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一致认为，当代汉语方言中“X+标+果+Y”差比句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格式,标记词介引属性谓语而不标记比较基准，体现南方方言固有的“属性谓语+基准”语序。这种句式广泛运用于闽南话，罕见于古代文献或其他方言。其实，这种差比句在闽语莆仙方言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比较标记来源于能愿动词，更有特殊的类型学意义，只是目前未见系统的研究。

莆仙方言有两类差比句：

eʔ调值为21，阴入调（本文暂记为eʔ），前置于属性谓语A，为比较标记。A形式多样：主要是形容词性的（不限于褒义色彩），包括单音节形容词（例1、3）和双音节形容词（例2），也可以是动词性的（例4、5、6）。

“eʔ+A”近乎是粘着的，有别于闽语其他方言（参看吴福祥2012a）。如：

eʔ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比较双方的差异对立而非程度对立，因此，“*我悬，伊eʔ悬”并不成立。如果要表示比较双方在表达程度上的差别，在eʔ前须加上表示程度的副词“复、更加”等，如：汝辈遘学堂近，我辈复eʔ近（你们距离学校近，我们更近）。

借用桥本万太郎（1985：41-44）和吴福祥（2012b）的术语，S1为“顺行结构”，属于“基准后置型”，是莆仙方言之固有句式，这种“属性谓语+基准”句式亦见于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S2为“逆行结构”，属于“基准前置型”，是双标记差比式，是对标准语“比字句”（X+比+Y+A）的复制，是方言向共同语过渡的一种中间状态。只是由于“eʔ+A”过分凝固，当A后移时，标记eʔ也一并后移。

这里主要讨论S1，其特点是不具有一般差比式之“联系项居中”的特点，即唯一的标记eʔ前附于属性谓语而非基准项（并非居于“理想的位置”），且来源比较特殊。

学者认为莆仙话是早期受闽东话的影响而从闽南话中分化而来的，所以我们尝试着从邻近的方言中查找来源。下面先比较闽南话（漳州话）、莆仙话、闽东话（福州话）的差比式：

可见，eʔ与漳州话的“较”（k^ha）句法环境相似，功能相当（闽东福州话缺少与之相应的成分，属性谓语一般不带强制的比较标记），但二者语音相差较大，且无法从共时语音差异体现历时音变，所以，“eʔ”当非闽南语的“较”。

闽语特征词“解”多半充当能愿动词，用法相当于共同语的“会”，如表示“有能力做某事”“可能实现”等。其实，它还可以表示强调和肯定，一般居于差比句中，如：

以肯定功能为中介，我们不难把“eʔ”与能愿动词“解”系联起来。即“解”经历了“表能愿→表肯定→表比较”的演化过程。

“解”的肯定用法当由能愿动词虚化而来，是“可能实现”义的进一步加量。这种演化应该发生于闽语大部分地区。“解”最初并不是强制使用的虚词，而是作为肯定的情态标记。

但莆仙话差比句中的“解”近乎强制出现，表示差异对比而非单纯的肯定或程度对立。至此，“解”的肯定义进一步虚化为比较义，“解”发展为较典型的差比标记。由于二者同源，“eʔ”与“解”并不共现，有别于闽南话中“较”与“解”的高频同现。

语音上，莆仙话“解”独用时为e²¹（阳去调），非独用时为eʔ²¹。口语中以eʔ²¹为常，是语音促化的结果。二十世纪初的莆仙话早期罗马圣经资料中，差比标记与能愿义已完全同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莆仙话剧本用字亦见用“解”（戏文用训读字“会”）：

那么，为何莆仙话的“解”会率先虚化为差比标记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闽南话中已有“较”等常居于属性谓语之前表示差比，闽东话中属性谓语之前若非特别强调情态一般不用比较标记的。因此，就使用频率而言，“解”在莆仙话中更为高频。由于高频使用，句法位置相应（均居于述谓成分之前），且句中并无其他比较标记，“解”于是被重新分析为比较标记。

差比句的比较标记一般有五种来源：比较动词（如共同语的“比”）、超过义动词（如粤语的“过”）、处所空间标记（如古代汉语的“于”、山东方言的“起”、闽北方言的“去”）、等比动词转义（如近代汉语的“似”）、伴随义动词（如吴语的“傍”、闽南语的“并”、山东话的“伴”）（刘丹青2003）。莆仙话差比句“X+M（解）+A+Y”中的“解”提供差比标记的又一来源，即：表能愿→表肯定→表比较。这种前居于属性谓语的比较标记，虽然并未居于“理想的位置”，但它是莆仙话差比句中唯一的比较标记。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莆田市委员会（编）2013 《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 1985《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福祥 2012a《闽语差比式的历史层次》，《励耘学刊》第1辑。

吴福祥 2012b《侗台语差比式的语序类型和历史层次》，《民族语文》第1期。

刘丹青 2003《差比句的调查框架与研究思路》，载戴庆厦、顾阳（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民族出版社，1-22页。

转自“今日语言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