一个保守派可能会站在宗教大法官一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不同的裁决。这种反对意见是合理的。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表面上看起来是由神经症导致的智识抑制（inhibition）的决定。
很难说这纯属偶然，世界文学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触及到了同一主题，就是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犯罪动机都是在性的意义上去争夺一个女人。
最直接的表现当然是源自希腊传说的戏剧《俄狄浦斯王》。在个故事中，犯罪的还是主人公自己。但是诗意的处理不可能没有软化和伪装。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一个赤裸裸的意图，那就是犯下弑父之罪。但脱离了精神分析，这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事。希腊戏剧以高超的方式保留了这一罪行，同时通过将主人公的无意识动机投射到现实中的外在命运压力，巧妙地减轻了罪行。
主人公是无意的，而且显然没有受到女人的影响。但是，只有在主人公对象征父亲的恶魔重复了他的杀人行为之后，他才能占有王后（母亲）。当他的罪行被揭发出来，并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主人公没有试图通过命运强迫的人为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他的罪行得到承认和惩罚，就好像那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一样——这在我们的理性看来必然是不公正的，但在心理学上却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喜剧《哈姆雷特》中，弑父主题表现得更直接。主人公并没有犯罪，而是他人犯罪。对于这个人来说，杀人并不是弑父。所以在争夺女人时，他并没有必要掩饰动机。通过观察他人罪行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应该复仇，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这样做。我们知道，他的罪恶感麻痹了他，这种罪恶感以一种与神经症完全一致的形式转化为他的某种感觉——他感觉自己无法完成复仇任务。有迹象表明，作为一个“超人”（super-individual），主人公感到了这种罪恶感。他鄙视别人，不亚于鄙视他自己：“要是照每一个人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朱生豪译）
俄国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个方向上更进了一步。在这个案例中，谋杀也是由另一个人实施的。然而，这个人与被害者之间存在着与主人公德米特里（Dmitri）相同的亲子关系。在这里，性竞争的动机得到了公开承认——他是主人公的一个兄弟，而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病症（所谓的癫痫症）归咎于他，就好像他在试图承认，他自己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就是一种弑父行为。
此外，在庭审辩护词中，还有对心理学的著名讽刺，说这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一个极好的伪装，因为我们只需要将其反过来，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最深刻的意义。不是心理学应受到嘲笑，而是司法调查的过程。谁实际上犯了罪是无关紧要的，心理学只关心谁在情感上渴望犯罪，谁在犯罪完成后欣然接受。因此，除了与阿廖沙（Alyosha）这个形成对比的角色外，所有的兄弟都同样有罪——冲动的感官主义者（senstlalist）、多疑的犬儒主义者（cynic）和患有癫痫的罪犯。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特别有启发的场景。在与德米特里的谈话过程中，祖西玛神父（Father Zossima）意识到德米特里准备犯下弑父罪，于是他俯首在他的脚前。这不可能是表达钦佩的意思。它必然意味着，这位圣人拒绝轻视、憎恶谋杀者的诱惑，因此在他面前谦卑。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罪者的同情没有边际，它远远超出了这位不幸家伙应得的怜悯，让我们想起了过去人们对癫痫患者和疯子的“敬畏”（“holy awe”）。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犯罪者几乎是救赎者，他承担了本应由其他人承担的罪行。人们不再需要杀人，因为他已经杀了；而且人们必须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如果没有他，人们本身就有可能被迫去杀人。这不仅仅是出于善良的怜悯，这其实基于类似的谋杀冲动的认同。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轻微错位的自恋（narcissism）。
（在说这些时，我们并不是在质疑这种善意的道德价值。）这或许普遍地成为了与他人友善同情的一种机制，尤其在被这种负罪感困扰的小说家的极端案例中，这种机制更容易被观察到。毫无疑问，这种通过认同的同情在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素材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首先关注普通犯罪者（其动机是利己的）、政治和宗教犯罪者；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回到原初的弑父者，并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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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妻子日记的出版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他在德国时疯狂沉迷赌博的生活插曲。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病态狂热的发作，用这种发作去合理解释这种不同寻常且毫无价值的行为。像许多神经症患者一样，他的罪恶感表现在负债上，通过在赌桌上赢钱来缓解他返乡时不被债主追讨的担忧。
