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几乎没有不喜欢吃红烧肉的，我也一样。可是在北大荒要是想吃顿红烧肉，那除非是过节、麦收什么的，平常日子基本就是别想。

人要是老吃不上肉那是要急眼的，从心里往外闹得慌。但是这肉要是吃的不得法，也会出问题。

我和老作就吃了回不得法的红烧肉，虽然离要了小命还远着呢，但那个难受劲也真是够呛。

在北大荒的时候，时间过得慢，每天都在艰苦的劳作中度过。不象现在似的，嗖的一周过去了，嗖的一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期待着能吃到点什么好吃的，那时间过得尤其焦着。

1973年的冬天，天已经冷了很久了，但是离元旦、春节还远着呢。猪是好久没杀了，这肚子里没油水那叫一个难受。买了几个罐头，吃得连涮瓶子的水都喝了好几回了。馋虫在啃食着我们的肠胃，那个难受劲今天想想似乎都不好理解。

正不知道上哪弄点什么吃的时候，机会来了。

那天，听说连里一头猪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病死的，累死的，还是自杀的说不好。于是没敢给食堂吃，埋了又觉得可惜，就卖给老职工了。但事先说好了“死猪有风险，吃肉须谨慎。吃出毛病概不负责。”

这就算“广而告之”了，在当时这就有法律效应了，谁不怕谁买，吃出毛病连里也不负责。

闻听有这等好事，架不住馋，我和作兄找老职工吉吉——就是那个不会种水稻的水稻技术员，团部军务股长项股长的亲戚，那时候还欢蹦乱跳的呢，后来没多久就因饮酒过度，酒精中毒撒手人寰了——借他的名义买了三斤肉，给他一斤，我们留两斤。条件是他得帮我们做熟了，红烧清炖随他。

肉买好了，我俩又开始踅摸酒。记不得这回的酒是从哪里弄的了，估计是在小卖部买的，反正得来不那么传奇，要不也不会忘记的。

酒买好了，小饼子也拿回来了，就等肉炖好了大吃一顿了。我俩在宿舍里抓耳挠腮的不消停，脑子里都是红烧肉肥嘟嘟，香喷喷的模样。

天黑了，北风在营区四处转着圈扫荡着，雪沫子被大风刮得纷纷扬扬的，在那盏营区仅有的路灯下闪着亮光，电线被风刮得发出嗷嗷叫声。这时的温度估计得有零下三十几度，所有的人都躲在宿舍里不出来。

我和作兄从食堂出来时就不断向家属区的路上张望，看看吉吉来了没有。还不敢太张扬，怕被人识破分食。吃独食吗，就得低调点。

天黑了好一会了，吉吉才把肉送来，二斤肉就给我俩送来一茶缸子，就说那缸子大点吧，连汤带肉也没多少呀。嗨，求人办事那是水过地皮湿呀，少就少点吧，我们也没指望人家给添点呀。

吉吉来到宿舍，推开门就要进屋，我一个眼色制止了他。好在这小子也是聪明，立马反身出去了。他要是把肉端进屋那还了得？全屋十几口子，个个都是“胃亏肉”，那时候哪个人恨不得都能吃掉半扇猪，那碗肉要是端进屋，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就会被消灭的。

幸亏这大冬天，缸子里的肉已经有点凝住了，香气散发不出来。要不那缸子肉离门口好几米，就会有那鼻子灵的人闻到，到时候你还想吃肉，估计弄口汤就算不错。

吉吉看见我的眼色，反身退了出房门，顺手把大缸子放在了窗台上了。随后，我和作兄先后溜出宿舍，我兜里揣上小饼子和酒瓶子，他端上红烧肉，就去找没人的地方吃独食去了。

可整个营区凡是暖和的地方都有人，我俩出来就是想吃独食呀，上哪儿里去呢？东转西转的，俩人冻得够呛。转到场院，发现粮囤上盖的苫布垂下来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像小帐篷似的空间，没风没雨的，好歹比外边强点。

