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四十多年来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1980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他常常"言他人之未言，言他人之不敢言"。他说过的下面这三句话，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1-关于真话他说：“不敢讲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都不愿意听真话。其次是以整人为目的的残酷运动的后遗症。再次是传统文化消极的影响。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2-关于教育他说：“把教育当作‘立国之本’，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美丽的口号，但实际上也是把教育当作工具。从大学的功能来看，教育的确有为经济社会服务的职能，但政府以此为由而干预和控制教育，那就违背了教育独立的原则，这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主要原因。”-3-关于大学他说：“大学就是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大学基本就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那时候从西方引进的，从引进开始，我们就用了实用主义思想，就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认为当时这个口号错了，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为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刘道玉这种敢于批判、永不退却的精神，让他成为80年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珞珈山奇迹”，但却因为观念超前、改革步伐太大，而为既得利益者所不容，被“毫无原由”地罢免，落了个孑身退场的结局。离任武大校长后，他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的改革命运。2021年出版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就是他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书中除了真实还原80年代的教育改革，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30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非常值得一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刘道玉：教育的三个关键问题刘道玉是怎样发现赵林是一个创造性人才的？刘道玉：自古以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的道理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武汉大学老校长：决定成才的五个要素

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陈果夫到校演讲，每由周策纵记录。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他执笔的。《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辞职，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皇天不负有心人，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善待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读书人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读书人的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读书人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教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不过，这时的读书人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也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1300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即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读书人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读书人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轻视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也在他们的薰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作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读书人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读书人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读书人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读书人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事，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读书人弱点的灼见，更多一杆子打死的偏见。不但对读书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他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滥杀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读书人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侧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土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同州进士王朴性格鲠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读书人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读书人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读书人，但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读书人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造反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辞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圳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象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劲，做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屠戮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至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人们对于古代盛世王朝总充满太多过于美好的想象，误以为强汉、盛唐、大明等王朝多么美好，然而张宏杰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更真实的一面：在古代无论哪个王朝，对于没有权力的人而言，一切财富都是虚妄，生命、尊严也很难保全，毫无美好可言。认识历史，重要的不是看表面上光鲜，而是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况，从而在广阔空间中理解这个世界，探寻历史兴衰的根源。这考验了每一个人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思维。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张宏杰作品集”。他看中国历史，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他的历史写作，被坊间誉为“合金体”：避开繁琐的细节考证，融人性、性格、事件、命运为一体，在历史线索中展示社会发展的脉搏。学者张越说，我读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又有个性和趣味的表达，更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历史研究者。从张宏杰老师的历史作品里，可以读人性，读中国国民性，还可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全方位地从世界看中国。先知书店深知张宏杰作品价值，特邀张老师亲笔签名，签名书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来源：《书屋》2013年9月，插图为影视剧《朱元璋》剧照。▍延伸阅读张宏杰：乾隆对告御状案的“恐惧”张宏杰：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张宏杰：权力支配一切，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根源张宏杰：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张宏杰：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中国人？张宏杰：项羽的死，象征着贵族精神的失败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史，真的不忍去回顾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张宏杰老师再有知识，也说服不了自己的老舅张宏杰：日本为什么能这么快转身？张宏杰：张献忠杀人考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从三个关键问题抓起，即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必须转变保守的教育理念树立独立与自由的素质教育理念独立、自由与素质教育有什么关系呢？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独立、自由是发明创造的前提。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编成了《大学理念》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什么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呢？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最根本的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首先，就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器完全不同，造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智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改革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设计新的课程大纲，以启迪智慧为目的人类历史虽然是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发展的，但教学不能从最早的学说讲起。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3000多年，如果到了1万年，那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讲授呢？例如，教物理学必须从牛顿三大定律开始，教化学必须从道尔顿原子学说起步，教历史必须从原始社会开始，教文学必须从先秦开始，等等。这既是让大学生对教学感到乏味和产生反感的原因，同时又极大地浪费了教学资源。我国教育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对待知识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把掌握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古时强调“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闻强记”、“熟读四书五经”等，而现代是以追求高分、高学历、高学位、上重点、考名校为目的。其实，这一切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爱因斯坦就尖锐地指出：“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鲜明的辨别能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认为：“一些学生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转向以启迪智慧为目的的教育。学习的本质是获取隐藏于知识背后的智慧，而智慧的获得是通过“体悟”，所谓体悟就是静思、反思和反复地揣摩，是一连串不断的自学、自问、自疑和自解的顿悟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共计43天，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谈，史称“重庆谈判”。我们读民国史，往往会从历史的灰烬中，瞥见一条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的联合政府之路，继而对那场惨烈的内战与随后几十年的风云激荡而扼腕叹息。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

受《读库》之邀，我（编者注：作家余少镭）有幸给一位优秀的历史写作者坐台——分享他的新书《战国歧途》。刘勃（右）、余少镭（左）说是主持，其实我全程都在当他的迷弟。刘勃兄的作品，是我近十年来个人阅读最惊喜的发现，特别是在历史书写方面。托大点说，这十年，我也在学着怎么把历史通俗化，一头扎进史料里，极少看当代写作者的作品。当我看到刘勃兄的书时，蹦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喝的是奶，挤出来的是草，而他同样喝的是奶，挤出来的却是拿铁？连书名都起得那么好，特别是《战国歧途》，我的理解是，中国历史，到了战国时期，还有路径可选择，但从秦开始，就走入了死胡同。所以，《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匏瓜》这四本书，在我案头常翻常新。刘勃兄的书，能找到的我全看完了，有自己买的，也有他送的。碰到喜欢看书，特别是看历史书的朋友，我都会向他们推荐，甚至买一些送人。作为一个起步甚低的写作者，我从不掩饰对一位优秀写作者的喜爱。非要说缺点，也有，对我来说，太费酒。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魏武侯也给魏国留下了厚实家底。

比思想天才更宝贵的，是先有惜才、爱才的伯乐文：刘道玉

可历史圈有个牛人，受业于史学大家葛剑雄教授和秦晖教授，著作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书，自己称自己为“历史的局外人”，却又颇受史铁生、姜文、莫言等社会名流的推崇。在学术与江湖之间，趟出了一片天地。

当历史扑面而来文：莫言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他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这样分析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50年代后，中苏关系一度亲如兄弟，可短短几年间就彼此交恶。这不仅让历史学家大惑不解，也让当时的美国人看不懂。有“档案狂人，考证大神”之称的沈志华老师，在《中苏关系史纲》中写道，美国对当时中苏关系的所有预测几乎全是错误的。美中情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绝不可能发生。毕竟，从当时的地缘政治逻辑，和美国人所熟悉的大国外交政策来看，中苏同盟牢不可破：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敌人美国；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有共同的国家利益——中苏同盟维护了彼此的国家安全，大幅提高了各自的国际地位。为什么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沈志华老师在《中苏关系史纲》中给出了真实的答案：美国的错误，在于以西方阵营的逻辑简单推测苏东阵营，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彼此间小的矛盾不断，同盟却始终稳定，而苏东阵营却正好相反。——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比如布达佩斯事件、布拉格之春，也包括中苏关系破裂……沈老师找到了一些关键原因——比如，苏东阵营的某些内在逻辑，导致无法形成妥协机制和纠错机制，来解决彼此的冲突，因此，一切政策总是走极端。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老师——苏联，其影响重塑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苏关系的历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更令人担忧的是，冷战结束三十年后，新的两极世界似乎又在重现，而苏联提供的历史教训，在这个时代弥足珍贵。中苏关系是历史上被扭曲最多，也最难还原真相的一段历史。在这方面没有哪本书比沈志华先生的《中苏关系史纲》更权威和独到了，本书史料源自苏联解体后，沈志华老师个人出资，“趁乱”从莫斯科中央档案馆拷贝到大量原始档案。——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对这些档案恢复了相当严格的管理。书友：我钦佩那些孜孜不倦的还原真相者，他们企图驱散山中云雾（尤其是人造云雾）犹如夸父企图追日，云雾永远不可驱散，但他们已经是英雄。中苏关系尽管如此重要，但因种种原因，当下这一题材，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越来越少。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本书在许多渠道上已经没货了，对这套书感兴趣的书友，收藏要趁早，这批售罄，不知何时还能再有。▍延伸阅读“最难还原真相榜”，中苏关系大概可以挤进三甲沈志华“趁乱”拷贝的俄罗斯解密档案，解开了多少中苏之谜?他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绝密档案沈志华解读“朝鲜战争”，信息量很大！俄国人一穷，就卖档案他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上帝爱谁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恨沈志华沈志华、杨奎松等史学家，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沈志华：搞历史的，档案就是我们的子弹

磨难本身之于人，绝不可能是愉快的。即便多年之后回头，称赞它让人生厚重，但大部分时候，你不得不用“倒霉”和“莫名其妙”来解释它。沈志华的倒霉经历或可看作那个时期若干案例有特色的一笔。沈志华小学、中学都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上学期间不离不弃的评语是“骄傲自满”和“不守纪律”，颇有一点“命运的宠儿”的意思。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优势，“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帅了，好多姑娘说我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历史学家朱维铮曾打过一个比方：想象中国是仅有一个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而外国汉学家，能告诉我们房间的位置。同理，看待世界也是一样。从1840年——中国被裹挟到全球化的第一个庚子年开始，“从世界看中国”盛行百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从中国看世界”成为主流。从我们接触历史教育的那天起，就习惯了以中国已有的立场看待世界。然而，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具有天然的“致命伤”，不仅容易使人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甚至会产生某种遮蔽效果。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亟需真正地思考：“开眼看世界”究竟应该学习哪些东西。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欠缺的还是最基本的常识——重新寻找文明最根本的源头，从世界的角度看世界，而不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这样才能跳出观念的局限。而《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正是一套“从世界角度看世界”的世界史——它以帝国为锚点，横向连接各个地区，构建出全球历史的四维图景,从更大的格局讲述世界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全集，大多是涵盖整个时代、历史分期清晰的作品，但本质上是非常静止的历史。与此相对，就像“兴亡”这个词所象征的，讲谈社要讲出世界的动态历史。让读者感受到区别于传统历史视角的，全新的世界历史。在此意义，这又是一部很新、很有野心的世界史——从全球视角看各大帝国的兴亡。一部有野心的世界史▌以全球视角回望过去九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建成大帝国？从霸主时期到帝国式微，罗马人的信仰和生活状态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所谓“中央欧亚”

