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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的人情味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煮天下 Author 煎炒烹炸


说到外交,大家熟知那三句话:“外交为国家战略服务”“外交为民”“外交无小事”。三句话各有侧重,本是统一整体,但在民间观感中,这三者之间似乎又不那么统一。比如,有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治层面上达成了战略合作,但国民之间深层次的互信和友好却还未达到。


毛泽东曾经对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人,死一亿人就是个数字。如今的外交已进入到“国”与“人”并重的时代,外交说到底还是由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组成的。可以服务国家利益,但也要服务于人性。


外交官,最基本的一点,必须有人情味儿。


最高级的人性,是富有同理心。

3月17日,崔天凯大使接受AXIOS和HBO联合节目的采访

为国出征、战斗在一线,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理性、平和、睿智、不卑不亢,常常被人称道。


疫情当中,崔天凯多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表达中方立场、反击各种指责、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力图纾缓两国外交关系,减轻两国之间的误判和误伤。他的努力和真诚,在以下两段话得到了集中体现。


4月5日,崔天凯在《纽约时报》刊文,开篇这样说:

“纽约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城市,我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担任驻美大使以来也经常往访。而今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这座欢腾喧嚣的不夜城却被按下了暂停键,我很痛心。此次疫情席卷全球,带来巨大挑战,其影响不分国界和种族。


不久前,中国也遭受了疫情的迎头痛击,因此我们对美国人民的苦痛感同身受。我们搏斗过,付出了巨大牺牲,所以深知这里及世界各地抗击疫情的艰难。我们铭记,在最困难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给了我们慰藉和帮助,其中很多是美国人,很多是纽约人。现在我们也愿真诚回报他们的善意,与他们共渡难关。”


无疑,这是从“人”的角度写的文章。


崔大使深知西方媒体的写法,先以个性叙事、个体感受这样的小切口开篇,降低门槛,拉近距离;他也深知西方人的心理,“我很痛心”“感同身受”“我们铭记”这样的用词,因共情而富有感染力。不强求以理服人、以势压人,而追求以情动人。


不刻意突出国家利益,而是站在人类共情的底盘上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维度表达看法、交流观点。人情味、同理心,不仅体现出外交智慧,更亮出了人性温度。

此前,3月17日,崔天凯接受AXIOS和HBO记者斯旺的提问。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推特开火,“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的言论。

崔天凯说,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并最终告诉我们答案呢?


斯旺马上问,“是你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散播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他有相关证据吗?”崔天凯回答,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


斯旺继续追问,是赵立坚还是您代表中国政府发声?崔天凯回答:我是中国驻美国的代表。


不卑不亢,有理说理。霸气不是霸道,不是意气用事,更不是蛮不讲理,而在于理智和坚定。


身处美国首都,崔天凯目前的位置和使命任重而道远,艰难险阻横亘在眼前。中国职业外交官并非铁板一块,外交官队伍里当然会有“鹰派”“鸽派”之分,或者非鹰非鸽的“中间派”。


崔天凯身处异常复杂的中美博弈斗争的第一线,他把自己人设为“鸽派”,从而为双方的外交斗争留了一步后手棋,相机而动、因势利导,不感情用事、不把脸撕破,不把事做绝,争取对方国民的理解和善意,这是一个明智的资深外交官的现实选择。


国与国相交,谁说只有战略和利益一条?在其中穿插交织的,不全是人吗?

1938年10月4日胡适到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下车时,美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前来迎接

不卑不亢,既重“国”又重“人”,在这方面有个典型,就是抗战时期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


胡适是学者文人,恃才傲物,远离权贵,身在美国也是如此,用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的话说,胡“权要素少接洽”,不是当外交官的料。宋子文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扎针,“惟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适之不能胜任,殊可危虑矣”。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就日美密谈痛骂胡适,“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又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此中是非另当别论,蒋对胡适早已不满,但迟迟不敢换人,不仅碍于胡的声望,也在于胡适本人的风范。胡适对本国权贵和驻在国政要一律不卑不亢、不曲意攀附,守得住国家利益,又不失人文底色,所以就连罗斯福、赫尔等美国政要也对其敬重有加。胡适在中美那段风云际会当中,确实是个特殊又不可或缺的存在。


胡适肯定不是当代中国职业外交官的榜样。从外交官本身来说,胡称不上合格,其所嵌入的时代环境以及他所承担的外交使命,与今天的时代也早已有天壤之别。


作为误闯误入外交领域的一介书生,在紧迫逼仄的空间里,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和道义坚守,对上不卑不亢、对外不辱使命,做“官”的同时不失人味儿,给后世留下余韵无穷的回响。

全球疫情情况,数据更新至2020.04.30 23:03

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异常敏感复杂,用“险恶”形容也不为过。尤其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时期,对中国的各种甩锅、索赔、追责都来了,明枪暗箭,来势汹汹。


美国自不必说,英、法、意、日、澳、加等国待到本国疫情平稳之后,也很有可能自觉站队,在带头大哥带领下群起施压,中国的国际压力显然将持续加大,国际舆论环境只会更为凶险,中国的国际公关工程势必更为艰巨而紧迫。这时候,这手棋怎么下,怎样运力、布子,该说什么、怎么说,显得尤为重要。


这几年,中国“战狼”式的外交官貌似越来越多,整体说硬话、显硬派作风已成趋势。国际政治形势和舆论环境使然,可以理解,但中国外交官仍要清醒、理性、策略得当、知道进退。有些话,没想好不必急着说,更不可一味说狠话,不可意气用事、自乱阵脚。

吴建民大使

2016年,在素以“鸽派”著称的吴建民大使去世后,网上曾经有一篇著名的评论,名字叫《为什么外交部必须是鸽派》。此文到今天仍值得回味。外交不是比“鹰”更“鹰”、比狠斗狠的竞技场,外交更不是只有一种战法、一个步调。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但愿我们今天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中,能多一些像崔天凯大使这样理性、冷静、睿智、不卑不亢、攻守得当之人。


文字/ 本文转载自《煮天下》微信公号,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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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撒哈拉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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