借着场院水银灯发出的惨白的光芒，仗着有肉吃的兴奋，我俩顾不得满是尘土的苫布，一脑袋钻进去大吃二喝起来。

说是小帐篷，毕竟只是一层帆布，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夜里，里边也没生火，只是聊胜于无。没多大会，茶缸子里的肉就得用筷子往外抠了，酒也冻得冰凉，喝到嘴里直冰牙。

撅起一筷子连着大油的肉块，得用嘴里的温度把它化开，才能吃出香味。我俩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吃了起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毕竟年底了，谁不想家呀。

老作说他妈妈最喜欢他，我说我妈妈特慈祥；他说他在家可听话了，我说我在家就不怎么听话；他说他学习可用功了，还是中队长，我说我可不怎么用功，老是偷懒，但也混了个中队长；他说他家过年也吃面条胡辣汤（河南人吗），我说我家过年会吃红烧肉酸菜蒸饺子什么的……

想家的时候酒喝得就多，那酒精似乎能减少我们想家的烦恼，也能模糊对亲人的思念，麻痹现实对灵与肉的煎熬。

尽管酒凉肉冷，我俩还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不少酒，吃了不少肉，那点“冻肉”被我们一扫而光。酒是喝不完了，平时没机会喝酒，留着也没用，借着酒劲，像扔手榴弹似的，我奋力把酒瓶子扔进夜空。可是我们连酒瓶落地的声音都没听到，估计是掉雪堆里了。

北风一吹，酒劲上来了，我俩相互搀扶着哭哭咧咧地往回走，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宿舍，趁别人熟睡呢，我俩赶紧钻被窝了。

热炕一烘，酒就往上翻，怎么也忍不住，我俩你一口，我一口吐了起来，直到天明也没消停。

第二天上工时还不敢说，谁看见我们都报以奇怪的目光——这俩小子怎么了，一夜间老了好几岁，眼皮子都耷拉了。

你看这顿独食吃的，仗着年轻，要是身体稍微差点意思，估计我俩就得和吉吉一起上路去了。

回城以后，每次回北大荒的时候，我都会到场院看看我们吃独食的地方。前几次去的时候那个粮食囤还在，有一次和老作一起回连，我俩还在“凉酒冻肉”处合影留念呢。后来八连场院改造，那个吃独食的小帐篷也没了踪影。

尽管旧景不再，但每每想到那夜的独食，总是不能平静，那是一段怎样的甜蜜而苦涩的时光呀。

现在想起那顿酒肉来，心中还是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感觉。

老话说“人有脸树有皮”，这话一点没错。但什么事都要从积极的层面去理解，不到位不行，过了也不好，所谓过犹不及是也。

咱是兵团战士，其实就是知青,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没觉出什么高低贵贱来，一回北京，别说居委会三天两头地来催上临时户口，几个老大妈一个劲问你啥时候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去，就是看见城里的大姑娘小伙子衣着光鲜，举止时尚，看着自己土了吧唧的样子都有点自惭形秽，多少便会有点自卑感涌上心头。

所以不管在哪见到北京人，不是躲着人家，就是假装清高看不起人家。说好听了是要脸面，说不好听了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别说，当知青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我还真是得过一回当知青的济。但是“受惠”只这一回。

1972年我们哥几个赶上一起探亲了，6月27日中午十二点和析析在天安门旗杆下会齐后不久，我就去干校了。

回来后析析来找我，我们一起出去，干啥去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骑着车，带上析析，边聊边走，就在穿出北郊木材厂那条街，拐进外馆斜街的时候，也就是现在黄金总公司大楼往北一点的那一带。那时候这条马路还只是一条宽不过七八米，两侧都是水沟的小马路，路两侧都是荒地平房啥的，谁知道那里竟会站着个警察。