按：本文系历史研究者谌旭彬先生新作《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购买链接见文末，欢迎收藏。一这是一本解读两宋繁华的书。关于宋朝，传统意见多强调其经济积贫与军事积弱。近年则有一股新潮流，认为两宋的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不但是个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新声巧笑、按管调弦、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的时代，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

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谌旭彬《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的“袁绍传”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本文作者孙仲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文：孙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法令人耳目一新，思考的问题引发共鸣，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陆赢得了少见的史家盛名。而后来他的其他著作陆续引进，更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历史”观。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他去世之后面世的自传性巨著——《黄河青山》——奇峰陡转，揭示了许多新材料，把他的传奇人生和历史反思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这部自传开篇一下子抓住读者的，是黄仁宇晚年的悲剧遭遇。这是一个标准的卡夫卡式荒谬故事。在故事中，什么都对，但是什么都不对。在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了——而且美国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不能被解雇的吗？这个巨大的羞辱不仅沉重打击了学者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学术尊严，而且使得他的美国妻儿陷入生存危机，无颜面对亲友。在震惊、愤怒、沮丧、焦虑中挣扎的黄仁宇夫妇四处质询，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甚至找过失业救济处，但是他得到的全部是官僚与文牍的客气而毫无帮助的回答。体制是合理的，没有任何地方不对。但是，荒诞的结果却不可更改。对于这个羞辱意味很浓的事件，黄仁宇为什么没有回避或是淡化处理？难道仅仅是因为史学家对事实真相的执着？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史家的一切历史事件写作，都在表达他的历史观，而自传体著述出自亲在（此在）视角，可能更为代表作者真实立场。用这样的“受辱”故事贯穿自传，难道是要用切身经历否认美国大学乃至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性？然而，这与黄仁宇的基本史学信念岂非正好相矛盾？无论是在《万历十五年》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黄仁宇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的合理性，痛陈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就在于尚未进入这样的先进性。那么，如何解释这当中的矛盾和张力？黄仁宇与妻子格尔在家中校阅手稿面对现代性，历史学家们心情复杂。自从清末国门被迫打开以来，历史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次中国遇到的是千年未见之巨变；其剧烈性不仅在于涉及到整个“古今之争”，而且与史无前例的“中西冲突”同步。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思考它，而且结合在中西方的亲身经历不断写下个体在巨变中的感受、思考和焦虑。许多海外华人史学大家的回忆著作都融个体史和大时代历史为一体，令人读之不禁一再感叹与感悟。改革开放后从大陆赴美留学和执教的历史学家亦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心智成熟，最近他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发表为《在美国发现历史》。此书展开了几十个学者的众多视野，汇聚了他们在近百余所美国重要大学学习历史和工作的经历，体现了华人学者从个体生涯入手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强烈自我意识。当然，在留美华人史学家的人生中，黄仁宇具有戏剧性的代表性。他的经历极为丰富，他既有共产党方面的挚友，又是国军军官；既在前线当过排长带兵，又在高层当过参谋，目睹过史迪威和郑洞国的冲突；在中、日参加受降时观察过冈村宁次、麦克阿瑟和天皇。他曾就读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后来在纽约大学执教后与常春藤盟校的许多中国史学权威们都有过充满恩恩怨怨的交往，又应邀到剑桥李约瑟那里愉快地合作，结下了终身友谊。这些，尤其是他晚年的悲剧性遭遇，都具有某种超出个体偶然事件的历史意义。黄仁宇在愤怒和申辩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在其自传中向“大历史”上升。下面我们将以黄仁宇为典例，探讨近代留学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身处古今和中外张力之间的危机感、困惑、思考和自我救赎。-01-渴望现代性黄仁宇的各种史学著作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一贯信念：西方现代的理性化体制高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诗性管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走向现代商业经济管理方式。他不反对把这样的现代性称作“资本主义”，只要避免其意识形态价值贬谪涵义即可：“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资本主义可以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不过，黄仁宇经常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来概括现代化的本质——“数目字管理”。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几乎是所有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一代又一代华人知识分子几乎都在这个范式下思考。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渴望如此，余英时、黄仁宇、新儒家等海外学者也是如此，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再度推动它走向高潮。比如朱维铮、金观涛、罗荣渠等人，无不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史学研究，痛彻批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探寻走向现代化之路；其热忱甚至让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学者感到不解。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留学的杨志国的一段回忆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这一现象：……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对用现代化理论来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以为然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理论带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它暗示变化是大势所趋、社会进化将导致更加复杂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产生、今胜于昔等公认的历史发展结论，从而为本应是多姿多彩、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设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其次，它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因为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西方模式如何被用来改造世界的历史。然而，对任何一个经历了建国初期经济重建、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文ge”后期全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纪末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或史学工作者来说，现代化理论仍是解释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近现代发展的行之有效的理论。也许有人会质疑：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西方汗牛充栋、非常成熟；中国人起步迟，天生理论贫血，会不会很难理解现代性？但是，中国人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对“现代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切身感受。呼唤现代化者可以着眼于个人，也可以着眼于集体。有人因为现代体制给个人带来自由、权利、舒适而肯定现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人渴望现代化都是出于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李泽厚说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救亡与启蒙。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启蒙就是为了救亡。黄仁宇这位亲历战争的史学家渴望现代化，是因为看到现代国家能运用理性化体制力量成功动员，轻易打赢战争。相反，前现代的国家普遍贫穷，国家财政税收不足，只能闭关维持；一旦落入“国际关系”中便弱点通通暴露，毫无竞争力。在国防战争中被动挨打，遭人侮辱耻笑。图右，年轻时的黄仁宇正因为黄仁宇看重国家行动力，他对现代性的强调就和许多中国学者不同，不是关心个体性的宪zh自由，而是关心集体的实力比如国家财政力量和整体动员能力。中国现代的羸弱必须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原因。在研究明朝政府财政的“统计”工作时，黄仁宇发现这其实只是“行政算术”，是儒家的礼制规矩在先，然后官员们编造各种数据填写进去；所以它虽然看上去很美，合乎天理，但是根本无法计算，从而也就无法管理。现代化体制也是算术，但是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是自然算术，是消费者导向经济的商业化“数目字管理”。现代国家的经济力量的本质就是丰富的物质和量化管理体系：“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相互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缺乏这样的系统配套机制，中国军队即便获得一些现代武器的外援也根本无法有效使用。于是中国领导人只能靠统治者和属下的个人交情，凑合做事，其效率只能用中世纪一词来描述。黄仁宇不仅看到英美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而且通过在上海和日本受降的亲身经历，为日本人的理性化程度之高而感到震惊。日本人的特点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制度，宛如机器一般有效率；具有强烈的集体合作精神；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冷静应对。可以想象，黄仁宇发现这点后会感到沮丧：为什么（现代）中国如此失败，比各个民族都差劲！-02-现代性的反噬然而，历史经常呈现出悖谬性。黄仁宇为之不遗余力赞美一生的现代理性化体制最终几乎吞噬了他。黄仁宇认为现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长处就是具备发达的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民法、交通通信保险及独立司法机构和律师。而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之上只有简单的衙门及胥吏，服务效率无法相比。但是，当黄仁宇晚年遇上解雇风波时，美国的“完善”详尽的法治体制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孔：互相推诿，自相矛盾，毫无效率；他去见律师，却被“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被告知纽约的公务人员法如何如何不支持他的情况，而且规定他如果诉讼成功获赔偿金，应当由纳税人承担，等等。实际上，黄仁宇在现代性体制中遭受的打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首先，他被解雇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谓“业绩点”不达标：课时不够（选课学生少），出版不够（书稿一直被拒）。但是，“业绩点”管理方式正是黄仁宇津津乐道的“数目字管理”即投入－产出的经济化管理普及到学术领域。黄仁宇对美军的后勤人事管理方式的印象非常深刻，赞美有加，说它的特点就是整批看待人力资源。把人视为砖头，即每个人的能力品性是毫无差别的，像每块砖头一样角度和厚度相同，可以统一计算。甚而还可以把所有人设想为液体如石油。所谓“油管制”就是把有关兵员的各种站处如入伍营、区分站、基本训练处、出国港口以及国外战场上的补充兵站等连锁地组成一条大“油管”，兵员沿着它自动向前供应。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只要掀开油管，则训练合格人员就如数到场。然而，量化管理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上的“油管制”。黄仁宇真的与这种把人当做物流处理的体制无比融洽吗？显然不是。他的个性、他骨子里的“前现代”特点使他难以服从集体和规则。