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高莽：另一种“两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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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另一种“两头真”
“我的话咒得情人们死去，/一个跟着一个兑了现。/啊，真让我伤心！这些坟茔/恰恰证实了我的预言。/像乌鸦嗅到热血的鲜味/在空中上下盘旋，/那些野性的歌曲欢腾着/给我送来了爱恋。//我跟你在一起感到甜蜜和热烈，/你那么亲，如同胸怀贴着胸怀。/把手伸给我，安安静静听着，/我恳求你，恳求你：走开。/让我不知道你的去向，/啊，缪斯，不要再把他唤回来，/让他活在人世吧，不被我讴歌，/让他不曾体验过我的爱。”
这首诗选自《爱》，安娜·阿赫玛托娃诗选，出版于1991年，译者是高莽。在此书之前，上海的戴际安、南京的王守仁先后译出过一本阿娃诗选，高莽的译作是第三本。
阿娃有幸，三个中国译者各有精彩的发挥，而高莽的译文，尤可用“收放自如”四字来形容。在不懂原文的情况下，我觉得《爱》中的诗篇在节奏和韵律的方面近乎完美：比如“把手伸给我……走开”这两句，文字显然经过再三校准，“安安静静听着”六个字中连一个“地”都不能加，第二个“恳求你”之前不可加“我”。在一首诗中，俗字俗词和雅致的用语轮番出现，类似《赠卫八处士》中从“人生不相见”到“共此灯烛光”这种由白而雅的转化，或者一系列长短相间的句后出现四个字数相等的句，俱是大师手笔。
再看阿娃《战争风云》组诗中的这一首，开头的几句：
“只要小拳头叩几下——我就来开门。/我随时都为你打开门板。/如今，我虽然远隔重山、/风沙、炎热和荒原，/但，我永远不会背弃你的情感……”
汉语字眼的抑扬，音高音低的组合，以及全部自然而然落到应有的位置上的韵脚，从哪个角度评价，高莽的译文都是上品。阿赫玛托娃境界极高，能论说，能用典，即使写情诗也是自尊满满，超越性别；在战时她也写爱国诗，但诗中没有意识形态痕迹，而以对土地的深沉眷念为基石。她是一个聚精会神的诗人，而在高莽的译文里随便抽两行字，都掂得出笔力与心灵的分量。
但高莽说过，译阿娃，是一种赎罪——赎忽略之罪。他1926年生人，但直到1980年代才译阿赫玛托娃的诗。在最好的时光里，他不仅追随官方的定论，认为所有不属于社会主义主流美学的诗都“颓废腐朽”，甚至在访苏时还故意舍弃了面见女诗人的机会。
高莽是哈尔滨人，在日占时期长大，近水楼台学俄语。在回忆中，他总是习惯性地压低个人的因素，而把干上这一行，成为俄语翻译专家，看作是时势使然。他翻译前苏联的革命文学，他画人物画，也写书法，字画里的审美也直接来自那个火热的年代：那字的笔法柔而苍凉，像投在水中的倒影，随波抖荡，瞬间复原；那水墨画，人物极度写实，达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199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请高莽画拉美作家人物肖像，每一位都是严肃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如同资深的革命党。
“我喜欢那些反映人民生活苦难的油画，在美术上我能够接受到印象派，以后的抽象派实在不理解，比如最近去世的赵无极。他的画我实在不懂，怎么好法我也看不出来，我只能说自己在艺术上落后了。”2013年，高莽说了这些话。自从获得国家级的翻译家终身成就奖以来，早已从社科院退休、深居简出的他也做了几次访谈，内容基本是例行公事。对于早年的“真”，他的认识十分平和：那只是一个事实而已，不构成骄傲或者颓丧的理由。
不得不说，高莽是纯粹的翻译，元神寄托在他的译笔里，就好像演员活在他的角色里，轮到他自己说话，反而平平无奇。高莽自己的著作不少，但文笔都不能与他的译文相比，打开高译《人与事》，随便哪段话都是高手所为，字眼打磨精湛，又毫无造作：
“太阳用光束横七竖八地穿透了树林深处，林中影子在移动，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地端正树盔，各种鸟儿站在时高时低的树枝上，啁啾着意想不到的悠扬歌曲，怎么也不能习惯于这些声音。……如同阳光与阴影在树林里交替，如同鸟儿从一根枝上飞向另一根树枝上啼啭，毗邻的别墅里用大钢琴演奏的第三交响乐或《神圣之诗》的片断与章节，也在树林中飘荡与滚动。”
《人与事》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帕氏行文，无论诗、散文抑或小说，莫不是音乐。而高莽的译文，切短了原文的复杂套句，又通过措词释放出了中文读者所能欣赏的音乐性。他真是性情人，一朝与真正的文学经典相遇，便把余生都用来亡羊补牢。天幸如此，高莽才得以不免于戈宝权、施咸荣等译界前辈的大遗憾：一身好才华浪费在翻译政府文件上，没能给国人多译介几本西书。
高莽在社科院长期主持《世界文学》，从1980年代以来通过它们接受文学熏陶的人，必然也会像高莽一样，认为文学是种责任，不说匡世济民，至少要关怀众生的创苦，树立一个大写的“人”字的尊严。哪怕是退休了，哪怕是年至耄耋，高莽仍然以一些方式——比如抄录阿赫玛托娃诗文，来守护在“两头真”的人生抉择之下，他内心从来不曾改变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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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 财新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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