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48年，黄伯荣先生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阳江话词汇研究》，这应当是中国最早使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广东方言的成果。大半个世纪以来，黄先生利用工作之余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调查和研究他的家乡话阳江方言，到老人家去世前已累积达两尺多高的手稿，内容涉及阳江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诸方面。记得1982年我师从黄先生读硕士研究生上第一次课时，黄先生讲的并不是我意料之中的语法（我是现代汉语语法专业研究生），而是一些发音难度较高的国际音标，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阳江等粤西方言中特有的边擦音。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黄先生重视学生的基本功，重视田野调查；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黄先生的家乡情结。以我对导师的了解，他应该是想把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编写等要紧事办得差不多了，再来系统写这部《广东阳江方言研究》，但我猜是我打乱了黄先生的原计划。

2009年，我系（即黄先生的母系中山大学中文系）邀请黄先生领军编写中大本《现代汉语》，“为了报答母校的培育之恩”（黄先生原话），也为了实现他多年未能实现的《现代汉语》教材编写新理念，黄先生不顾高龄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打了整整两年的攻坚战，于2011年底完成了编写工作，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不久被列入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在这最为艰苦忙碌的两年中，黄先生指导编写团队召开了近两百次编写研讨会，编写内容的所有指令均由黄先生发出，对我们撰写的每一段编写内容黄先生都会提出详尽的意见，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赞同的先生会说明好在哪里，不赞同的更会详述他的理由，推翻重来是常有的事，邮箱里储存的几百封黄先生给编写团队的邮件证明了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主编！令人心痛的是这些邮件大量地发自深夜或凌晨，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这样拼命地工作谁能不担心，但我们怎么劝说先生注意休息都没用，家人力劝也没有太大效果，所以当中大本《现代汉语》教材问世不久，黄先生就住进了医院。2013年4月，该教材的学习参考也出版了，我和我系党委书记丘国新拿着刚出版的学习参考去阳江人民医院向黄先生汇报，那时黄先生病情已经很严重，不能说话了，当他看到学习参考时，双眸发光，异常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大声吼着，但听不懂老人家在喊什么。丘书记跟我耳语道“老人家在交接力棒给你，你一定要接好班啊！”我当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因为中大本《现代汉语》，兴许黄先生是可以按他的原计划写完《广东阳江方言研究》的。

其实中大本《现代汉语》还有一位作出很大贡献的“编外编者”，也就是这本遗著整理编写的核心人物——黄绮仙，他是黄先生的三女儿，我叫她三姐。在黄先生领军编写中大本《现代汉语》时，三姐就是黄先生的左右手。当时黄先生指挥“广州战役”，基本是靠电子邮件，黄先生年事已高，视力不好，加之不熟电脑操作，因此大量邮件内容的撰写和处理工作基本都是由三姐来承担的（在兰州的四姐黄薇薇也曾分担过一部分工作）。三姐将黄先生口述的修改意见和对下一步编写的要求都整理成文字，念给黄先生听，黄先生认可后她再发给我们，两年多里数百封邮件，如此繁重的任务她完成得很出色，从不出错。而这次整理编写遗著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您很难想象面对那摞记录、撰写于大半个世纪里不同时点、尺寸不一、颜色不同、纸质各异的两尺多高的手稿该咋办。它们有些是钢板蜡纸刻写，而更多的则是手写，许多已字迹不清，说实在话，能准确辨识这些字迹并能完全明白其意的恐怕非三姐不可。三姐尽管不是现代汉语（方言）科班出身，但她身上具备了一般科班出身的人所没有的三点优势：一是她的语言敏感度超棒，她是我见过的普通话发音最为标准的广东粤西人；二是她做事的细致与耐心程度非常人所能及；三是她肯学习肯钻研，是那种遇到困难不绕着走，而是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那种人。所以她能够胜任以上两项专业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心里老是在想，如果不是唯成分论的动荡年代耽误了她，她一定会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在这部遗著的整理编写工作中，我没有出多少力，为此我深感内疚。本来至少应当与三姐并肩作战才对，可去年由我负责的两项重大项目同时展开，无术分身。一项是为响应“一带一路”号召，开展了国际职业汉语培训。我作为第一完成人与相关单位和专家共同研发了国际职业汉语培训与评估标准体系，该体系于2017年8月31日通过了教育部科技成果评审，这是国内语言学界首次通过该项评审的科技成果。我还负责在京建立了国际职业汉语云平台，并在广州成功开办了“一带一路”国际职业汉语首期示范班。该项目两度被《人民日报内参》报道，获得了中央常委领导同志的批示。另一项是我团队与中山附属三院合作进行了“基于汉语的失语症治疗”临床试验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有望取得跨学科重量级科研成果。这两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已撰写成论文，将应邀出席即将在美国举行的“第六届商务汉语工作坊暨第二届商务汉语教育国际会议”和“第26届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这都是关于汉语自信即将文化自信落到实处的项目，我坚信黄先生的在天之灵是绝对支持的！