他在打工中就丢三落四，频频出错，直到后来在剑桥李约瑟处当研究员也依然好动任性，浮想联翩，不拘小节，总之完全不具备韦伯所说的“合理性”，倒是非常吻合他所反复指责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特点。他还颇为惭愧地对比了他所看到的西方学者李约瑟的日常习惯：工作起来井井有条，全神贯注，效率奇高，如机器开动不停一般。其次，黄仁宇与现代性的整个学术生产方式的潜规则也格格不入。现代性要求严守专业分工。韦伯是黄仁宇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灵感来源。但是韦伯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倾向是消灭创造性的强者。虽然韦伯也说社会的各个领域还需要创造性的领导人，但是他也预期除了少数企业家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被纳入理性化和体制化，成为无名弱者。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学术领域的专业分工，其实反映的正是整个社会的技术化和中性化组织方式。学生只可以在一个极为狭小的领域中做专业工匠，不得不忽视急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当然，这一分工体系建立在集体－团队学术的工程学思维上。那些“学者－企业家”（这是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权威莱特去世后讣闻中的赞词）统领全局，长于搞大项目开会出文集，与其他精英学校竞争话语权。他们可以创新和提出大观点，因为他们是权威。但是现代学术体制绝不鼓励所有学者创新，而是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在历史上选择20年范围，做一个小题目。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是数量经济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后，更对收集数据和数学建模有专门的要求。黄仁宇曾经希望在费正清的哈佛系列丛书中出版自己对明朝财政的研究，但是作为指导专家之一的一位计量经济学家却一再指责他的研究“不合规范”，否认其文稿的价值。黄仁宇认为历史学如果要真正出成果，必须不守常规，思出位。但是这就可能遭到体制的激烈打击。实际上，他的学术生涯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表达他的大历史观点，他选取了一个宏观和一个微观角度，分别写作了《中国并不神秘》的一个纵切面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一个横切面历史。然而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不合规范”而很久难以在美国面世。学术圈中不少权威对他友善，比如哈佛的费正清、耶鲁的莱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但是对他的“越界”行为都异口同声反对，“枪毙”了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有位编辑无奈地写信给他说：如果你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很有名，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不少华人留美历史学家都看到并批评了美国史学界的这种规矩。刘瑜在探讨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现状时就曾经指出，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是“精致的平庸”，是自觉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生存规则。“跟智慧与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有灵气的、自由的人因为倾向于反抗体制化，就难以在这个体系中生存。-03-申辩、命运与自我救赎解雇对于黄仁宇是一个重大的羞辱。他愤而用笔为自己申辩。如果放宽眼界看，黄仁宇的一生其实都在申辩。就个人经历而言，他在抗战前线的盟军面前、在美国大学中都一再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发动内战而申辩。从广阔的角度看，他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在西方人面前为中国的“失败表现”和“道德低下”申辩。每一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可能郁闷地面对一个事实：整个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占据物质实力和道德高地的西方国家面前，长期处于“申辩”的尴尬处境中。在悲剧家和史学家那里，申辩通常会上升到“命运”层次。个人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筋疲力尽，就像暴风雨中的无谓挣扎，这些是黄仁宇回忆录中的经常意象。命运的特点是非人格性、荒谬性和无法抗拒性。即便国家领导人也未必能知道或预见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何况常人。命运感固然剥夺我们的自由，但是其“不得已”意识也使得个人可以免除沉重的责任、耻辱和道德谴责。历史学家多强调人生中种种超出个体自由选择的偶然际遇的影响，黄仁宇也不例外。然而他的际遇其实有一个独特之处，这就是他遭受的最大命运打击其实来自“现代性命运”。韦伯曾经指出，现代人面对社会体系，就像面对铁笼，无能为力。马克思亦早就洞察到，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态中，一个叫做“经济周期”的东西成了独立本体；它宛如霍布斯的利维坦，独立于所有参与其中的资本家，更不要说是独立于一般民众。它自行地运行，一路吞吐着千百万人的生计滋养自己。在周期的一定时段上，“它”会吸纳成千上百万的人就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它”又会吐出他们，于是就呈现为成千上百万人的失业，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阻挡的。黄仁宇（左一）和李约瑟、鲁桂珍现代大学也早已不是“与二三子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的古典书院，而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紧密一环。黄仁宇在寻找自己被解雇的原因的最后，将其归结为这个独立运行的经济周期。当他加入纽约州立大学时，学校正处于扩张期。校园里四处开工，流线型的现代巨型建筑在推倒了苹果园的地基上拔地而起。然而，扩张不会无止境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周期开始走入下坡段。扩张时被掩盖的各种问题于是纷纷浮现，工作机会大大减少，裁员不可避免；而黄仁宇这样的资深教师就成为学校维持财政平衡的严重障碍，首先被牺牲。从这样的大尺度时间波段起伏看问题，受难的个体就会获得一定的释然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也在命运摆布之中。大尺度的史学视野能使人从道德评判走出来，走向中性的技术考虑。这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黄仁宇通过他的“大历史”研究为中华民族申辩：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并非某些史学家渲染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民族。“我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并非低贱卑鄙之辈。世界上所有人在道德上都差不多，西方人没有资格感到道德骄傲。问题不在于个人品性，而在于体制。大陆型经济总是比海洋性经济更难以进入货币管理体制。前现代的体制过于简单，所以无法应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要求，于是不得不使用许多“不合理”的方式如用人唯私甚至“贪污”等来弥补管理体制上的真空，而不是外国人所惯于想象的那样中国人天性喜欢贪污。不能把结果混同于原因。在松山战役、缅北战役中，中国军队用几乎中世纪的军备体制多次英勇地打赢了现代化的日军，尽管每次都付出了几倍于敌的沉重伤亡代价。这种跳出日常狭隘视野的全局观使得黄仁宇不仅能替国民党申辩，而且能替“敌方”共产党辩护。他指出，国共双方领导人一个半世纪以来并非仅仅是在不停“搞砸”，他们在极端困难处境下的努力，每次都向正确方向推进了一步。比如国民党在建立上层的现代一体化体制方面，共产党在建立下层动员一体化方面，都可以视为有意义的走向现代化的预备工作。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百年以来一再的苦难流血牺牲失败，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荒谬之举了。灷史学家应当在审视人类发展中抱有同情的积极态度，而不是陷于指责和抱怨的心态中。黄仁宇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人，无论是到台北还是到北京去推销西方式民主自由或发表居高临下的道德谴责，都不仅是肤浅的、未抓住要害的，而且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以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一个写作者的特权了。”于是，黄仁宇在为中国的申辩写作中超出了个体微不足道的遭际。书写让他得到了救赎。这是自我救赎，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理解或者认可。这就是故事的一切了吗？史学家通过诉诸命运或大历史的进步之客观步伐就能得到救赎吗？“进步”仅仅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进入数字化商业社会？现代化是历史的彻底胜利终结（直线式时间的特点），还是会继续发展，甚至走向衰败（循环时间信念），从而再度落入某种“黄宗羲历史定律”之中？黄仁宇有意识地回避现代性的另外一个含义即民主政治，难道不是重要的缺失吗；或者说他的遭遇是否说明了法治如果没有民主的支持，也可能是软弱无力的？进一步而言，在国族的大历史当中，个体难道仅仅是一个棋子或者代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和民众）的生活意义都可以简单地还原为“为进入现代化而探索”吗？尽管“黄仁宇们”盛赞现代性的投入—产出之自动物流化生存，但是他们的著述中真正感人的、有价值的——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真正珍视的——却都是第一人称视角下的自传性经历。比如，是抗战中飞过白雪皑皑的山头降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印度河谷，是在崇山峻岭中担任远征军排长和参谋的那些点点滴滴，是在重庆寒屋中与共产党朋友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畅谈理想和人生的豪放风姿，是回忆成都中央军校德制钢盔下那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袍泽中有田汉的儿子田海南，后加入解放军），是他在剑桥伴随李约瑟一边争论问题一边从凯斯学院草坪上疾步如风地掠过，是当年初次踏上美国时的“露从今夜白”的诗意感动，是对母亲在大时代中的艰辛和苦难的沉痛内疚。……所有这些感性生活与私人情愫或许没有“经济基础史”的沉重力度，或许是“前现代”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在进入到历史回忆后却如此温馨，如此具有历史的质感，如此富有人性。这才是人类的历史。学“成功者”的方法，不一定会成功；但避开“失败者”走过的路，大概率能避免失败。一直以来，我们读传记，常热衷于记载种种辉煌的“成功者”传，然此类传记，往往容易文过饰非，夸大其辞；相反，“失败者”的传记则更加真实，尤其是“失败者”的自传。比如——黄仁宇。他是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他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堪称现象级畅销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却写了一部“失败者”的自传回忆录——《黄河青山》。黄仁宇说，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因此有人说：“读黄仁宇就该从这本书开始读起。”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藉由此书，进入黄仁宇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竟。◎阐述史观，“大历史”集大成之作本书所阐释的“大历史观”，是将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当下作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走向，作出长远判断的思维方法。用历史的发展轨迹比对“人生”，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因果中洞察过去与未来。面对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大历史观，足以让我们立足于思维高峰，放眼世界、纵贯古今。◎妙笔生花，卡夫卡式的梦幻特质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形容黄仁宇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他的文字真诚、幽默，处处有机锋；笔法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没有丝毫学究气，就算毫无学术背景的人也能读的酣畅淋漓，且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参与感”。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他为“奇侠”式的学者；独立史家张宏杰更是不吝赞美：“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史料稳准，观念独到，行文畅美，以古论今，这些都是黄仁宇作品的引人入胜之处，让人仿佛戴上了一副长长的望远镜，让你可以直击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历史现场。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黄仁宇回忆录》（还可一并选购《黄仁宇全集》）：本文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延伸阅读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见到蒋介石本人，失望到了极点黄仁宇｜他的个人“失败”，映射着20世纪中国的挫折杨奎松：黄仁宇回忆录讲述的一个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张宏杰：《万历十五年》背后，黄仁宇的传奇人生张宏杰：“黄仁宇现象”能否引发象牙塔的反思？

