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过完彝族年后，勒伍约呷与亲朋好友背着各自的行李，结伴外出打工。彝族新年刚过去一周，拿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在昭觉县水泄不通的汽车站乘坐大巴前往西昌，然后四散到开往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的长途车上。

彝族打工少年

从凉山到东莞， 一场2000公里的成人礼

打工少年们跌跌撞撞地在异乡完成“成人礼”，沿着不尽相同的路径，各自成熟长大。

2017 年第一天，带着妹妹从西昌到东莞打工的18岁彝族女孩阿克尔古（化名）对自己这个决定相当懊恼。

大约2000 公里的路程带来的久久未消的晕眩和初次遭逢东莞感受到的“凶险”让她变得异常焦虑，没上一天班，她就开始打电话给同在广东打工的亲戚，希望凑齐路费赶紧离开这里，回家。

与尔古一同进厂的还有彝族男孩阿龙（化名），他强调自己不是“那种”凉山人——他并不来自山区农村，家庭条件也不算困难，他自学了吉他希望有朝一日能考上音乐学院。因对自己暴躁的性格感到不满，他跟朋友一起来到了东莞打工，希望借此改造自己。

2016年12 月31日，临出发去工厂前，劳务公司老板清点人数，准备进行训话。过春节前工厂还有大量订单，汉族工人休假回家过年的居多，而不过汉族春节，数量庞大且工期灵活的彝族工人则成了工厂的救星。

2016年12月15日，广东佛山里水，工人接受上岗培训。

最早一批来东莞打拼，现已在厚街拥有一间规模较大的劳务派遣公司的彝族工头沙伊诺认为，彝族工人都是亲戚朋友一群人出来工作的，希望有个照应。刚出来的人像一张白纸，而工头有责任教育好他们，她的很多工厂客户反而因为彝族人的稳定、能吃苦，更愿意聘用他们。

2017年1月3日，上了几个小时晚班后，沙子古就提前从车间跑出来，到女生宿舍找朋友玩。他的岗位需要处理化学药品，他认为那很危险。

彝族女孩洋洋来东莞工作的第一天，就在身上纹了一个嘴唇造型的新纹身。

在佛山里水的一间家具厂，来自昭觉县尔古村的牛洛（左）在车间学习贴膜。牛洛18岁时曾来过佛山，后来回家结婚生子，现在为了养育三个小孩，她再度来这打工。

 2017年1月2日，一大早，阿克尔古（化名）收拾好行李，担忧着能不能顺利离开。这是她第一次来东莞找工作，不满意工头给她找的工作，开始对这个地方没有好感。

2017年1月1日，前来东莞打工的彝族年轻人坐在宿舍对面的小超市前等待工头，他们因工厂和宿舍的距离过远不太满意，希望跟工头协商安排到另外一个工厂。

沙子古的朋友马志华，他前几天在工厂里与汉人打架，两个人均被解雇。18岁的彝族人沙子古算了一下，春节后放假这五天，他们打了三次架。这些年轻人之间的冲突经常是以小事开始，如一个轻蔑的眼神，或是为了哪个女孩争风吃醋。

强调家支的重要性是彝族文化中的关键部分，因此比起汉族，他们似乎更团结一致，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某些误解，比如外人会觉得彝族人整天聚在一起喝酒吵闹，爱打群架，是麻烦制造者；但彝族人向来就以家支为自己的“根”，在接受家支庇护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替受到欺负的亲人出头。

现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刘东旭曾在其著作《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里提到，“他们（彝族工人）原生的团结性，组织性使其成为流动临时工群体里的佼佼者，在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有时，这种原生的团结性和组织性，也成为了一些冲突的根由。

从工厂预支了100 元工资后，阿龙陪朋友去理发。

与上一辈打工者不同，这些生于1995 年之后的彝族年轻人并未背负着家庭的使命感，尽管身后的家乡依旧凋敝贫穷，但对他们而言，自由和快乐才是他们到大城市打工的首要目的。相比起节衣缩食，他们更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每个周六跟工头预支工钱后，凑到一起吃饭喝酒，直至把钱花光。

应沙子古的朋友邀请，他们一起唱K，跳舞，玩得非常开心。

2017年1月14日，东莞太阳城，一对彝族青年坐在摇椅上聊天。

沙子古和其他亲戚朋友结伴去了一个彝族山庄玩，这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因为老板是熟人，饭钱可以在工资里扣。他们用音响播放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随着节奏闭眼乱舞，又抱出一箱箱啤酒，就着烧烤和土鸡痛快对饮。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沙子古和朋友在工厂附近闲逛，爬上了一棵大榕树。

这些新一代的彝族工人是跳脱刻板印象，难以定义的一群人。与父辈不同，在现代化的进程里，他们更主动地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追时下当红的明星，消费大众品牌，在有限的青春里寻求快乐的最大化。

沙子古的堂哥因为喝太多倒卧在沙发上。

彝族男孩阿龙有时会想念之前跟朋友一块上学一块打游戏的时光，有时他会在半夜的工厂宿舍突然醒过来，半梦半醒中以为自己还在凉山的家。“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只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其实并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他如此总结自己的选择。

记者后记

再见到阿龙是2017 年4 月在北京大兴机场的建筑工地宿舍里，他和三个伙伴从东莞辗转来到北京打工。跟在东莞第一次见他出奇相似，还是在床铺上打着扑克牌，但这一次他们已经密谋要凑钱买回家的火车票。半个月前，阿龙工作时给女朋友发短信被领班看到，要没收手机，他不肯，吵了一架毅然离开，在三屯的平安旅馆游荡一个月，工作三个多月最后只结出400多元，本想回家的他看到伙伴要来北京投奔亲戚，不

假思索跟了过来。在工地上，他负责绑钢筋，手腕重复转动，“很痛的”。北京的工地如城中村，板房宿舍、超市、地摊和餐馆应有尽有，而出了工地则是一片荒芜。没两个星期，他就受不了在北京的生活，带着从东莞工厂拿走的自己做的几个小黄人玩具，穿着在工地新买的布鞋，坐上了回西昌的火车，“到家就好了，什么都迎刃而解了”。东莞和北京对他来说都只是能挣钱的地方，“代表不了什么”，但他未曾预料到离开时会这般灰头土脸。

一向外向、贪玩的沙子古，却有了让人意外的变化，他居然跑去新疆捡棉花了。他在聊天软件中抱怨那里一直下雪，累都累死了。远离了东莞那帮一块出来打工的同龄人，没地方花钱的他已经攒下了1 万元准备回家。我突然又想起了他在采访里随口说出的一个远大理想，开豪车，至于这个理想该如何实现，他认真地思考了片刻，说应该是从考驾照开始吧。当时我们都被这个答案逗乐了。现在想想，谁能说这不对呢？他们心中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对未来的规划已经现实了很多，不再是单纯的少年狂想。像沙子古一样的彝族年轻人们，慢慢从顽皮任性的少年蜕变成吃苦耐劳的成年人，在车间的流水线、在广袤的棉花地之中慢慢寻找到自己该走的路。

更多精彩内容详阅2017年第50期12月25日出版的《财新周刊》

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文/财新记者 梁莹菲 夏伟聪

图片编辑/杜广磊 罗莉

【微纪录】

彝族青年（东莞篇）：留不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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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四川凉山彝族人流入珠三角地区务工，高峰时人数可能达20万以上；彝族工人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群聚性，集体来去的他们极大地填补了珠三角的季节性用工缺口，但在这过程中，他们对原本憧憬的城市逐渐失望。

拍摄：财新记者 夏伟聪 

财新记者 梁莹菲 

剪辑：财新记者 夏伟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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