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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学术的“边缘人”,缄默到底的隐者



学术的“边缘人”

缄默到底的隐者

文:中国新闻周刊  编:先知书店


今天介绍一位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博学大家,他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是他的友人,有的甚至是他的粉丝,如今他却已被时代所遗忘,他就是瞿同祖先生。



▌被腰斩的学术生涯


1965年,瞿同祖学术声誉正隆,他辞去了海外教职,辗转回到了大陆。等待他的,将是史无前例的动荡。此后,在长达40余年的岁月里,瞿同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及社会生活领域,均保持了缄默状态。


瞿同祖的学术生涯在盛年时被腰斩。当他在湖南长沙无所事事之际,在大洋彼岸,他此前参与的“中国史研究计划”仍在结出硕果,其英文著作《汉代社会结构》1972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国水利工程的文化意义著称,同时兼任“中国史研究计划”的总监,他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魏特夫且表示:“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尽管我与他见解不同,但我仍然尊重他阐发自己观点的自由,就像我对待一个自由世界里面的自由学者所应该做的那样。”



2008年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逝,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


这是他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奉献,因为瞿同祖从小就在协和医院看诊,这里有他一生的详尽病历,其样本因而有了特殊的科研价值。



▌显赫的世家出身


“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赵利栋


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于长沙。祖父瞿鸿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


他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事情虽败,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


瞿同祖是其嫡孙,瞿鸿禨亲自教授,为其开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正楷,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


▲幼年瞿同祖与祖父瞿鸿禨


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从钞》等。他指点瞿同祖古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


幼承庭训,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为“佶屈聱牙”。


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师母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


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


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



▌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共结连理。


不久,抗战爆发,瞿同祖南下避乱,并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他撰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当时的写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躲避空袭,瞿同祖和费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贡县的农民家里,每个礼拜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城里去上课,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


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


而当此书还在征订单上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前预订了。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者,不断追问自己的中国学生林毓生,这本书有无到货?


▲哈耶克是瞿同祖的忠实读者


1945年春天,经费孝通联络,应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携赵曾玖及子女抵达美国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国《亚洲研究学报》赞扬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满怀报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


1956年,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到纽约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到该校任教。胡适推荐了瞿同祖。


瞿、曾两个家族本有联姻之谊,瞿同祖去探访了曾约农。两人在旅馆里共进了早餐,但瞿同祖谢绝了曾约农的邀请。胡适后来途经哈佛大学,与瞿同祖、杨联升、何柄棣等见了一面,还当众提起了这桩憾事。


1958年,胡适本人去了台湾,荣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边。早在1949年冬天,赵曾玖便携一双小儿女回到了中国大陆。


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当时只有十岁半,虽然会说中文,但一个中国字不会写。瞿家与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泽祁便拜俞平伯为师,由俞平伯教他学习中文。谈及母亲1949年返回大陆的原因,瞿泽祁告诉记者,就是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60年,瞿同祖在哈佛大学


1965年,瞿同祖从加拿大经欧洲,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是浪漫情致:文化大运动即将爆发,学术研究已濒临瘫痪,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


而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与黑户无异。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宾馆里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


接待他的是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委员会让他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又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瞿同祖满怀报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

在推脱与冷落中,他大病一场。1969年,瞿同祖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报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医院抢救。


1971年,湖南文史馆终于接受他为馆员,该馆起初建设的目的,便是安置闲散在社会上有声望的文人耆宿。其馆员中既有翰林、进士、举人,也有作家、艺术家、国大代表、国民党参议员等。


身为晚清翰林的后裔,瞿同祖拿着每月六十多块钱的工资,除了参加“学习”,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整,而当时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务嫌疑。


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清算》。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



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对英国外交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


这是瞿同祖回国十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而且与其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分隔数年后,艰难的重聚


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76年,赵曾玖病逝。


1949年归国后,她从北京被发配到贵州,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


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缡四十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


文化大运动期间,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这个曾跟着俞平伯学习中文的孩子,亦被发配到了东北林区。



▲瞿同祖一家全家福


而此后的日子里,瞿同祖不得不回答一个持续经年的疑问。在一次访谈中,他终于爆发了:


有人提问很不合理,像动荡年代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动荡,我怎么知道呢?连高层都不知道要发生动荡,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重回学术圈,却彻底放弃写书


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爱惜人才的李新,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


瞿同祖年近七十,方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不得已而放弃。


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指出,“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十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此后,除了偶尔出席国际会议,他再无著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曾经多次访问过瞿同祖,据他描述,瞿同祖从来不刻意计划做什么,也不会主动去创作,如果开会需要投文章,他也是写完就扔,从来不保存。


瞿同祖也很少去单位,在近代史所,年纪轻一点的后辈几乎没有见过他。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


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表示,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


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晚年瞿同祖


▌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博学者


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


然而,他成为了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近代史所落足。


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缘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


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端认为,大可以去掉“荣誉”二字,因为从某种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贡献,并不逊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门费孝通。


林端总结,瞿同祖的知音,其实主要在西方汉学界,他们人数不多,学术分工较少,杰出的学者往往被要求综合深入若干领域。而瞿同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圈子。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声名。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


▲瞿同祖友人孔飞力


▌与世无争、缄默到底的隐者


上个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导,恍若追捧出土的稀有舍利。


“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说。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林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


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他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他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


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


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


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


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



▲瞿同祖90岁时全家福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说。


2007年3月起,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他惊讶于瞿同祖的平和与谦让,对介入社会关系始终不热衷,仍保有学术的气度和求真的勇气。


97岁高龄的瞿同祖,每次访谈完毕,一定站起身,拄着拐杖送到门口。


令赵利栋印象深刻的,是瞿同祖依然清晰的思维,他将瞿同祖在访谈中的观点论述与其数十年前的著作一一对照,文字竟然无误,可见其当年著文用功之深,均已铭刻在心。


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


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


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影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了瞿同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法律,瞿同祖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与社会现象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研究法律不能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


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一条途径。这也是瞿老一生治学的方向。这种跨学科的、不拘泥于形式的研究方法,让他的著作极具穿透力,映射出中国古代社会残酷的真相。


鲁迅说,历史的字缝里写着“吃人”二字。如何“吃”?关键在制度与观念上。本书就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制、社会和观念的考察,把这事儿说透了。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瞿同祖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本书旁征博引,却一针见血,以中国法律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深入中国人骨子里的家族主义、阶级观念、宗教、儒法思想等意识形态。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帮助我们从中国古代2000年法制史中,看清中国现代法治思维缺失的根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9期。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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