在西方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一生专注于狭小的专业领域，只有极少数绝世天才，才敢于站在人类思想的高处，俯瞰文明的历史。他们的信条是：只有天才和蠢货，才敢无所不谈。1885年诞生于美国的威尔

朱元璋是自明代以来的热门话题，打开网页搜索一下，竟有12500多条，甚至超过了一些明星大腕。然而，翻阅一下，大多还是局限在朱元璋的能够引起大众兴趣的问题，如朱元璋的“容貌之谜”，是俊、还是丑？四菜一汤是不是始自朱元璋？为什么一个放牛娃，一日三餐不继，16岁作游方和尚，25岁当兵，最后居然成了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延续了276年？当然历史上有些特殊经历、最后又成为大人物的人，总能作为谈资永世流传。1.如果让马皇后、朱标太子和身边持从来“回忆”和评价朱元璋当然如何评价历史人们不单纯是时代需求（也就是说时代关注什么问题），也有个客观标准，有时我忽发奇想，如果马皇后（朱元璋的皇后）和他的太子及身边工作人员（当然，已经奉旨陪葬的就不说了）要答记者问，请他们回答一下对于先皇的感性认识、或他们持笔写先皇的回忆录（读者不必太较真，马皇后和太子朱标都死在朱元璋之前，所以我事先声明说这是“奇想”）。准会有他们的独特认识，与历史学家不同。应该说朱元璋的一生中与他关系最亲密无间就是马皇后了，他们出身相似，经过同甘共苦。她一定会说，朱元璋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们是患难夫妻，打天下我也是近了一份力的。她记得最清楚的几件事应该有：在郭子兴队伍时，为被关了禁闭朱元璋偷送炊饼事（马皇后把刚刚烙熟的炊饼烧饼揣在怀里烫焦了胸脯，留下个疤。到老了朱元璋还常常抚着这块疤，回忆起当年一起走过的苦难）；朱元璋嘲笑马皇后大脚当皇后事（朱元璋有一次开玩笑地对说：哪有妇人长这么大脚、还能贵为皇后，母仪天下的！马皇后也不甘示弱，回答说：“要没有这么大脚，怎么能够镇定天下呢！”朱元璋也大笑了起来）；朱元璋为民间嘲笑马皇后大脚而屠戮百姓事（金陵百姓喜欢侮弄人，有一年元宵节观灯，有个灯上画了一个妇人伸着两只大脚，怀里抱着个西瓜。因为马皇后是淮西人。朱元璋勃然大怒，喝问是谁画的，没人敢承认，结果那一巷子的人都被杀了）；减刑流放宋濂事（宋濂是明代开国功臣，又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明代开国许多典章制度都是宋濂一手制订，宋濂退休后，其子卷入宰相胡惟庸案中，胡案被杀者多达三万余人，宋濂子及长孙俱在内，宋濂也要被处死，太子求情不允，马皇后不吃饭为宋濂乞福，乃得免）。这些事情肯定在皇后的记忆中特别清晰。马皇后讲述完这些事情后，一定要赞美老皇帝能够福祸与共，很念旧情；执法严格，但有分寸；庄重严肃，但有幽默感。如果太子朱标回忆起老皇帝，记忆得最清楚的恐怕就是，当他为某个功臣受到处置求情时，朱元璋在地上扔了一根荆棘，让太子捡起来，太子说检不不了，太扎手。“是啊！你也嫌它扎手吧？功高震主的大臣就是荆棘上的刺，我替你把这些刺都拔了，你才能拿它啊！”后来宋濂出了事，太子与自己的老师关系很好，他在父亲面前为老师说话，朱元璋愤怒了：“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这是一句很重的话，“难道是说我日夜盼着当皇帝吗？是责备我不该越俎代庖吗？”朱标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投了宫中的太液池。这可把朱元璋急坏了，虽然平常他觉得朱标柔弱了一些，在处理大臣时老来求情，碍了手脚，可是定下来想一想，朱标宽于待人是仁厚的，将来是个守成之主。急忙来到太液池边，看到太子已经被救上来了，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扫视了两旁站立小太监，许多太监不脱衣靴，就跳下持去救人，这些统统有赏，那些脱了靴袜才下水救太子一律杀掉。朱元璋望着水鸡子一样的朱标叹了口气，这时朱标才确实感到父亲是心痛自己的，他是个外表严肃，内心慈爱的父亲。如果老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也有很多好的报料。拿皇帝身边的整容匠（即今日的理发师、整容师之类）杜某来说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老皇帝见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纸包了起来。朱元璋很奇怪，问他，杜某回答说这些都是圣人身体所遗，哪能让它随意狼籍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来。朱元璋不信，以为这是搪塞之词，把杜某留在宫中，命令卫士到杜家去取指甲。到杜家，家人从佛阁了里拿出一个朱匣，里面装的就是朱元璋的手脚指甲。杜家每天都要给指甲烧香上供的。老皇帝听了卫士的汇报，很高兴，赞扬杜某懂“礼”，马上提拔为“太常卿”（九卿之一，是朝廷主持“礼仪”的高官）。又如有一次朱元璋到国子监视察，厨子烹茶伺候，不知是老皇帝渴了，还是厨子有烹茶绝技，总之皇帝非常满意，马上升官，弄得旁边一位老儒不服气，哼了两句诗，不慎被皇帝听到了：“十年寒窗下，不如一杯茶。”可能朱元璋此时心情愉快，不仅没有处分老儒，还接吟了两句：“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还作了老儒的思想工作。如果能让“整容匠”“厨子”这类人物写回忆录，那么老皇帝自然是能够发现人材、赏识人材和重用人材的。这些人的利益与老皇帝密切相关，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评判朱元璋。可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人们逐步摆脱了感情的干扰以后才有可能。朱元璋离开现在已经六百多年了，可是由于近代以来史学上的以古喻今、影射史学，使得历史评价很难客观，不管历史学家怎么客观，旁观者都是按照影射的规律去看待，谁代表谁、谁是谁的影子，各种历史人物都有现实的比附，掌握权力的人们纷纷对号入座，他们又有证人的权力，因此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离我们日益遥远，利益也与现代邈不相关，但是当代有权者把自己摆了进去，就使得历史学家虽有尺度，但不敢衡量。现今学术逐渐与政治脱离，人们才能够以客观的立场、平常的心态来考虑一些赠经十分敏感的历史人物和敏感的历史事件的评价。2.《帝贼谱》这可是一本大家比较陌生的书。这是清末民初苏北的一位叫张相文的学者的著作。收在他的集子《南园丛稿》之中，两卷。这部书中收录自秦末到民国初年起事造反者姓名、生长地、起兵地及其简略的事迹。起自项羽、刘邦、陈涉、吴广终于民国初期的白狼。张相文先生不赞成以成败论英雄，更反对成王败寇之说。他同意唐太宗李世民的说法，说这些起事之人“皆一时之英雄”，虽然有胜有败，但这只是“大才大器”与“小才小器”之分，但即使“小才小器”也胜于“无才无器”者。当然，作者这种评论还是对成事与不成事的分析简单了一些。作者从历代史书所采集“帝”“雄”（指割据时间比较长的“群雄割据”之“雄”）“贼”700余人事迹，一一加以著录，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其梗概大体可知。由于分类标准掌握得不是很统一，遗漏和阑入者皆有。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的时代出过多少“有才有器”之人？所以该书的编纂是以时代为经，以地区为纬，重点在考察各地区社会风气及传统。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几个朝代和国家，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之外，其它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如果认真研究和统计一下这些王朝的第一代统治者的家庭经历、文化教养、倔起过程是很有趣的。我们便会发现，这些新统治者大多并非世袭大族，也非新生豪贵，他们多属于两种群体：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时的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这些第一代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文化教养比较低，有不少还是文盲。这些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虽然没有“文采”和“风骚”用以文饰其统治，但是，他们却不学有术、谙熟谋略、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人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你否定他也好、褒扬他也好，总之，在谈及历史时是绕不过他们的。特别是在以成败论英雄的“芸芸众生”中，他们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而那些受到中原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缺乏竞争力，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老百姓也看透了这一点，总结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话头。3.说“背叛”过去一个时期里评论“农民起义”历史论著里，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背叛”。一个社会下层人士，想通过造反谋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于是，历史学家往往称这位造反领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农民起义；如果他造反成功了，从社会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逻辑，这应该是革命到底了吧？不，这也不被历史学家们称许。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见《朱元璋传》），许多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他们的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与吴晗略有差异。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多么可悲！走笔至此，我对吴晗先生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责备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了被迫害而死的结局）。吴晗先生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作者陈梧桐，见《明清人物论集》），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然这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很难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检验，例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得益，而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愿意过正常生活的人们都得益，怎么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欢迎”呢？难道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希望兵来之后乱杀乱枪乱烧吗？至于两手空空的人们怎么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决的问题，例如无主土地谁种则收入归谁所有等。至于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谁夺权？不是“地主富豪”，他们手中也没有什么权。那些汉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迫。朱元璋要从蒙古统治者的手中夺权，自然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来评论和解读历史，上述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对流行了几十年的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做些讨论还是不无意义的。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他们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向往“变泰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有着明确理想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因为人们不可能背叛本来不存在的目标。第二，当造反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加盟入伙，他们成为造反军的“谋主”。这时造反者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在这些“谋主”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础。第三，无论是盲目的第一阶段，还是有了政治目标第二阶段，造反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领导集团和全体造反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某些阶层或群体利益吻合，那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别要作这些阶层或群体的代表。当阶级意识没有进化到自觉阶段时，不存在谁有意识地代表哪个群体利益的问题。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造反者不断地变换口号和主张，但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说游民非常短视，特别重视眼前利益（为了生存，他们不可能考虑更远的东西，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是为史家们热衷表彰的农民也不会远离个人利益这个主题。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还会加以说明。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需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农民战争人为地中断了经济发展，持久的战争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严重破坏了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几百年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毁于一旦，新的朝代开始后又得从头开始，重建小农、重建宗法，经过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逐渐与前朝差不多了，这时前朝所有的问题又发生了，社会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于世。宗法解体，大量游民出现，有更多少地的、贫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先是改革，摆不平利益，不行；再搞变法，统治者认为让步太大，还是不行，于是，社会骚动，镇压，再镇压，终于有一天镇压不下去，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又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杀来杀去，杀到人人疲倦，出现一个能够统治天下的社会集团时，又开始了一个朝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统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旧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称，我们从来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农民战争促使了新人上台，但在封建制度的传承中起了修复作用。你说：它在历史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封建时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现和新主登基，解释作“奉天承运”“天命神受”。统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这些“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义也就在此。这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解释，它通俗易懂，易于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仅接受而且十分羡慕，并把这些编成故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听众从他人的“发迹变泰”中获得一点精神上愉悦，在社会动乱中，“洪武爷”马上会成为效法对象，在改朝换代中起到推动作用。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连阿Q也在幻想着为朱洪武裔孙崇祯帝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们还要拉着阿Q一起去“他妈妈的反”呢！两千年的老旧中国一直在“帝贼”交换中蹒跚而行。4.淮右布衣古代是很重视门阀的，直到近百年来仍然如此，四十年代末期北京著名“沈崇案”若不是是出自福建名门、是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裔孙女，哪会引起那样广泛的各界的愤怒，连许多上层人士也捐了进来。1957年毛主席嘱咐北京不要把梁思成划为右派，后来就此事又问过北京领导，回答说，没划。毛主席满意地说：“这就对了，梁任公的后代嘛！”这些都是门第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也许当事人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也为自己的出身发愁，有的文人暗示朱元璋应该与朱夫子接上关系。一次他接见一位朱姓县教谕，问他是否是朱熹的后代，教谕回答说自己虽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这对朱元璋刺激很大，心想连个小小的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天子，于是打消以前的想法，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更爱称“淮右布衣”。“布衣”这个词虽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但是这个词涂有平民百姓的一种骄傲感。然而布衣原始意义是指没有官职的士人。《晋书•诸葛长民传》自称愿为“丹徒布衣”。唐代是士人极活跃的时期，许多士人以布衣自负，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林庚先生五十年代用“布衣感”分析唐代士人积极进取精神，受到批判），徐夤的“布衣空手取中原”，戴叔伦的“万里江南一布衣”都给人展示了“布衣”不平凡的一面。所以朱元璋称自己是“淮右布衣”不能说错，但至少模糊了他这个根本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教养的游民与以担荷传统文化自命士人的界限。朱元璋诞生的时候其父是位十分贫困的农民，老父连个象样的名字也没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从盱眙到濠州，迁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属江苏）朱家巷。可见朱元璋的父祖辈就已经脱离了当时的主流社会、即宗法网络了，然而尚未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这种游民才有更丰富的阅历），因为他们只是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皆病饿而死，一家陷入了没吃没喝、没有钱埋葬逝去亲人的困境。他亲自撰写（最初命文臣危素撰写，危素的文章，词藻有余，情感不足，于是朱元璋写下这段血泪淋漓的文字）的《皇陵碑》痛陈这段苦难的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全明文》卷12）父母、兄长死了，没有棺椁，没有葬地，嫂子携侄而去，旱灾、蝗灾联翩而至，兄弟之间，水也帮不了谁，只能各自逃生。从这段自述中可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难，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养成了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求发展。朱元璋自就小为地主放牛，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勇于任事，敢作敢当。另外，他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南宋末年当过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的亲兵，宋灭亡后，以作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为生。这种独特经历和思想意识直接或间接也会对朱元璋产生影响。因此，当生活把朱元璋推上游民（当游方和尚）生活路途时，他除了感到凄凉悲哀外，没有表现出特别慌遽。这显然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与家庭影响密切相关的。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捉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时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答：“放了以后再说！”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的《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讲述的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右：张学良

