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从中看出当下知识分子的不易乃至处境，徐晓宏是非常有名有前途的学者，“是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中国研究领域极具天赋的学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2000年以后出国求学一代中的杰出代表”。

可是这样极具天赋的著名学者却英年早逝，逝世时只有45岁，令人扼腕叹息。

可是这样牛的学者也饱受学术体制的摧残，他的文章被拒后放声大哭像野兽一样嚎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任何会议发表这个研究，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通过。”

他虽然在临终前表达了对学术的厌倦，但依然不能忘怀，“越频繁地自言自语，内容不是自己讲课就是主持别的学者的演讲，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全程说英文，自信、潇洒”。

是的，就像王路的文章《学术体制的驯化》中所言，徐晓宏是一位被学术体制驯化、摧残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一路走来都是胜利，胜利的结果就是被驯化：渐渐忽视了生活的多元，用唯一的标准即发表晋升来评价自己的成败得失。”

虽然不能断言徐晓宏的死亡与这种学术体制的摧残有直接关系，但肯定有些关系，可以想象到它对徐晓宏身心健康的摧残，乃至她妻子为此说：“我恨学术[体制]”。‍‍‍‍‍‍‍‍‍‍‍‍‍‍‍

她还说：“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一直都被告知要tough（坚毅）：‘不用比谁发的文章多，先比比谁收的拒信多。’但有的时候，那疼痛过于残忍，残忍到让人怀疑是否必要。”

徐晓宏及其妻子的痛苦，他们被学术体制的驯化、摧残，相信每个中国学者也都会感同身受，美国的学术体制尚且如此残酷，遑论我们的。

“非升即走”、“末位淘汰”在我们大学中已普遍推广，最近哈工大连副教授也“非升即走”，还有些大学连副教授甚至教授达不到考核都要转岗。‍‍‍‍‍‍‍‍

而随着大学生的越来越少，大学老师的“内卷”只会越来越激烈、残酷。‍‍‍‍‍‍‍

这种学术“体制”自然也有它的必要性，但也会有它的危害。‍‍‍‍‍‍‍‍‍

在这种残酷的学术“体制”下，大学老师压力山大，身心极其焦虑、疲惫，为了达到考核可能会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

最近华中农业大学黄教授的学术不端事件就是一例，“如果他不在学术体制内，怎么可能去干并且命令学生干瞎编数据发表文章的事情呢。”‍‍

还会导致大学老师可能不关心真正的问题和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甚至连起码的风骨都抛弃，而想方设法去争取课题项目和各种成果。

比如，今年是《呐喊》出版一百周年，《呐喊》出版有着重要的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发表后其实并未产生太大影响直到《呐喊》出版）、时代、现实意义。

但学界并没有多少人纪念，因为纪念它对于自己而言毫无意义，像我写纪念它的书对于自己评职称而言也毫无意义。‍‍‍‍‍‍‍‍‍‍

只有我才傻不拉叽地出书办活动纪念，我在某个现当代文学群里发了一篇相关活动文章，并没有几个人感兴趣，而一个学术期刊主编在群里发了一篇论文后点赞者纷纷。‍‍‍

如此急功近利，难以产生真正的大师，也难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危害是很明显的，大家其实也都很明白，但既已如此，大家呐喊可能也没有多少用（还是要呐喊的，因为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呐喊多了也就有用了），只能纷纷改变自己去适应。‍

要不然怎么办呢？饭碗要紧，鲁迅也说过第一要生存第二才能要发展啊。‍‍‍‍‍‍‍‍‍‍‍‍‍‍‍‍‍‍‍‍

是啊，要不怎么办呢？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真的危及到我们生存了吗？‍‍

鲁迅虽然迫于生计在教育部当了科长，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一直积蓄羽毛，终于厚积薄发一飞冲天。‍‍‍‍‍‍‍‍‍

即我们是要首先有个饭碗，也要尽职尽责对得起自己的饭碗，但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原则，不要太迎合它被它彻底驯化乃至被摧残得面目全非。‍‍‍‍‍‍‍‍‍‍‍‍‍‍‍‍

我们并非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知识分子、学者、大学老师更需要的是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像黄灯老师为了调研写作就主动降级到职业大学，她关于二本学生的研究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的。‍‍‍‍

是的，我们每个知识分子、学者、大学老师都该扪心自问，我们那些成果除了对自己评职称有用外，对社会对学术对文化真正有多少作用？

恐怕很多人的成果并没有多少真正作用吧，尤其是文科的，除了促进造纸产业，难怪人家张雪峰嘲笑我们文科无用都在“添”。‍‍‍‍‍‍

而且，人生苦短，当了教授又如何？不就是多挣几个钱嘛，而且是拿命拿自己的梦想、尊严换来的，真的值得吗？

何况，我们寒窗苦读那么多年，我们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只是为了自己？‍‍‍‍‍‍

救救自己吧！救救被学术体制驯化、摧残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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