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甘于恩：论乡土文化教材建设
· 论乡土文化教材建设 ·
甘于恩
解 题
乡土文化教材，对于乡土文化的延续，意义重大，如何建设科学可行的乡土文化教材，关系到母语文化的存续和下一代“根”的意识的存留。但保护与传承母语文化，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需要下一代来接棒，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不接棒、不传承，那么，即使我们现在讲得再好，谈得再多，也依然困难重重。
什么是“乡土”？《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本乡本土”，这个释义有点含糊（我们一般不说“乡土产品”“乡土居民”）。百度百科的解释则是“指家乡的土地，借指家乡；民俗。”这个解释也有缺陷。因为我们一般也不说“回到乡土”“我的乡土在广东（或福建）”。按照我的理解，“乡土”更大程度上是指向形而上的意义，指“文化上带有本地特色的”“与异文化有别的”“阐释本地（文化）的”这类涵义，大多用作限定成分，比如说“乡土文学”“乡土文化”等。
一、深刻认识乡土文化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乡土教育是将乡土文化视为教学资源，开展乡土教学活动，从而培育学生认识、关怀与认同乡土的责任感，在热爱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乡土与国家的关系，提升并强化国家认同意识。因此，如何编写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乡土文化教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甘于恩、陈李茂（2017）认为：“编写乡土教材，提供大区方言的选修课，打造宽松、人性化的校园语言环境，在高中阶段鼓励学生进行与本地语言文字相关的研究活动”，这是解决“方言断流”的重要举措。刘卓雯（2011）也指出：学校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度发展,学校教育中传播谁的文化,传播怎样的文化,类似问题已经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性知识”理性的解读可以丰富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地方课程文化的建设不但可以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农村学校乡土教材建设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不过，我们对于乡土文化教材的建构与推动，不应该仅限于农村，城市学校同样具有迫切性，某种程度上更甚。这是因为：（1）许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是由农村成长起来的，其文化基因实质上与乡土文化无异；（2）从教育对象来看，新市民及其子女，许多亦来自乡镇，从小耳濡目染即是乡土文化，开展乡土文化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根”的教育；（3）从时间节点而言，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汤耀平[3]指出，由于诸多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乡土文化）在年轻一代身上，淡化的趋势相当明显，如果不加以扭转，后果堪忧。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中华文化基因在哪里?有人说，在经典雅言中，在古典文献中，在使用标准语写成的规范性作品中，这固然是一个来源。但是，追根溯源，经典作品的养分，往往也来自民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多样，乡土文化或地域文化功不可没。很难想象，没有了乡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有今日的样貌。或者说，乡土文化本身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呼吁并推动各种乡土文化教材的编纂。这就需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编写成体系的乡土文化教材，并落实、推广到大中小学。
二、从教育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
客观地说，乡土文化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多数学校是处于缺失状态的。这跟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体制性质有很大关系，由于应试教育的要求，乡土文化教学势必让路于各种类型的应试事务，其中以高考为最，所以，乡土文化教学即使有的话，也是带有点缀性质。如果不从教育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乡土文化教学未来的出路不容乐观。
那么，如何从教育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我们有如下几点建议：
（1）从课程体系乃至教学体系进行设计，给乡土文化以一席之地。教育应从幼儿阶段开始，可在幼儿园开展本土歌谣的吟唱，在小学阶段开设“中华文化”课，系统而又简要地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也应该包括地方文化（如人文地理、历史、民俗、饮食、语言等）的内容，从小培养年轻一代对家乡的情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2）各级考试、竞赛，有意识、按比例地设计相关考题，引导学生加强对国家传统文化的认识，进入中学、大学阶段，也可以组织兴趣班或社团，撰写相关调研报告、论文，计入学习成绩，在升入高一级的学习阶段，予以认可；
（3）培养乡土文化课的师资力量
（4）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测评体系、考核体系
（5）组建乡土教材编纂委员会
目前而言，乡土教材的编写基本上是一种地方上自觉的行为，而非国家文化建设中强制性的一环。要避免乡土文化教材无序的状况，最理想的举措便是设立乡土教材编纂委员会，亦可在各省设立分委会，召集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拟订工作计划，研究编写大纲，确定教材内容，由专家按部就班地撰写，这样才能确保教材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权威性。
三、明确乡土文化教材建设的内涵
乡土文化教材的体系建设，势必涉及到乡土文化教材的内涵，如果内涵不明确，体系建设就无从谈起，或者即使建立了，很可能成为一个空泛的摆设。
经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委员会2016年批准的试验教材《潮汕文化读本》，著名学者陈平原、林伦伦和黄挺三位教授主编，这套教材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阶段共四册（分册主编有林朝虹、欧俊勇），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由生动的童谣、故事与诗词、散文引发一个个知识点，组成了有关潮汕文化的百科知识文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内涵设置方面下了一番工夫，值得借鉴。
当然，既是试验性教材，在素材的选编、内涵的设置乃至版面的设计等诸多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余地。我们觉得理想的乡土文化教材在内涵上应该做到：