长期以来，围绕着如何评价明洪武朝的法制及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明初法制中的作用，不少学者发表了见解。有些著述着重论证了朱元璋对健全明初法制的贡献，或从正面评价了他的惩贪法律措施；有的著述依据《明实录》等官修史书的记载，说朱元璋的法律主张偏于轻刑，至少对一般平民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不少著述则根据明《大诰》、明初诸条例、洪武榜文、重大案件及有关史籍的记载，认为朱元璋在创建明初法制的同时，为治乱世而刑用重典，往往律外用刑，诛戮过多。还有的著述考察明初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对朱元璋的法外酷刑和无节制地扩大株连范围的做法作了负面评价。不同见解的学者大都引用了丰富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洪武年间法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何认识朱元璋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重视健全法制与律外用刑两种矛盾的现象，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以往对于洪武法制及朱元璋作用的论述，除少数著述外，基本上都是作者依据史料得出的结论，是各从一个侧面揭示明初法制的真相。由于明、清史籍对洪武法制及朱元璋法律实践的记载，本身是重典与轻刑两种资料并存，因而研究的着重点不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乃至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正常的。若全面分析有关明初法制的资料，不难看出，主张轻刑的明太祖与强调刑用重典的明太祖，实际上并不矛盾，它正是朱元璋在明初法制建设中采取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双轨法制方略的真实反映。▍一、明太祖的法制方略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是朱元璋从明初时局出发提出的法制方略。明王朝建国之初，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当此之时，中原未平，军旅未息，元朝仍有很大势力。经历连年战火，郡县版籍多亡，百姓财力俱困，经济陷于崩溃境地。参加反元的各族人民由于土地和赋税不均的问题没有得到正当解决，又受到豪强地主和新的权贵们的横征暴敛，继续武装对抗新的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争权夺利的争斗。如何尽快地变乱世为海宇宁谥，民乐雍熙的太平盛世？朱元璋以为，必须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注重法律制度的重建。他把健全法制看作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恢复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根本，并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为此，他提出了当适时宜、当计远患、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法贵简当、稳定、治乱世用重典等一系列法制指导原则。从当适时宜、当计远患、明礼以导民的指导思想出发，朱元璋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符合一准乎礼、贵存中道、可贻于后世的要求。他多次告诫臣下说：谋国之道，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繁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又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也就是说法律制度的创设要注意防止泥古和惟事目前两种倾向，要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不仅适用于当世，而且要传之于后世。从当适时宜、治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出发，他主张在立法上采取双轨制体系，即注重常经之法创建的同时，必须以重刑惩治奸顽。朱元璋说：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他指出，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典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使它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治理国家经久不变的根本大法，这样做既可革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的弊端，也可使子孙守之，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他又认为，在明初乱世的条件下，用刑不拘常宪也是不可少的。朱元璋说：天下初定，民顽吏弊，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敝，抚绥尤难。他总结历代治世的经验教训，认为治乱的妙诀在于慎勿姑息。他把元朝覆灭的原因归结为宽纵二字，说：元政弛极，豪杰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正如《明史刑法志》所云：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相成，未尝偏废也。朱元璋在总结多年治国经验时，曾多次对自己采取的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的双轨法制方略进行过阐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他在与皇太孙朱允炆论刑时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当自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对洪武年间采取法外用刑的权时处置的缘由作了进一步说明：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在洪武年间进行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动中，朱元璋的上述指导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二、常经之法的制定洪武年间，朱元璋率群臣立法定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其中有代表性的且在明一代通行的有：《大明令》、《大明律》、《诸司职掌》、《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皇明祖训》等。（一）大明令《大明令》系明开国之初与《大明律》同时颁布、并行于世的重要法律。《明史刑法志》云：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王元年（1367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十八日颁行天下。《大明令》革新体例，以六部分目，其中《吏令》20条，《户令》24条，《礼令》17条，《兵令》11条，《刑令》71条，《工令》2条。《大明令》对明朝的基本制度、各司衙门职掌和司法原则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朱元璋在颁布《大明令》时，发布了圣旨：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悯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书》日：刑期于无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难致。兹命颁行四方，惟尔臣庶，体予至意。在《大明令》颁布后，朱元璋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日《律令直解》。这说明朱元璋对于《大明令》的实施是很重视的。《大明令》在新朝初建、法律未暇详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起了治国总章程的作用，其确认的基本法律制度，后成定制，为明代各朝所遵行。（二）大明律《大明律》是明王朝的刑法典。正式定型、通行于明一代的《大明律》，颁行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30卷，460条。《大明律》从草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年。明建国前一年即朱元璋吴王元年（1367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等据唐律撰律285条，于洪武元年（1368年）同《大明令》一起刊布天下。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上：该律系律准唐之旧而增损之。从现见的洪武元年正月所颁《大明令》看，其时已采取按吏、户、礼、兵、刑、工归类编纂的体例，并沿用唐五刑之制，最高刑罚死刑为绞、斩。朱元璋认为洪武元年律尚有轻重失宜，有乖中典，为制定一个轻重适宜、百世通行的《大明律》，从洪武元年起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作为他制定明律的参考。洪武六年（1373年）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详定大明律，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次年二月完成，颁行天下遵守。洪武七年（1374．年）所颁《大明律》，篇目皆准于唐，共30卷，606条。七年律仍仿效唐五刑制，最高刑罚死刑为绞、斩，其刑罚较唐律相异之处是在徒、流二刑下附加有杖刑。此后十多年间，朱元璋曾诏令大臣对《大明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元璋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再次更定《大明律》。二十二年律以《名例律》冠于篇首，下按六部官制，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计30卷，460条。该律刑制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之正。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有准徒五年。流有安置，有迁徙，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日充军；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洪武三十年，又将二十二年律中少数条款加以改定，对数十处律文欠严密之处按照规范化要求进行加工润色，于洪武三十年五月颁布天下，命子孙守之，永世不得更改。明中后期，为了适应时局的变化，曾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先后三次修订《问刑条例》，补律之不足，辅律而行，并逐渐形成了律例合编的刑事法律体系。除万历十三年（1585年）合刻颁行《大明律附例》时，对律文中传刻差误的五十五字予以改正外，终明一代律之正文从未更改。明律无论形式或内容都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大明律》以六部分目，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结构合理，文字简明；适应强化君主集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其惩治经济、行政、军事方面犯罪和诉讼制度方面的立法，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在定罪量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即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为防止臣下结党营私，还特设了奸党等罪名；逐步形成和实行律例合编，律例并用，使执政者得以在保障律典长期稳定不变的前提下，更能灵活地适时立法，发挥其在治国实践中的效用。正由于如此，明律的内容大多为清律所沿袭，并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年间屡次颁行的《大明律》，因年代久远，洪武元年律、洪武七年律已失传。现见的洪武律的版本，除通行明一代的三十年律外，尚有《大明律直解》所载洪武二十二年律和《律解辩疑》所载洪武律。《律解辩疑》书前有洪武丙寅（十九年）春正月望日松江何广自《序》，书末有洪武丙寅春二月四明郤敬《后序》。从两《序》所记成书时间看，书中辑录的《大明律》当系洪武十九年前所颁。黄彰健先生在《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究》（以下简称《律解辩疑》）一文中，曾对此三律的异同做过对比和考证，指出了该书与洪武二十二年律（即《大明律直解》所载《大明律》）、三十年律的差异，认为《律解辩疑》所载《大明律》系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笔者认为黄彰健先生的这一推断是有道理的，洪武二十二年律、三十年律与《律解辩疑》所载洪武律均为30卷，460条，刑名刑制亦一致。三律之律文互有较大损益或量刑标准轻重不一者，主要是老小废疾收赎、飞报军情、谋反大逆、官吏受财、诈为制书、诈传诏书、亲属相轰7条，各条中有关刑罚的差异也不甚悬殊。由于此三律中均把凌迟、充军列为刑罚，且凌迟凡13条，充军为46条，而洪武七年律的最高刑罚为绞、斩。因此，就刑制而言，此三律的刑罚重于洪武七年律。综合考察洪武年间各次颁行的《大明律》的刑罚，不难看出，虽然朱元璋以重刑惩治奸顽，但对常经之法《大明律》的制定，基本贯彻了贵存中道的原则。（三）诸司职掌《诸司职掌》，明太祖朱元璋敕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内府刊印。该文献以职官制度为纲，下分十门，分别详细地规定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官制及其职掌。吏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选、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户口、田粮之政令，其属有民、度支、金、仓四司；礼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之政令，其属有仪、祠、膳、主客四司；兵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其属有司马、职方、驾、库四司；刑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属有宪、比、司门、都官四司；工部尚书、侍郎职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令，其属有营、虞、水、屯四司；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职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其属有十二道监察御史；通政司职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臣民实封建言、陈情申诉及军情等事，无属部；大理寺官职掌审录天下刑名，其属有左右寺官；五军都督府断事官职掌问断五军所辖都司卫所军官、军人刑名，其属有左、右、中、前、后五司官。《诸司职掌》是明初最重要的行政方面的立法，为明代的职官制度奠定了基础。（四）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朱元璋效法前代各朝，以儒家礼教为治国之本，特别重视礼制、礼仪方面的立法。《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这三部法律，均系礼制、礼仪类立法，也均是洪武年间由朱元璋明令颁布。《洪武礼制》颁行年代不详，但据《明史》记载，系洪武年间颁行无疑。该书是关于文武百官逢天寿圣节、正旦、冬至进贺礼仪，朝臣奉诏出使礼仪、祭祠礼仪，百官的服色、勋阶和吏员资格，奏启本格式、行移体式、署押体式以及官吏俸禄方面的法律规定。《孝慈录》颁行于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据《明史》卷九七《艺文二》：宋濂等考定丧服古制为是书，书前有明太祖御制序。该书是关于丧服制度的法律规定。《礼仪定式》颁行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一月，系礼部尚书李原名等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翰林院、大理寺等官奉敕详定，内容是关于百官朝参、筵宴礼仪、出使礼仪、官员拜礼、官员公坐、司属见上司官、公聚序座、官员相遇回避等第、在京官员常行仪从以及官员伞盖、冠带、服色、房舍等的规定。正德二年（1507年）二月，明武宗朱厚熙敕礼部将包括《礼仪定式》在内的累朝榜例申明晓谕，令臣民一体遵守。由此可见，此法律曾在明代被奉为定法长期实行。（五）皇明祖训《皇明祖训》是明太祖为朱氏天下长治久安、传子万世，给子孙制定的家法。《皇明祖训》是在《祖训录》的多次修订的基础上形成的。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四月乙亥，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洪武六年（1373年）五月书成，名《祖训录》。此后二十余年中，朱元璋曾多次修订《祖训录》，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庚寅，重定《祖训录》，名为《皇明祖训》，其目仍旧，而更其《箴戒章》为《祖训首章》。其目为十三篇，日《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在《祖训》中，朱元璋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提出了子孙、宗室和后代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祖训》被后嗣君主奉为祖宗成法，在明代通行。（六）教民榜文

