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对很多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政治决策对于不同处境的人们影响不同，人们对它的接受也千差万别。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中国读者展示德国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和多样性。文章发表于2020年4月23日，文中提到的一些限制措施已有所放松。

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Helga Witt-Kronshage)说最糟糕的根本不是寂寞。让她痛苦的不是禁止坐轮椅去春光明媚的花园的禁令，不是走廊里的空空荡荡和寂静无声，甚至不是对该死的瘟疫的惧怕。让她痛苦的是不曾有人问过她的意愿。

14平米，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台电视，一个小茶几。这就是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的世界，位于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区一家护理院的六层。七个星期以来，她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别的什么。她已经86岁了。一年前患了中风，右侧完全瘫痪。她还有两个人工髋关节，说话也不清楚。她属于新冠病毒易感人群，因此不允许接受探访，也不可以外出。三餐就一个人在房间里或厨房里吃。由于一位护工是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所以她甚至不再被允许去到房间门口的走廊里。在监狱里，这被称为隔离囚禁。

“如果再这样下去”，她在电话中对女儿说道，“我就受不了了”。

“为了拯救生命，人们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是好的”，她的女儿乌塔·克龙斯海格( Uta Kronshage)说，她在汉诺威做心理医生。“现在所有人付出这么多去挽救一些人的生命，但是过程中却给他们造成了负面影响，我只是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如此”。至少她的母亲不想这样活着。之前，每隔两三周她或妹妹会来看看妈妈，妈妈的兄弟姐妹也会来探望她。但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不是保护，而是一种折磨。”

隔离老年人，以此让其他人的生活能够开足马力运转？不少人提出的正是这样的要求。社会应“把65岁以上的人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图宾根市长鲍里斯·帕尔默（Boris Palmer）（绿党）说。人们应“将老年易感群体隔离”，他杜塞尔多夫的同僚托马斯·盖塞尔（Thomas Geisel）（社民党）也如是说。分离，隔离，这不好听。猎人才用这些词。就连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提醒：目前“保持距离才是表达关怀”。

是这样吗？即便感觉不像是关怀？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对此的看法与总理不同。“这不是保护，而是一种折磨。”

她的语言障碍愈发严重。她几乎不说话了。能和谁说呢？她才和同住在这里的人熟络起来，喜欢到花园里去逛逛。“我知道，我活不了太久了”，她说。“这没有关系。但是没有人问过我，我是不是愿意如此度过最后的时光。”隔离改变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注意力减弱，认知能力下降。“如果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她肯定不想上呼吸机”，她女儿说。“但是她肯定希望在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候能有亲属在身边，而不是独自一人”。

德国有340万人有护理需求。

现在有多少人像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一样被隔离在封闭的养老院里生活？有数十万人。德国有约340万人有护理需求。他们中的一半由亲属在家照看，1/4接受护理服务。另外1/4则入住护理院。在德国有85万人住在14500家护理院里。80岁以上老人中，每5人中就有1人有护理需求。现在有超过100万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历着比以往更大的孤独。

保护高风险人群，这听起来是理性的。我们都知道风险不好，要尽可能避免风险。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德国有1780万人超过65岁。不得已时就要违背他们的意愿将他们全部“隔离”和“分离”吗？这位86岁的老人当然也知道养老院里发生过聚集感染的情况，那里的死亡，那些堆放着棺材的景象。但是她仍要问：“我还要被隔离折磨到什么时候？如果这样的生活就是免于感染新冠病毒而死的代价，我根本不想被保护。”她对女儿说，她如何死去并不重要。护工也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她。

3月17日是她最后一次外出，和女儿一起去了市民管理处办理身份证延期。她回到护理院时，一名护工吃惊地问道：“您在外面做什么？您可能会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这位86岁的老人看着她并且斩钉截铁地回答：“无所谓。”

“下一个大冒险是死亡”