我看见警察的时候，他也看见我们了，跑是来不及了。没办法，乖乖推车过去挨斥去吧。

“接着骑啊，怎么下来啦？”警察问。

“不是看见你了吗，哪敢还骑啊。”我嬉皮笑脸地答。

“胆挺肥啊，不知道骑车不许带人呀？”警察严肃地说。

“我们不是农村来的吗，俺们那嘎达随便不是。还真把这茬给忘了。”没说的了，我俩开始胡搅。

“村里的啊，哪旮沓的呀？”警察这一问，知道他会东北话了，我俩可来精神了。从啥时候下的乡，到北大荒怎么苦；从我们回趟家多么不容易，看到首都发展这么快心里怎么高兴；从守纪律是知青的美德，到见了警察怎么亲切，把那个警察说得挺开心。

一说到知青，兵团，那个小警察态度立马好了些，一问才知，他弟弟也是兵团的。嗨，战友啊，那还不是一家人嘛？再说了，那时候的警察个个都像《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似的和蔼可亲。

“慢走，小心。”小警察抬手说。

“得嘞，你忙着。”挥手，再见，一蹁腿上车，我俩走了。真的就受过这一回关照，剩下的就是白眼居多了。

说起白眼，那可是一肚子的话。

探亲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美呀，仗着兜里有俩钱，每日里呼朋唤友的，吃完这家吃那家，峨眉、闽粤、新桥、仿膳、东兴楼、四川饭店等，北京的大小馆子吃得差不多了（那时候北京的馆子也不老多的，要不谁吃得起呀？）。其间以吃老莫最为开心，以吃湘蜀餐厅为最狼狈，叫个小服务员给噎的愣是没吃成那顿饭。

先说得意的。

那时候吃老莫，得早早去排大队的，去晚一点就没座位了。

老莫的大玻璃门一开，一帮半大小子半大丫头就跟不要钱似的往里挤。北京的西餐馆子少不说，主要的是别看文革把大家弄得跟要解放全人类似的，可赶起时髦来那是谁也挡不住的，卤煮面茶可远不如西餐来得高大上，吃西餐的诱惑力大。

别人挤着排队，我们可不用这么费劲。痒痒，就是我们连那个看鸡舍时可以让我们随便“拿”鸡蛋的那个发小，她妹妹就在那工作。啥时候想去吃了，给咱妹妹打个电话，座位就订好了，这也叫“特权”吧？ 

为这个，我们几个没少讨好痒痒她妹。可惜，天不假年，她妹妹身体不好，英年早逝，让我们很是惋惜。这是后话。

老莫比较贵，要是不买那里的奶油蛋卷小面包什么的，一般六七个人吃一次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包括一瓶味美思。0.75元的有罐闷羊肉、咖喱牛肉什么的，那时的罐子大，有小砂锅那么大分量很足，哪像现在似地，比蛐蛐罐大不了多少。奶油烤鱼烤杂拌啥的八毛左右。0.95元的是五香凤尾鱼、大马哈鱼子酱。铁扒鸡要3元钱，镶金边手绘椭圆形的大盘子，两个配套的放酱汁的西式小壶，一大堆配菜看上去就那么讲究。钱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来上一只。

老莫不仅餐厅建筑辉煌，餐具也是极其华丽，每道菜每个盘子每个碗都是带套盘的，绝不会一个盘子端上来。不管是咖啡杯还是红茶杯，一律是金边彩色玻璃杯，外边带草编的杯子套。讲究！

如今可能没这待遇了，是不是都让钟跃民他们“顺”光了？不知道。

西餐次数多了还是吃不起，所以我们还是以吃中餐为主。但是我们从未像《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似的，把人家的餐具都给顺走的，从这点看我们还真是良民。

没钱的时候，一碗馄饨、一盘炒饼也是常事。特别是吃馄饨侯的时候，馄饨侯的白胡椒粉是自取的，我们吃的时候要加足胡椒粉，跟陈佩斯那个吃馄饨的小品里差不多，玩命倒人家的胡椒粉，不把自己辣得流眼泪不罢休。