在政治权利上，乾隆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电视剧《大明风华》中的朱元璋造型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地剥下来，然后塞上草。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极凶残的暴君、酷吏，以及杀人如毛的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法。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所以，鲁迅先生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与曹聚仁先生的通信）朱元璋将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称之无赖，倒也恰如其分。老实说，政治家不无赖者也少，非无赖还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们诚笃、敦厚、善良、质朴，无异缘木求鱼。朱元璋登基以后，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野史《草木子》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把元代血淋淋活剥人皮的刑法，继承下来，进行他的恐怖统治，其嗜杀成性的恶本质，就非一般的市井无赖的行为了。所以，赵翼认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盗贼之性”，才是击中了朱元璋的要害。盗贼，就是武装了的无赖，其特性就是无所不为地破坏，就是无时无刻地疑惧，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达到目的。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来自不务正业的社会底层，在压迫下生长，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这种毁灭破坏的欲望，格外过敏的敌意，狡诈多变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恶毒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元璋。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认为的安全底线时，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虑、最干净利落又最省事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个字，杀。从历史上看，不光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质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统治者，其人性中的恶本质，往往无法自控，要杀人，要大杀人，要让刽子手尽量延长被杀者的死亡过程，在无限痛苦中一点一滴地耗尽最后的生命，其惨无比。说白了，“盗贼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兽性。文明多一点，兽性少一点；而文明少一点，或者失掉了最起码的文明，社会便堕入黑暗与血腥之中。这种统治者的残忍，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受难的根源。朱元璋落魄到庙里当小和尚，虽然不好好念经，偷鸡摸狗，明抢暗盗，但划一个赤贫阶级，当无疑问，不贫他会偷吗？刘邦倒是不偷，还能在基层政权里当差，拿工资，而且他老爹在乡下有点田地，富农成分总是有的。这两人的受教育状况，史传无记。但刘邦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经得起一试，说明他多少识得几个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会在衣锦还乡时，对众乡亲吼起“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样的顺口溜了。也怪，中国的皇帝都会写诗，连那位没当上正式皇帝的黄巢，也有一首“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诗》。比之刘邦，或者黄巢，朱元璋不免惭愧。虽然，刘邦、朱元璋都具有一种工农干部对于识文断字的人，那种偏执的拒绝心态。刘邦还拿过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使用，存心要恶心知识分子一下，这是报他当年“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气出了，也就拉倒了，然而朱元璋不，这就是三代贫农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感情了。既记仇，又记恨，睚眦必报，打江山时杀，坐江山时更杀，砍头太快，不过瘾，还要“剥皮揎草”，慢慢消遣。朱棣鲁迅先生曰“明则无赖儿郎”，说得一点不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更为歹毒，不但夺了他侄子的江山，还将忠于他侄子的臣属如方孝孺，如铁弦，如景清，“剥皮揎草”。当事人弄死不算，家属也不放过，一并加以收拾。古之株连，可比今之株连，厉害得多。而碰上明代的无赖儿郎，像大学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后，永乐竟然朱笔批示，将他们的妻女，都送到军营里去，让士兵轮奸，要她们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这种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他妈的什么玩意？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盗贼之性”不改，不过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他们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于他所要镇压的臣民时，与流寇在一路屠杀的过程中，不顾一切地无恶不作，那心理状态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我想起《孟子》中这位亚圣与弟子告子关于性本善的辩论，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又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他的说法，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人处在一个大环境中，周围什么样，大致决定了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君子多则良性互动，善善相因；小人多则恶狗当道，恶性循环。历史证明，当人性恶膨胀泛滥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会的恶行就汇聚成一股可怕的浊流，祸水所至，人心中的残忍，凶暴，恶毒，乖戾，变态，失常，狂悖，疯癫……诸端的恶，就会冲决而出。这也许正如告子所言，人性这东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则得善，倡不善，则必恶。何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其恶的程度也就愈来愈甚。朱皇帝的残忍，也是来自元末明初战乱中国民的普遍残忍。从元人陶宗仪著的《南村辍耕录》中一则人食人记录，也可略知朱元璋残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日‘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军嗜食人”，这大环境，这大背景，使得本来具有无赖精神、盗贼之性的朱元璋，放开手来杀人。连人食人，都不以为奇，那么“剥皮揎草”，他压根儿不会觉得野蛮的。根据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知道“剥皮揎草”，有孙可望的官府式与张献忠的流寇式之区别。张献忠式为，“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而且，“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孙可望式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断至手足，转前胸……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孙可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先是土匪，后随张献忠为流寇，还是张的义子和部将，杀人无算，其残酷是可想而知。不过，他后来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护神，被永历帝封为秦王，但“盗贼之性”不改，“擅杀勋将，无人臣礼”，为御史李如月参奏弹劾。永历帝一看，那还得了，为讨好这位军爷，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还不依不饶，于是，“剥皮揎草”。两者，都系活剥。但要使受刑者痛苦万分而不死，刽子手还真得有点精于解剖的专业经验不可。否则，皮未剥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鲁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剥皮而不立毙，凌迟而不断气，磔刑而不露痕，宫闭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这句感慨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临场经验，才有了这种屠夫合乎现代科学的精到。这一切，只能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包括想成为统治者的流寇）之残忍，之凶恶，之杀人如麻，之把人不当人待罢了。于是，鲁迅先生结论曰：“明初，永乐皇帝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指孙可望）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其实，明代用此刑，非始于朱棣，据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要说“剥皮揎草”干得最起劲的，那个怀有无赖顽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创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锋。他的虐杀狂，登极以后，变本加厉，更是大开杀戒。宋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哥儿们从此就养尊处优，闭门谢客，别给我添麻烦，是上策。汉代的刘邦，留其愿留者，如萧何，去其愿去者，如张良，像韩信这样难剃的头，干脆送上断头台，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红皂白，不论亲疏远近，统统一网打尽，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杀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旧交者，莫过于朱元璋。当然，他不是最初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像他这样，连儿女亲家如李善长、蓝玉都不放过，而且还“剥皮揎草”，其恶可知。李善长跟他一起淮右举事，是他的大总管，定都南京后，叙功封王，他定下来，李的功劳最大，置于诸将之上。他说李是他的萧何，无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后，告李与别人串通起来谋反，于是，满门抄斩。别人无法理解这罪状能够成立，一位御史冒死上疏，说李已经位极人臣，应有尽有，无法再有，即使帮别人推翻了朱，他还能得到更多吗？朱元璋一贯对上书者不客气，稍忤天意，那下场就是人头落地。李善长被杀才一年，就敢提出来平反的要求，人们都替这位御史捏把汗。朱元璋这一次一反常态，没有大发雷霆，但也不给落实政策。看来，凡具“盗贼之性”者，错了也不认错。而蓝玉，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将元军主力，消灭殆尽，余部都驱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帅。但元帅又如何，也以图谋不轨定谳，下场比李更惨，给剥了皮，揎上草，传示全国。据吴晗《明代特务统治》引欧阳直《蜀乱》：“初，献（编案：张献忠）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据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证明朱元璋对剥蓝玉的皮，是一点悔意也不存在的。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李善长案等等，牵连之广，上至朝廷，下至农舍，总计约十万人之多，掉了脑袋，真是杀得天昏地暗，神州变色。惟一例外的，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儿当寡妇，赦了他女婿和外孙三人，不在满门抄斩之列；后案，看来嫁给他儿子的蓝玉女儿，也幸而未被连坐，这总算让我们看到这位皇帝未泯的一点可怜人性。商鞅论囚，渭水尽赤，这位残忍的惩罚狂，制造的恐怖场面，令人心惊。秦时的渭水，不像现在这样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胁，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难。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从王维诗“渭城朝雨浥轻尘”，还可证明那时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养好，一派江水，莽莽苍苍。试想，这位红过一阵的法家，得杀掉多少人，才能将滚滚的江水染红？但一念及朱皇帝动不动诛九族，常常是一村一乡，一姓一族地杀到鸡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惟见十室九空，人烟断绝，白骨累累，鬼影幢幢，那场面之骇人，商鞅又瞠乎其后了。所以，明代诸帝，无赖儿郎，也还懂得为尊者讳的道理，对朱皇帝的残忍，往往避而不谈，若无其事似的；即使偶尔涉及到，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最不知趣者，莫过于海瑞了。尽管他是位清官，尽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节可嘉，尽管他死后了无分文，甚至葬资也赖他人支给；但同时代的文坛巨匠王世贞评价海瑞，说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倒也给这位迂执近腐的海刚峰先生，画了个像。海瑞晚年，重新起用，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海刚峰起南总宪，到任后，忽设二大红板凳，云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时震骇，以为未有怪事。”这位相当于廉政公署的特派员，觉得按在板凳上打屁股，还不足阻吓犯罪行为，于是，竟然不识时务地给万历皇帝上疏，要求“复国初剥皮囊草之制”，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来。接张居正任宰辅的申时行，是个极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为张居正喜欢的海瑞，不过是俯顺舆情而已。看到他的这份上疏时，肯定哭笑不得：“这个海刚峰啊！”可能劝过他，“老兄台，你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爷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听不进去，正襟危坐，作大任在肩、刚正不阿状。凡是性格残忍的人，多自以为是，好刚愎自用，这位惩罚主义者到底送呈大内。果然，时情大哗，御史立刻就劾海瑞“导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钧那天心情不错，只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处分，“仍留供职”。并且为他残忍的老祖宗开脱：“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谓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类是也。”（以上均见《万历野获编》）不管后代皇帝怎样曲意回护，朱元璋的残忍，是无法抹煞的。从他生命不息、杀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维障碍，心灵上受到过严重伤害的病人，否则，无以解释他无休止地将老百姓，也将官员，死去活来地折腾的原因了。由于他们热衷于通过施虐、报复，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历来刑外之刑泛滥，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权力的中国人，把人不当人的残忍，比比皆是，多到连历史学者也索性懒得记载。秦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一句话，四十万人被残忍地活埋，楚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于咸阳，也是一句话，二十万人被残忍地砍掉脑袋。到了朱皇帝，杀人的计量单位仍以万计，但总量在减少。到了清代，鲁迅先生说：“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虽然文字狱，死了不少人，杀人的计量单位就以千计了。到了民国，就以《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例，统治者一次性的屠杀，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计了。这种量的减少趋势，不是表明统治者举起屠刀时手软了，而是人类的普遍觉醒的结果，也说明了历史必然在不断文明进步的总规律，时代愈远，黑暗愈重；时代渐近，光明渐多。（本文摘自《历史的真相》，作者：何言宏/李国文，江苏文艺出版社，有删节。）“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每个人从小都接受过“以史为鉴”的教育，历代治国者也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喜欢读世界史的书友都有一块心病，缺地图。大量外国的地名，陌生又古怪，根本记不住。好不容易记住了，却又不知道对应到今天，具体指的是哪里。先知书店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本《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本书既是一部简明扼要、图文并茂的世界简史，同时收录丰富的地图，作为阅读世界史时手边必备的工具书，再合适不过。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