但这是借口。凭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聪明才智，他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就是为赌而赌，为了赌博本身。这种冲动和非理性行为的所有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他总是不停地赌，直到输光为止。对他而言，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年轻的妻子保证不再赌博，或者某天过后就不再赌了。但正如妻子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食言。
当他的损失使他和妻子陷入赤贫时，他从中获得了第二种病态的满足感。他可以在妻子面前责骂和羞辱自己，请她鄙视他，并为自己嫁给这样一个老罪人而感到遗憾。当他这样宣泄完自己的良知之后，整个循环就会在第二天重新开始。他年轻的妻子习惯了这个循环，因为她注意到，唯一真正带来救赎希望的事情是他的文学创作。在他们失去一切、典当最后一件财产之后，他的文学创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顺利。当然，她不理解这种联系。当他的罪恶感得到自我惩罚的满足时，对工作的抑制就会减轻，他会允许自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迈出几步。
赌徒内心深处的童年阴影是什么，让他们无法自拔地迷恋于赌博的循环？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我们一位年轻作家的一篇故事简单推断出来。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是一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在他由三篇短篇小说汇成的文集《感情的混乱》（Die Verwirrung der Gefühle，1927）中，有一篇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个小时》（Vierundzwanzig Stunden aus dem Leben einer Frau）的故事。
这篇杰出的小说表面上要展示女人是多么不负责任的生物，一次意外的经历就会让女人陷入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极端行为。但是这个故事揭示的远远不止于此。如果用精神分析阐释这个故事，它就表达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普遍的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的某些特征。这样的阐释一目了然，无法否认。这种艺术创作的特性使得作者（他也是我的朋友）在我询问他时向我保证，我给出的阐释与他的知识和意图毫无关系，尽管故事中编织的一些细节似乎被特意设计来揭示隐藏的秘密。
在这个故事中，一位尊贵的老妇人告诉作者，她二十多年前经历过一件事。她年轻时就守寡，有两个儿子，但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四十二岁时，她觉得生命中已经没有了期望。偶然间，她来到了蒙特卡洛的赌场。在那里，她被这个地方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吸引。她很快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流露出强烈的真诚，表达着一名不幸赌徒的种种感情。这双手属于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作者似乎无意中将他设定成老妇人长子的年龄。这个年轻人在输光所有之后，绝望地离开了赌场，并打算在赌场花园结束他毫无希望的生命。
一种难以言表的同情感使她跟着他，并尽一切努力拯救他。他却认为她是那里常见的讨厌女人，试图摆脱她，但她陪着他，自然而然地和他一起进入他下榻的酒店房间，和他春宵一夜。在这突如其来的爱情之后，她要求这名貌似平静下来的年轻人发誓永远不再赌博。她给他回家的旅费，并承诺在火车出发之前来车站见他。
然而，现在的她开始对他怀有极大的温情，准备牺牲一切来留住他，并决定跟随他，而不是道别。由于各种不幸的原因，她错过了火车。在她对失去之人的渴望中，她再次回到了赌场。在那里令她恐惧的是，她再次看到了最初激发她同情的那双手——那个不听话的年轻人又回来赌博了。她提醒他要信守承诺，但他被狂热迷晕了头脑，说她搞破坏，让她走，并把她救他的钱扔了回去。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才知道，她最终都没能使他幸免自杀。
这个故事讲述得非常精彩，动机也非常完美，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精神分析表明，故事创作的基础是某种愿望的幻想，这种幻想属于青春期，一些人应该还有意识地记得。这种幻想体现了男孩的愿望，希望他的母亲亲身将他带入性生活，以使他免受手淫带来的可怕伤害。（表达救赎主题的众多作品也有相同的起源。）
手淫的“恶习”被赌瘾取代，对“手”的激情强调了这种起源。确实，赌博是手淫的一种原始替代物。“玩弄”（playing）是幼儿园里专门用来形容孩子摆弄生殖器的词。信誓旦旦“再也不做”的决心被无法抵抗的诱惑一次次打断。令人麻木的快乐和糟糕的良知告诉主体，他正在毁灭自己（自杀）。这些元素在赌博替代手淫的过程中保持不变。
诚然，在茨威格的故事中，母亲是讲述者，而不是“儿子”。对“儿子”来说，这肯定是一种嘉许，他认为：“如果我母亲知道手淫会带给我什么危险，她肯定会将所有温存倾注于我，以此来拯救我。”在故事中，年轻人将母亲与妓女等同起来，这也与同样的幻想有关。这将无法获得的女性变得更容易接近。伴随这种幻想的“坏良知”也导致了故事的不幸结局。
同样有趣的是，故事作者所给予的表面看法试图掩盖它的精神分析意义。因为女性的性生活是否被突然而神秘的冲动所支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相反，精神分析揭示出，这个女人长期缺少爱情的惊人行为的充分动机。为了忠于死去的丈夫，这个女人把自己武装起来，抵御外面的诱惑。但是身为母亲的她无法不把潜意识的爱移情到“儿子”身上，命运在这里俘获了她。
若将赌博成瘾、挣扎不已却无法戒除的恶习以及赌博带来的自我惩罚机会视为对手淫冲动的重复，那么我们就不会惊讶于赌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毕竟，在严重的神经症病例中，我们没有发现早期童年和青春期手淫满足无法发挥作用的案例，而抑制这种冲动与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无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