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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齐鲁周刊》总第747期，2014年4月
原题丨从鲁迅到钱学森：百年中医的哲学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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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中医面临了空前严峻的体系考验，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传至如今，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经常被人提起。

民国时期的知识界也多倾向于为西医辩护，因为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了一次，中医以此为由证明西医并非全知全能，梁启超为维护西医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大意是，虽然西医不尽善，但也还应该扶植西医。因为西医连同的科学是中国富强的方向。在胡适口中，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

傅斯年是知识界反中医最激烈的。1934年他撰文说:“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开了40年学校，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还在那里听中医说五行六气的胡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民国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中医的抗辩似乎主要的活动就是请愿。从1913年上海的中医团体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要求把中医纳入教育体系，到1947年的一次绝食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中医却是每战每退，提出的请求竟退缩为要求中西医平等待遇。

1931年有一个国医馆幸而成立，这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组织，“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其中理事包含了当时的所有名医，理事长是陈立夫。

1943年后，国医馆最终为中医争取到了合法办学地位，也促成了医师法。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为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最终王斌被撤职。但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

“文革”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成了新时期中医存废争论双方的焦点。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

2007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又一次掀开了中医存废之争。此后各类中医相关的养生大师们相继被揭穿骗局，中医又一次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

毛泽东同时也提到，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相继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三大科学思想体系，他首先肯定了中医理论，并发现了传统中医的特殊价值。他说：“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

钱学森在谈到中医理论说：“我认为中医治病比纯粹的直观又进了一步，它是把经验的东西加上古代的哲学，即古代人是怎么看周围世界的，所谓阴阳、五行、八卦等。这就形成中医医师看病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这种理论古代有文字记载，老师可依此教学生，学生也能学会。”中医的优势，“即总体的辩证地看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医就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我认为，这是中医最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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