“你研究政治，首先必须懂政治，才能看出政治的意义在哪里。着眼于利益，跟着利益来研究，就可以把政治看得更清楚。”——邓野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而在这种情况下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不仅为国家、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中国开始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战竟全面爆发，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其实无可避免。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个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邓野，因为他为人非常低调，一心埋首书山，出书也基本没有做过宣传。撇开这点不谈，身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邓野，学术水准是实打实的，不掺水分，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公认。

▲易中天忆武大老校长刘道玉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据说这本书加印难了，书店只好把出版社最后的库存都“抢”来了！如果就中国历史列一个“最难还原真相榜”，中苏关系大概可以挤进三甲：◎苏联风投的第一桶金，其实给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何蒋jie石会发动“清党”，真的只是一己权欲吗?

当一个时代缺少什么，人们自然就会怀念一个曾经拥有却已逝去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五四运动都是如此。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照亮了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天空；但当我们仔细考察时就会发现，八十年代灯火的光源，是来自20世纪上半叶的五四精神。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处在八十年代的延长线上，而现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则是在五四运动的延长线上展开。八十年代与五四运动是决定中国民族走向的两个重要时期。这两个时期，关于民族未来的思辨不但活跃，而且在思想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我们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都可以在回望这两个时代时找到反思的基点，发现问题的根源。

▲沈志华教授指着他斥资买下的苏联档案他听说苏联解体后，一些绝密档案可以向世人开放，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搞历史的，档案就是我们的子弹。”沈志华这样说。于是，他出资140万，拉上几个人前往莫斯科，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苏共中央档案馆的绝密档案复印了一遍。就在他将这些宝贵的史料带回国后不久，俄罗斯就封存了这些档案，再也不向外人开放。可以说，沈志华如果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真实的历史。因为有这些档案的支撑，沈志华提出了许多关于中苏关系的新观点，也粉碎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谣言。但依然有很多人对那些谣言特别执着，认为沈志华是在胡说八道。比如他通过大量的档案击碎了一个著名的谣言：那就是“苏联逼债”。记得我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讲到中苏关系破裂的那一段历史，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当时苏联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把全中国的猪、苹果、鸡蛋运到苏联去抵债。”这是历史老师讲的，等到了我那些长辈的口里，就更添油加醋了：“苏联人特别过分，专门做了一个铁环，鸡蛋和苹果都要用这个铁环套一下，比铁环小的都不要，通通摔碎倒掉……”这样的“历史”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相信和流传，但这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谣言。沈志华专门研究中苏关系历史几十年，又掌握了大量的绝密档案，不止一次地揭穿类似的谣言，可以说，他就是这段历史的“谣言粉碎机”。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相信了半辈子的东西被这样打破，于是，谩骂、污蔑、举报、封杀、下架随之而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沈志华”，就可以看到许多针对他个人作风、个人经历的负面文章，更给他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而真正针对学术问题对他进行批驳的，少之又少。沈志华说：“历史学关注真相，而非真理。不同于现在流行的一些研究，它不是要证明某个预先设定的终极答案。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去还原历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去解读，为什么会发生。”“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档案在那里摆着，事实就是事实。历史研究，就是要不带任何偏见和政治目的，把真实的历史还原给大家。要不然，我们中国人老说“以史为鉴”，如果这面镜子本身就是假的，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沈志华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沈志华以其勤奋、执着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如果没有他的这些档案，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正是凭借这些第一手的稀有档案，和对历史的敏锐嗅觉，沈志华为自身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历时7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对这些档案的编写，出版的档案选编，成就了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中苏关系，是被扭曲最多、也最难还原真相的一段历史。沈志华对苏联档案的“开创性研究”，其代表性作品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在网上几乎绝迹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从下面的介绍里，这套书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可见一斑。◎

题图：赵俪生先生（1917-2007）有人说，“二十世纪上半叶，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是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篇点评25位文化名人的文章（赵俪生：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在作者笔下，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才华荡然无存；朱自清人望虽高，但“讲不出东西来”；闻一多则见解高明，一下就被他爱上了……人们称赞这篇文章藏否人物时真诚耿直，毫无媚态。而这篇文章正出自已故史学家赵俪生之笔。赵俪生参加过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为新中国的史学奠定基础。但是，“他不需要什么头衔，更无须排什么座次，他一生只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赵絪（赵俪生女儿）这样说。-01-抗战中治学：“一二·九”运动先锋，到史学拓荒者赵俪生出生于山东，中学时读到德国塔尔海玛著《现代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从此印入了他的心坎。考入清华之后，赵俪生参加了“左联”和“民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全部五次游行，身材伟岸的他执掌清华大学门旗，走在抗议队伍最前列。青年赵俪生从中学开始，赵俪生就热衷翻译和文学，大学期间更是热心新文艺，还与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有过很多通信。但他逐渐觉得翻译是媒婆，没意思，而且对进了外语系很后悔。“我进了外语系，虽然每个课都上，但是我很看不上”。从小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的他就选修和旁听了闻一多的课，跟着闻一多学做论文，感觉比翻译东西更有趣，分量也更重一些。文史的种子就在这里种下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2天，时年20岁，正读大三的赵俪生匆匆结束了苏联小说《孤独》一书的翻译，把译稿寄给茅盾后，便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太原国民师范报到，立即得到了一套军装、一根皮带、一副绑腿，从此开始在山西各地与日寇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利用自己的文字和学术专长，白天给干部讲新三民主义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晚上挤时间写报告文学和小说。赵俪生的授课才华正是在“军事干部轮训班”课堂上得到了初步显现：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从不照本宣科，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山西，他结识了高昭一。“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别扭”，但赵俪生立刻感觉她比别的女孩深刻。高昭一早对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有了解，这让他印象颇深，再加上两人有共同的信念，不久便结婚了。婚后，赵俪生一次私下里对高昭一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

