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和企业，关于“风月同天”的另一种解读 | 华商首席合伙人高树分享

讲律师和企业的关系

首先我个人和企业关系的一些感受。作为一名资深律师，我和一些企业及企业家长期保持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我陪很多企业家一路走过或艰辛或荣耀的发展历程，很多企业家因此对我比较认同，以致一些内地省市来深招商，还会让我出面招呼一下。有一次，他们自己招呼不来，第二天招商会就要开了，领导是我朋友，又关乎老家建设，我出面了。第二天一百多个企业家来了，当领导介绍完当地情况后，企业家们就点名要我说说。我就讲啊，其实我们老家那边没有领导讲的那么好，还很落后，落后就有很大空间。但你们要认真一点，多听多看多走走，看清楚想明白再投。我不能保证什么，但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我就保证你们不会被“关门打狗”，不会被欺负！你还别小看，我这些话很管用的，企业真动起来了，不少企业还真去投资了。一些企业家说，老高，我们就喜欢听你讲！喜欢吗？那好，我就经常被邀请去给企业家们讲。讲了几次，商会就干脆邀我担任会长、名誉会长什么的。实在推不掉还真当了几个，但我有条件，一是我不出钱，只出力；二是只当一届。就这么阴差阳错，之后他们居然说，你最适合当会长啦！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最适合吗？一我不是企业家，没有利益纠葛，这公平公正就出来了；这其二，我虽不是企业家，但我是企业家最好的朋友，我对宏观经济和企业微观还是了解一些，又是法律人士，堪称企业战略家。好些企业家还就这么认，我就只好虚心地接受并且努力地提高。

那么，律师和企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企业是现代社会聚合生产力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支撑，要是没有企业，或者把企业都抽掉，那社会靠什么运转呢？这是大道理，具体到律师行业，道理也是一样的。在现代社会，律师和企业的紧密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且这是一种很本质的关系。首先律师需要企业，律师的工作大部分是企业委托的，律师费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像我们华商总部去年10600多个案件和法律事务，超过85%都是企业或企业家委托的，也就是我们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了85%，如果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什么律师、律所、律师行业，也就无本可依了。其次是企业需要律师（含法务），第一是专业需要，法律高密度地进入社会生活，也进入到企业的战略、管理和实际运营层面，没有作为法律专家的律师帮助也将捉襟见肘、遗患时现；再就是社会需要，现在律师的信息量越来越大，资源、渠道和平台越来越多。官商关系很难把握，商与商之间也不好把握，和律师打交道就简单轻松很多了。企业用好了一个律师，就相当于用活了一批专业资源和社会人脉。律师作为专业设计师和社会活动家，越来越被企业和企业家倚重，有时甚至成为企业竞争的某种“利器”，这应该也是一种趋势。所以，企业好，律师就好；律师好，企业更好。这就是律师和企业之间新型的战略关系。当然，趋势之下，还得有人为，这种新型的战略关系还得靠双向构建、共同维护，合力拓展，这其中律师的主动性发挥更重要。

这里讲律师和企业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常态的基本关系，如果其中一方或双方发生重大变动，那这种关系又该怎样？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比如大的政策调整、国际局势的动荡、天灾人祸的降临。特别是当下疫情来临之时，律师和企业又将呈现怎样不一样的关系，这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困难时期律师和企业的关系

讲这个还得把话题拉长一点。近几年我国经济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许多企业和企业家却没有那么乐观。

大的方面，商业模式的变化、互联网的兴起让一批实体企业举步维艰，紧接着民间借贷的盛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让一批企业陷入了债务危机，更让一批企业陷入了涉罪的泥潭。很多企业倒下，一些企业家面临罪责惩罚。一时间企业家涉罪案此起彼伏，有一些确实触犯了刑法，但也有一些处在边缘地带。对此我在多个场合表达意见和呼吁，特别是作为公安机关的监督员、作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委员，我多次就刑罚的谦抑性之于企业发表了我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修复和完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把人与社会组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比如《婚姻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而不是离婚。企业的契约关系一旦被撕裂，对企业的刑事惩罚直接造成企业停摆和社会管理成本的无限增大。关于企业家犯罪的条款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00多个罪名让企业家无所适从，而且还有那么多司法解释的延伸罪名在那里等着。所以我呼吁在刑民交叉问题的处理上应慎审有加。为此我还差点与一个法院领导翻脸。我说看你那法院判的，两个股东之间闹闹矛盾，协商一下，如果让我去调解一下，说不定就恢复了，企业就运转起来了。你非得重判人家，企业没了吧，他们的家庭散了吧，这是法律的目的吗？还有，双方债务纠纷，你超额查封了债务人那么多资产，他们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正在履行当中，你还去抓人家判人家干什么？你很难理解，一些法官对企业的生存、对企业家的处境完全处于漠视、无视的程度，仿佛他们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还振振有词跟我谈犯罪理论，我就跟他说，我大学、研究生刑法学得最好，都考100分，我的长篇小说《拒绝辩护》就是一本关于刑和罚的教科书，我没有不懂！