走麦城那天是在湘蜀。

那天我和析析、玉玉、康康、力力五人，在外边玩累了，正好走到王府井一带，就决定到位于东风市场南门的湘蜀餐厅吃饭。

那时候我们刚回北京没几天，肚子里整天还是空落落的，见到吃的还是不要命的那种呢。自己没感觉，可在别人眼里，估计我们个个都是饭桶。

那天我们进湘蜀餐厅的时候正是饭点，餐厅里已是座无虚席。好不容易找了个座位，溜达了一上午兜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大家就胡乱点了几个菜，无非是鱼香肉丝、黄瓜肉片、冬笋里脊什么的，也没什么硬菜。

该点主食了，扭头看看别的桌上那晶莹剔透的大米饭，那可是我们在北大荒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一年未准能吃上一次的好大米饭呀，看着都香，立马食欲大增。

于是我们决定吃大米饭，报数时玉玉说“我来一斤”。

其实我们心里还都是按照北大荒饭量的标准计算的呢，觉得一斤米饭小意思，不就两大碗吗，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们有过四两一个的馒头，一顿吃七八个的经历，一斤米饭算个啥？

“我也来一斤。”康康说。

没人怀疑自己能否吃得下，于是我们每人要了一斤，也就是五斤米饭。服务员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眼神里满是狐疑。

“看什么看，我们又不是不给粮票不给钱的，小看人！”哥几个心里说，嘴上可是没敢执拗。撇了撇嘴，小妞服务员摇摇摆摆地走了，我们几个才敢发几句牢骚。

菜上来了，哥几个饿的猴急，就等着饭了。

没一会，好像餐厅里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出菜口。只见三四个身穿白大褂的服务员，每人举着个大托盘，托盘上比小孩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饭碗摞了两层，一两一碗的米饭，足足装了五十碗。

那时候买饭不论碗，论斤，而且还是以生米计算，货真价实。

小姐们一扭一晃风摆荷叶般（她们那时候牛呀，没下乡，还是国营单位。）地直接走到我们桌前，一人举着，一人往下拿饭。那饭碗几乎是扔在桌上，摔得山响，食客们的目光也跟着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怎么这么多呀？”我问。

“这还多，一人也就十碗饭。”一个服务员说，满脸的不屑。

“乡下人不是能吃吗，菜不够饭来凑呗。”另一个小姑娘服务员带着几分讥笑，几分揶揄说，一脸的鄙夷地找补。

这不是拱火吗，我们能吃怎么了，老子不去屯垦戍边有你们的太平？老子不下乡还不得轮上你们去？想是这么想，可谁嘴上也没说。

我们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呢。

“桌上摆不下了，给你们放这上啦。”也没征得我们同意，那个小姑娘就把我们的饭碗都“扔”到窗台上了。稀里哗啦的一阵山响，窗台上瞬间摆满了白花花的饭碗，惹得饭店里不少人往我们这边看，邻桌的几位还跟着傻笑。 

嘿，这不气人吗？还让不让人吃饭了？当时我这老脸立马搁不住了。你说这也不能跟小姐们急呀，真是没辙没辙的。俺们当了知青，连个小丫头也看不起我们。

我这时候想起“人有脸”了。析析那边也坐不住了“走，找钱去，非让他们看看！”

我也不知道想让人家看啥，反正这话一出口正中我的下怀，马上和析析“逃”出湘蜀餐厅，我俩骑上车顺着金鱼胡同向东而去。析析他弟弟的单位东单一带，本意是找他弟弟借点钱回来摆谱。没想到他弟弟不在，钱也没借到，我俩也没脸再回去吃了，只好悻悻地回家了。

至于后来力力玉玉他们几个是怎样消受那五十碗好米饭的、服务员小妞们又口出啥不逊之词，我就不知道了。

关键是此后我们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好像这事就没发生过似的。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不但让小丫头片子数叨了半天，还把力力他们哥几个给晾那了，我和析析还白白地饿了一顿饭。

你说这面子要的。

时过境迁，现在想来，真是“死要面子”害死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