（1）历史与现状相结合
“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习得乡土知识，必须涵盖历史与现状，在时空的维度进行客观介绍。《潮汕文化读本》在文化点(作品、人物、事项等)的现实表达做得不错，但对潮汕文化的整体把握与叙述有待提升，如潮汕历史、潮汕地理、潮汕民系、潮汕语言等，假如在初中阶段的读本有综合的介绍，当能加强学生对乡土文化的整体理解。
（2）经典与通俗相结合
《读本》安排了通俗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如童谣、故事、传说等，主要出现在小学低、中年级两册，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两册则选编一些经典作品，年代从宋至近现代，作者有陈尧佐、丘逢甲、陈小奇、黄家教、蔡澜等。在年代的安排上似可考虑增加唐代作品，如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从文学性和历史文献价值来看，都应该选入（注：编者只在清代作品《谒韩祠》后的文化百科栏目列了“夕贬潮阳路八千”“雪拥蓝关”条目）。此外经典的范围亦可适当扩大，如当地名人饶宗颐、饶芃子等的散文，需要编者再用心筛选。
（3）百科知识与专科知识相结合
百科与专科相对应，“百科”通常指普及性综合知识，“专科”则指专业性知识，二者相辅相成。《读本》编者别具匠心地通过“文化百科”栏目的设置，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串联起来，如“水稻的生长”“潮汕广场戏”“游神赛会”“潮州菜”等，大大拓展了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和视野，但在知识点的安排上还不够均衡，如潮汕建筑中的“竹篙厝”“围龙屋”，以及语言知识“福佬话”等，需要补充，一些小词条的解释也不够到位、准确，如称“一脚踢”是潮汕俗语，第一册一处说“阿公”指“爷爷”（61页），另一处说“阿公”指“丈夫”（65页），这对低年级学生易造成困扰。
（4）源与流、面与点的介绍相结合
这涉及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的关系。潮汕文化既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与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编者提到：“潮汕民俗文化的主导成分是中原传统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还与潮汕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初中全一册第1页）这就有点忽略了潮汕文化的“近源”（闽文化）。此外，就本土文化而言，潮汕文化是上位文化，不宜过于侧重潮州、汕头两地，而忽略区内的揭阳、汕尾文化（除非我们明确界定潮汕文化不包含揭阳、汕尾两地文化），但无论在作品、作家的选择上，还是在条目的解说上，目前失衡还是较明显的（汕尾文化的内容尤缺），如五、六年级读本介绍“我们的市花”，介绍了潮州、汕头、揭阳的市花，而独缺汕尾市花大红花。
四.处理好乡土文化教材建设中的几种关系
客观地说，乡土文化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多数学校是处于缺失状态的。这跟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体制性质有很大关系，由于应试教育的要求，乡土文化教学势必让路于各种类型的应试事务，其中以高考为最，所以，乡土文化教学即使有的话，也是带有点缀性质。如果不从教育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乡土文化教学未来的出路不容乐观。
尽管乡土文化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但其定位只能是辅修课程，不能喧宾夺主。因此，建设乡土文化教材，开展相关课程教学，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主流课程与辅助课程的关系
现阶段学生的课业压力甚大，课余还有许多活动，设置为辅修课程的乡土文化课起到的只能是“提趣+浸润”的作用，通过灵活生动的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渐进形式，让学生感受到乡土文化的魅力。当然既然是课程，必定有要求，但这种要求与主流课程的要求要有所不同，弹性较大，计算成绩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化。
（2）教材内容与其他课程内容的关系
乡土文化课内容与其他课程，特别是语文、历史、地理、音乐等，有时难免交叉。乡土文化课的内容应集中于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或条目，像“木棉花为什么叫‘英雄花’”（五、六年级）“斗蟋蟀”（一、二年级），地域文化特色都不突出，应当考虑删除。也就是说，其他主流课程教授的是通用知识，而乡土教材教授的是地域性知识。
（3）启蒙与益智的关系
乡土教材针对的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应兼顾启蒙和益智。在内容的安排上，考虑启蒙特点与益智特点的不同，是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的。《读本》（一、二年级）启蒙性质比较明显，但有些内容超出了启蒙范畴，如52页介绍捕鱼方式（“拉罾”的“罾”是僻字），65页“栅箔”也是说“一种捕鱼的方式”，但是犯了解说不明的毛病，一般来说，涉及专业性的知识，用描写性的解说方法比较稳妥。这两处的内容放在启蒙阶段都不太合适，可适当考虑后延至三、四年级（启蒙+益智）。还有第三课的“活动天地”要求一年级的小学生“把你喜欢的小动物画下来，写上它的学名和潮汕方言名称”，这也明显超出启蒙阶段学生的智力特点，因为有的动物学名即使对于大人而言亦非易事，还要求低年级小孩写出方言俗名，难度可想而知。
从高年级到初中，读本安排一些益智活动，如搜集记录潮汕歌谣、对潮剧剧目进行小调查等，这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甚有益处。但启蒙阶段的环节要落实，如标音、用字等，皆属基本功，需要互为呼应。
（4）地方语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处理好地方语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原则问题。要注意避免将方言与“推普”对立起来的倾向。乡土文化进校园，并不等于方言进校园。即使某些学校开设方言选修课，这种做法更大意义上是为了传承地方文化，而非要动摇普通话教学语言的地位。乡土文化教材(包括方言教学读本)进入校园，关键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得到各学校师生的认可，同时也得到学生家长的积极配合。
传播地域文化，延续母语的香火，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要务。文化的消磨是悄然无声的，一旦人们醒悟过来，时已晚矣。宣传、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应高度重视，并着手组织人员，系统开展乡土文化教材的编纂工作，让我们的下一代通过了解乡土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真正的有“根”的一代。在大学层面，要注意发挥大学生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使传承乡土文化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编辑｜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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