这一波还没完，紧接着中美贸易战又升级了。开始很多企业不以为然，以为与自己无关。我就说，这是雪崩，不是几片雪花的事。果不其然，大面积的企业受到影响。于是几个商会来找我，我就和他们讲《贸易战背景下企业要迈过的“三道坎”》，哪三道坎？法律坎、合规坎、转型坎。企业家们听了，都说高会长讲得好！我说讲得好是一方面，做得好才最重要。说到做到，我马上成立华商合规法律服务中心亲自担任主任，请了一批国内国际顶尖的合规专家加盟，还把当下最厉害的《美国陷阱》一书的作者皮耶鲁齐先生请来了。我们跟大大小小上千家企业讲合规，讲在合规的基础上转型，讲合规模板，讲转型的制度设计，可谓有声有色。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把节奏打乱了。无疑这是一次大雪崩，大雪崩之下，每一片雪花的飞舞都如此凌乱！在武汉封城的当天，我第一反应还不是疫情本身，而是接下来这么多人的日常供应，生活必需品怎么办？这场汹涌的疫情把本已艰难行走的企业一下子关进了笼子里。以前很难，好歹能动，现在很难，是动不了。动不了，那生产供应怎么办？疫情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们看到物资供应已趋正常。不过在“正常”两字后凝聚了企业和企业家们多少临危受命、舍己为众生的用力和情怀，我们可以想象，但不完全清楚。但中国经济所受影响的程度，经此一“疫”还是不可低估的。那么在此情形下，处在艰难中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能否克服、如何克服、何时克服这个问题则更是让我们骨鲠在喉、不得不揪心。那么作为与企业生死相依的律师，我们该怎样面对？

1、我们难，企业更难，我们必须和企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疫情之下，律师行业的变革和创新》，律所公众号一出，《中国律师》网也转载了，引起了广泛关注。我知道这篇旨在提振律师行业士气、为今后作些应变预估的文章写得大了一点。放下笔后我就想，至此举国艰难时期，其实我们行业之艰，众多律师尤其是大多数年轻律师之难，我不提只是笔下留情了。整个律师行业经此一“疫”，也是要面临诸多难题，房租、人工、客户对接、收入断层等等等等，大家怎么扛过去。但和企业及企业家们比起来，律师这点难就是小难见大难了，这不用多描述。企业的供应链断裂，人工成本、资产变现困境、债权债务……随便一个就可以把企业压垮，把企业家拖死！最近包括西贝在内的诸多企业宣布停摆甚至清盘，绝非虚构之说，现在有多少企业能够涉险过关，能够全身而退，或者能够凤凰涅槃、向死而生，目前还真的说不清楚。

现在是谁都难，律师难，企业更难。说的通俗点，企业作为律师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之难，我们做律师的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帮帮忙，共渡难关；其次是真帮忙或帮真忙，帮到点子上。至于怎么帮，这个一会再说。

2、帮企业的忙，共克时艰，这既是律师行业份内之事，也是律师的社会担当，是履行行业和社会的双重责任。

企业不是你的衣食父母吗？你帮衣食父母就是行业责任。同时这也是律师的社会担当，就叫社会责任的担当吧。我们律师也要讲政治的，平时口号喊喊还可以，当此国难当头，难道我们不要把喊口号的力气全部使出来？