她女儿是专业的心理医生，认为这并不是临床抑郁症的表现。“她并不消沉。”这位心理医生认为这种认命源于许多老年人与自己的生活所达成的彻底和解，她说，对于死亡的恐惧已经在这间名为疗养院的等候室中消失了。在这样的地方，没有尊严和意义地活着比死亡可怕得多。“很多住在养老和护理机构的人都知道，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冒险就是死亡。对于已经完成了人生大部分旅程的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对于死亡，这些人大多不会恐惧，但是他们恐惧离世前的痛苦和折磨。”

为了活而活、再多增一些年岁，这件事本身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没有意义。生命最后一程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能带来快乐的事物越来越少，感官在衰退，力量也在减弱。几个星期一次的拜访，走廊里聊几句天，一起就餐——这些都是给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带来快乐的瞬间。现在这些也要失去了，这是巨大的牺牲。

这种违背自己意愿受时代支配的压抑感让她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坐在柏林的防空洞里的她。这种原本已被掩藏起来的无助感现在又攫住了她。“坐电梯，去地下室，孤身一人在狭窄的空间里——这样的情形对她而言一直很可怕。”她的女儿说道。

“她是一个非常坚毅的斗士”

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于1933年出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施滕达耳附近的一个农场并在普鲁士的价值体系下成长。后来全家迁至柏林，1942年起，她就在首都的断壁残垣之下，在致命的黑暗中度过了一个个充斥着轰炸声的夜晚。战争快结束时她回到农场并于1945年在红军到来以前逃往威悉山地地区。海尔加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因此早早就要为家里分担责任。她那时候12岁。

父亲作为农学教授被派往尼恩堡任职。1952年海尔加在那里完成中学毕业考试，结识了她的丈夫瓦尔特，而后在哥廷根攻读德语和历史。此后生了3个孩子，在家操持家务长达10年，后开始在汉诺威一所文理中学任教。1979年离婚。80年代，维特-克龙斯海格在威廉·拉贝学校担任了几年校长，把这所一直被保守圈子牢牢控制着的女子中学改成了男孩女孩都可以上的学校，这也是下萨克森州首府最后一所改制的学校。这是她的一个壮举。而且不是最后一个。

后来她换到波恩克拉拉-舒曼文理中学任教，于1998年退休。2000年，67岁的她独自移居柏林。为什么呢？波恩已成为历史，普鲁士的荣耀吸引着她，她要在首都生活。

乌塔·克龙斯海格说她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坚毅的斗士”。这位86岁的老人是一个精力充沛，有进取心的女人，善于交际，对政治感兴趣，博学多识且自决。她经常不顾医生的建议而离开医院（“会好起来的”）。乌塔·克龙斯海格笑了笑。“我妈妈是个彻彻底底的普鲁士人。给她一辆练步车？她不会要的！”她随时可以为下一代的健康做出任何牺牲。但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代价是不能握着女儿的手，孤独地死去？为什么要这样？

“生活的召唤永不停息”

乌塔·克龙斯海格说，在她家，赫尔曼·黑塞的诗《历程》意义重大。那22行诗句，将每一次离别都当作一次启程：“即使在我们临终之时/也会被送往全新的境地/生活的召唤永不停息/来吧，心呵，让我们欣慰地话别吧！”在西方世界，死亡是一个深深的灰色禁忌。把死亡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来理解，放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命的医学伦理原则都是非常困难的。但事实是，很多老人都想被问一句，他们是更害怕死于新冠病毒，还是更害怕在隔离状态中走到生命的尽头。

现在呢？海尔加·维特-克龙斯海格看看电视，睡得时间也更长。此外她还阅读。最近一次她读了青年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n）的《基本上不错》（“Im Grunde gut” ），是一本非常积极向上的，480页的书。他的论点是：人非恶，性本善。但前提是自由和自决。“我活过了”，她说。“我并不害怕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对我来说无所谓。”

德语原文作者：

Imre Grimm / 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 (RND)

德语原文请参见：

https://www.rnd.de/gesundheit/corona-ist-mir-egal-warum-helga-witt-kronshage-86-lieber-sterben-will-als-eingesperrt-zu-sein-3MEBDIOBEFA6BDULC4N5WGZJG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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