如果说我对这部遗著有一点贡献的话，恐怕主要是内容定位的把关。我始终坚持这部遗著必须要原汁原味，不能走样，后人的补充要以不同字体（或其他办法）与原作区分开来，并在凡例中加以说明。三姐完全接受了我的观点。黄先生的本意肯定是要对自己家乡的方言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但是先生仙逝后，相信无人能按先生真正的意图来续写，包括我。所以当三姐问我为什么语法部分黄先生只写了补语的时候，我回忆了这样一件事，2009年我和丘国新书记代表系里赴阳江当面恳请黄先生领军中大本《现代汉语》编写时，黄先生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我必须同时任主编，否则不干，我只能遵从师命。而我答应之后，黄先生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我把补语部分写出来给他看，我照做了，黄先生看后很满意，然后说：“现在可以开工了。”窃以为汉语句子呈现出前松后紧的态势，以主要动词为界，补语就是“后紧”的主要载体，而“紧”的部分往往是句中最难分析清楚的部分，至少从语义指向上看，补语既可指向主语，又可指向宾语，还可指向整个动作行为（如“我们踢赢了这场球”“我们踢破了那个球”“我们踢完了这场球”），而从句法上看它除了补充修饰谓词性词语之外，还往往具有完句的功能（例略）等等。总之，先生把补语作为系统描写的切入点一定是有其深意的。黄先生的有些“深意”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领悟到，例如1982年到1985年，我读黄先生研究生时，也承担着黄廖本《现代汉语》主编助理的相关工作，记得当年黄先生最常谈到的就是“动宾”问题，他认为“述宾”的说法不好，但将“动宾”理解成“动词+宾语”也不对，因为前者是词类名称，后者则是句子成分名称，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他很想推出一个新概念——“动语”，就是带了宾语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黄先生还认为“尽管‘动语+宾语’处在‘主语+谓语’中谓语的下位层次上，但‘动宾’最为重要，它往往是句子的核心所在”。尽管我们把“动语”写进了中大本《现代汉语》，但真弄明白其深意则是在去年的两大项目推进过程中。两个项目团队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句法方面动宾组合（无论是词还是非词）是汉语能力恢复和汉语习得中最基本、最易掌握因而最为重要的组合关系。对失语症者来说，他们最易恢复的是“吃饭、喝茶、看电视、拿杯子”；而对汉语零基础的外国学员来说，他们常常出现“吃饭过、看电视完”这类偏误，因为在他们心里动宾组合最为基本。其实，从认知角度看，“动作+实（事）物”是最“基底”的表达……这里先不展开谈了，我只想说，黄先生的“真心思”没有谁敢说都清楚。

为了让这部遗著的内容尽可能全面系统，出版质量尽可能高，阳江日报社黄仁兴社长专门组织了一个以阳江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容慧华老师为主的5人小组协助三姐的工作。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这部遗著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问世，对他们的付出我在此深表谢意。

是为序。

                                          李炜

中山大学中文堂2018年春节

（黄伯荣老先生2011年90大寿于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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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荣老先生2012年5月在《现代汉语》研讨会上

小编：半生少年

审读：钟晶

主编：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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