我们应该怎么做

说一千道一万还不如走两步，那么我们该从何做起？

1、帮忙的前提在于“相知”，共克时艰的过程叫做陪伴。

先不急着下结论能帮什么忙，不要一厢情愿、毫无章法的“自言自语”。企业究竟难在哪里，企业最需要什么，面对企业之难和企业之需我们能做什么，这很关键。我们要像做法律意见的尽责调查那样，认认真真开展调查研究，最好能和具体的企业一起，对需求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非常时期，困难面前，企业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在身边；企业需要你帮助明辩方向的时候，你能给出一份战略分析报告；企业需要政府扶持，你及时把拟好的申请提交；企业需要减租、需要员工复工，你可以把完整的方案交给企业，甚至可以代理企业与业主、员工进行交涉，如此等等。

2、用专业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一条特别重要。我们看到有些律所律师在捐款捐物，在喊“武汉加油”，我看这些都很重要，我们华商也一直在做。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专业，关键时候就是要拿出看家本领。最近我也注意到许多同行面对疫情的推文和法律意见，很多千篇一律、照本宣科。我要求华商疫情应急法律专业委员会同仁要有针对性、有新意、有深度、有动作，这样企业才真正需要、能接受。举个例子，为应对疫情，各地政府纷纷发布了复工的通知，但对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没有说法，有人（学者）就说了，延期复工也得支付员工工资，员工在家工作应支付双倍工资。一听就知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什么专家，因为他（她）不用付工钱，这个时候调门高显得你有爱心。问题是企业怎么办？还是人社部通情达理，发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其中一条还明确提出，支持企业协商工资待遇。那怎么协商？这就是专业律师的事啊，你不但可以拿出协商意见，你还可以代表一方或者双方进行“专业协商”。前两天有位同行建议困难中的企业借此转型，凝聚人心，将公司改制成合伙制；今天有律师建议，企业家一定要把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分开。诸如此类，很专业、很善意，这就是专业的力量。

3、改变服务方式。

虽然大家都难，说是帮忙，但毕竟是服务，亲兄弟还应明算账，否则很容易别别扭扭。但确实应该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收费应当减免一些，实在交不上的，先记账也行。疫情过后，律所、律师和企业的配比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律师费的问题，企业的法律服务费预算可能要削减，一些中小型律所可能会抢滩替代，另外，计时收费也可能逐步兴起。我担心的在于收费“乱象”，完全偏离正常常规，造成业内外双乱的不公平现象，对此律协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充分关注。

行文至此，我就不由得想起了前些天，日本向湖北灾区捐赠物品附上的题词。其中有唐代王昌龄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有1300年前日本长屋王所题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有《诗经》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有南朝《千字文》中的“同气连枝”等等。有人调侃日本人给我们开了个诗词大会，我当时忍不住留注一句：叫我们如何不惭愧？客观地说，日本选的这些句子对时下抗疫还真是应情应景，作为诗人的我也叹服他们对我国古诗词的运用如此娴熟且恰到好处。但有人怀疑他们的内心深处未必如同诗词所表，认为“武汉加油”更加铿锵有力！

“武汉加油”是助威和鼓劲的表达，非常好！“风月同天”“与子同裳”则是一种融情于理、提感于心的表达。怎么评价日本这些赠诗是一回事，但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的一些表现和表达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这我有亲身体会，是在深圳光明新区滑坡事件期间，我作为深圳律师协会会长接待来访的大阪律师会会长，开始觉得他们有些傲慢，没想到他致辞的时候，全体日本嘉宾在他带领下起立，并且全体鞠躬，对在滑坡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那一刻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确实看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目前尚无考究说明“风月同天”出自我们古人之手，更多的说法是在1300年前的盛唐时期，日本遣人来中国学习佛法，当时的日本长屋亲王制作了一千件绣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偈语的袈裟，赠给大唐的高僧们。这首偈语用词简洁大气，大的景象之下让情理充盈于心，表达的既是悲悯与共，也是善缘相向，十分开阔。

我花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自己写一首诗来表达我的感受，但我还是觉得在此举国抗疫的艰难时期，引用“风月同天”来形容今时及未来律师和企业的关系比较恰当。这里面既包含唇齿相依的互动关系，也表明在非常时期共克时艰的内心呼唤，更主要的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律师和企业家们携手迎来美好明天的坚强信心和共同愿望!

高树

华商律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

主要执业领域为境内外投融资、企业合规、行政法、重大项目及案件纠纷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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