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清「外婆」与「姥姥」,就别想搞懂中国
南方与北方
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实”,如稻米、薏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状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虾米、高粱米。面,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丏字,也写作麵,就是麦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如豆面、药面、胡椒面。
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甭管是吃包子、饺子、馒头、面条、饼,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
光是条状的,就有拉面、擀面、压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面、拨鱼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条子、揪片子、炮仗子种种。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统统称之为“面”。要细分,也就是宽面细面、汤面炒面、云吞面炸酱面。
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面”,得叫“面条”,以区别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东西。
南方昆曲
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北方的叫“杂剧”,南方的叫“戏文”,这就叫“北剧南戏”或“南戏北剧”。
在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有时也说“戏”。南方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拒绝使用“剧”这个字。
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均以“戏”字命名,如戏子、戏台、戏园、戏班、古装戏、时装戏、木偶戏、文明戏。文明戏就是话剧,而电影则叫影戏。
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越剧”这个名词,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绍兴戏”(绍剧则叫“绍兴大班”)。甚至京剧,原本也叫京戏,后来要普及国语,北方话占了上风,京戏才变成了京剧。
但在南方许多地区,地方戏还是不叫“剧”而叫“戏”的,比如闽南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就连“地方戏”这个词,也没人改成“地方剧”。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不叫“剧”,而叫“戏”。
如坠子戏(河南)、郿鄠戏(陕西)。于是,既有豫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楚剧、湘剧、赣剧、闽剧、沪剧,又有柳琴戏、辰河戏、采茶戏、花鼓戏、皮影戏、滑稽戏。南北“戏”、“剧”之争,算是打了个平手。
梨园戏剧目《白蛇传》
当然,最牛的还是秦腔,它不叫“戏”,也不叫“剧”,而叫“腔”。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京剧(还有汉剧和徽剧)里的“皮黄”(西皮、二黄)和秦腔都有瓜葛。
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汉口,就变成了“西皮”;传到安徽桐城,就变成了“高拨子”;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二黄”。这西皮、二黄,汉调、徽调,北上进京一搅和,就成京剧了。
看来这京剧也是“南腔北调”,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戏”、“剧”之争,自顾自地吼它的“腔”。
说前后左右,是以人为坐标;说东西南北,是以物为参照,这也许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环境使然。
南方潮湿,架床便于通风;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马;南方多水乡,水乡里要行船。
马驰平原,视野辽阔,东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乡,曲里拐弯,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
北方天高地阔,一马平川,好汉们又一个个人高马大,一脚飞起,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过瘾,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南腔与北调
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
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
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
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
广东省的汉语方言
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
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
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
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
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
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
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
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
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
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íɑ”,把“劳累”叫“níɑ”,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方言与官话
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
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
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
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配姓赵?
湖北方言学堂
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
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
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
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
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
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
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
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
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谁跟谁学
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
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
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
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
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
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
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
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
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说“我伲”,就老土了。
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
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
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
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多样与统一
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
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
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
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
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
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
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
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
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
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
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
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
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
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
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
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八大菜系,鲁、川、苏、粤、湘、浙、徽、闽,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
说明: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