反的人们在内心的隐蔽之处也有个做皇帝的梦。我们从历代嘲笑一些呆鸟痴汉幻想当皇帝的笑话之多就可以体会到想做皇帝在中国是个多么普通的事，这是与其他一些民族、国家不同的。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因为“措国家的油”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的畸形制度作者│张宏杰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和郭嵩焘的日记当中，都有梦到圣祖的记载。曾国藩还说“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并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弟弟和子侄的必读书目。这一方面说明在国势陵夷之际，晚清朝臣潜意识当中是何等盼望再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挽救国家危局；另一方面也可见康熙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清代帝王的独特地位。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后世臣民的景仰呢?因为他除了有治国雄才，还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很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惯例宴请大臣。“大宴群臣”，这个场面从字面上看起来很欢乐，实际上气氛往往是一片肃杀，因为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当然都战战兢兢，生怕失仪，饭吃得没滋没味。临到开席，康熙考虑到这一点，决定自己不参加此次宴会，并发下指示，要求大臣们不必拘束，都要多喝一点：“今日宴集诸臣，本当在朕前赐宴，因人众，恐恩泽未能周遍，故不亲莅。诸臣可畅饮极欢，毋拘谈笑，以副朕意。”结果当天大臣们果然都喝醉了，“酒酣无不沾醉”。也许是因为高高在上感觉孤独，康熙很喜欢主动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曾邀请大臣们到中南海垂钓，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钓到的鱼带回家，让孩子老婆尝尝鲜，“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在外巡行的时候，专门请随行的大臣们到他的行宫里面参观游览，嘱咐他们随意遍观，勿拘形迹，甚至还做起了导游，遇名胜处，亲自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后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两个字也许是“宽仁”。是的，康熙胸怀仁厚，他常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期望能与臣下建立起一种类似朋友家人的亲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戴，使天下臣民“遐迹上下，倾心归慕”，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康熙的宽仁与他的孙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时，虽然也标榜“为政宽仁”，但是他的“宽仁”，很多时候是模仿出来的，强矫出来的。在骨子里，乾隆是一个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宽仁”，除了策略考虑，更基于他的天性。康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晚年他见到大臣请求退休的疏章，经常非常不舍，“未尝不为流涕”。我们今天读康熙史料，也经常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散发的浓浓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温泉疗养，还再三叮嘱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在其他的朱批中，康熙也不断告诫他各种忌讳：“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但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谆谆，诚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仅限于对待大臣，也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当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气炎热，康熙特意发布指示，要求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惟有罪之人拘系图圈，常被枷锁。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其九门锁禁人犯，毋论奉旨带锁，亦皆酌减锁条。至一应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侯暑退后，仍照限补枷。这些材料读来，都很让人感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不怎么成功。

在我短暂的读史生涯当中，至少有三本书的作用有如棒喝，用梁启超称道康有为的话讲，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民国初年的历史和袁项城的肖像竟是这样动人，同时，原来苦大仇深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写得这样迷人。恕我孤陋，此前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才识其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有时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搁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鸡蛋吃多了，不由好奇，去打量下蛋的母鸡。其实，唐德刚回忆胡适之时，便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他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也是校友。▲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其转益多师，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则在史学，尤其口述史一域，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令我惊异的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同代人，前者长后者二岁。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之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以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惜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发霉的怨气如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唐德刚虽属淮军名将之后，不过到他这一代，家世渐趋没落，他到美国闯荡，所吃的苦头未必少于黄仁宇：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二人乃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这些艰难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然而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而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夫人江冬秀语）。由此我想象唐德刚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后来见他的照片，亦作如是观。▲唐德刚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坚持价值中立，极尽冷若冰霜的客观叙事，仿佛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翻云覆雨、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害历史的可信度呢，是谓“可爱者不可信”？周策纵解释道：“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老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唐德刚的历史书写，更重叙事，从故事中见真章，从小节处见大略。这与我们熟悉的理论化研究简直大相径庭，唐德刚似也不大相信什么历史理论。不过在其晚年，回顾治史生涯，他还是提出了转型论与历史三峡之说。当然，以其转型论建构之粗疏，依然谈不上理论体系，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关怀与现实情怀。在此多说一句，窃以为历史并无哲学、规律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历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迷津与政治家的把戏，许多时候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并无二致。基于此，与其看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天王（洪秀全）的性变态”。一言以蔽之，唐德刚的大智慧在小处，而非大处；在细节，而非整体；在胸怀，而非理论。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端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二十年前，余先生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这些妙趣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致。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欲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唐德刚的作品是绕不开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如见其人。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如此，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老师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唐德刚作品集”：

▲王奇生1980年高考结束，王奇生就回家一心干农活。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他所在的公社高中从来没人考上过大学，他没指望自己成为特例。不想，居然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我一个最简单判断就是，哪个专业招得最多，录取几率就最大。一看历史，13个，那就报历史系。”就这样，王奇生“现实主义”地走向了漫漫学术路。本科毕业后，他选择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形势变化飞快，1988年硕士毕业时，正赶上海南成立经济特区，大量招人。“大家一下疯狂了。同学百分之七八十去了南方，还有小部分进了国家机关。我缺乏冒险精神，性格内向，下海和从政好像都不适合，心想，跟书打交道相对简单。”就这样，当绝大多数同学或南下“下海”，或北上“进部委”时，王奇生却选择东进，从武汉顺江而下南京，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坐冷板凳，那里，集中保存了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央z府及直属机构档案。他与民国史的缘分，从那时开始。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纷繁热闹与王奇生无关，这冷板凳一坐就是30年。然而如同当年的高考，命运在30年后再次垂青了王奇生。2010年，他的两本书“意外”受到媒体的青睐。一本是《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另一本是《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0年度文化年鉴之图书。◎《党员、党权与党争》引发的评论五花八门。有人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看副标题，才知是讲TMK史；读完后，觉得既是讲TMK的，也是讲CPC的。以往国民D史研究关注“党治史”——国民D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历史，王奇生着力的则是“治党史”——国民D组织建设、管理以及演变的历史。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党Z关系、录用体制……在他看来，这些貌似琐碎的内部拆解，是理解国民D的必经之路。他用一条30年的冷板凳，成功“打入”了国民D内部。◎《革命与反革命》本是一部论文集，销售预期只有两千册，出乎所有人预料，竟然成了畅销书。在王奇生的叙述中，革命是百年中国的历史主轴，三大革命连环而递进，总认为前一次不彻底、不成功，必须“再起”。于是革命不断推进，一次比一次暴烈。但王奇生认为，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不能简单地放弃或否定国人曾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又是如何演变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了三十年冷板凳的王奇生，在圈内以勤勉踏实著称，这两本心血之作，内容该有多扎实，可想而知。应了导师章开沅先生对他说的：“你的终极关怀达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而这两本书也因为内容和主流的高度“不关联性”，而命运坎坷，《革命与反革命》更是一度消失。今天能与两书重逢，相当不易，就再多说一句：⦿《党员、党权与党争》：十年磨一剑，历史圈里的封神之作。独创的“弱势独cai”命题，在民国政治史领域影响深远。开创基层党员研究的独特视角，从组织架构的实际运作层面，探讨了国民D党力不足问题。国民D和对手是一藤两瓜，都以俄为师，为什么国民D学废了，而对手就学得炉火纯青？这是本书主题，拆解得相当透彻。⦿《革命与反革命》：与《党员、党权与党争》一样，均是真正做学问做出来的书。本书致力于“去熟悉化”，通过本书的重新审视，那些革命往事从熟悉到陌生，再到重新认识，这个过程会令人颠覆“三观”。中国百年以来被名之为“革命”的那些事件，其本相究竟是什么？这是本书主题，运笔老练，令人叹服。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

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译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尔·杜兰特曾说：如果文明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并不总是进步，它也经常倒车。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崩溃也绝不是一夕之间完成，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征兆一集体性的自大与狂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历史上太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一战前的沙皇俄国，还是向十一国开战的大清国，无论是二战前的希特勒，还是二战中的东条英机，自大与狂热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崩溃与灭亡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傲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所以杜兰特认为，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谦逊。征兆二竞争与选择逐渐消失杜兰特说，“生命即是竞争，生命即是选择”。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竞争与选择，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是确保文明推陈出新的一大动力之一。然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却用体制安排代替了竞争，规定某些人可以上学，某些人不能上学，某些人可以经商，某些人只配消费......这让人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更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征兆三以斗争和封闭代替合作杜兰特说：“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区别只在于贡献多少而已。有的地区社会总是很开放，合作总是很普遍，他们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快，对文明的贡献自然也更多。有的地区则相反，社会总是很封闭，彼此之间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斗争和倾轧，拒绝向外界学习，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这样“闭门造车”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变，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征兆四精神和道德水平集体衰退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不断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一代又一代人过去，国民的性格却并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导致上一次社会崩溃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导致下一次社会崩溃。杜兰特说：“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续处于衰退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会倒退。征兆五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杜兰特说：“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上却一次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与自由”，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乱不安。这种思潮还传遍了全世界，遗毒至今。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杜兰特说：“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文明的伤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杀富济贫”“平均财富”的行为，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演。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都变成一种犯罪时，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穷的陷阱，实现奴役式的平等。征兆七强制推行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强制推行“乌托邦”的行为，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如果失去文明，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总结自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在杜兰特的笔下，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世界文明史》足足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会遭遇文明的光辉。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这不是一时能啃下的书，却是有任何世界史问题时，都可以去翻阅的经典巨著，堪称“读懂文明、传承文明的首选之书”。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世界文明史》在国内也被译为《文明的故事》，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更是全球2000万家庭的收藏首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延伸阅读好的历史要洞察文明大势，更要彰显人的价值比成为人才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人文明的遗憾：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开眼看世界”突破被帝王遮蔽的历史，看见帝制下的众生相

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近一百年来的历史灾难，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依靠存量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很难建立最低的共同底线。要实现社会的转型，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必须摒弃认知上的盲目自大，以及潜意识里要改天换地的致命自负，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2011年，时年57岁的高华教授去世，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引来人们无限缅怀和惋惜。高华对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史学界流行着对他和杨奎松两个人“南高北杨”的说法。高华凭一己之力解构了造神运动，杨奎松则以世界性的视野，以一部《革命四书》，证明了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所以高华才那么“高”。杨奎松走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梳理出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此二人的存在，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厘清了发展脉络，使后人不至于像瞎子一样，在历史的幽暗隧道里，跌进肮脏的水潭里淹死。刘瑜的“手电筒”之喻恰如其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不读高华和杨奎松，想不做无用功很难。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共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共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因此，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自己也承认，他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破案”。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导读：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复杂且微妙。其原因很简单，孙中山奋起革满清政府命的时候，恰值日本开始对满清统治的中国实施武力扩张政策的时候。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一衣带水的紧密关系，使孙中山很容易把慷慨激昂地必欲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视为同道，因而全力求助之。当年在此种条件下发生的种种情况，今人理解起来自然不那么容易。但是，历史从来就是复杂的，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化。一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这一概念，今天在中国已被用来泛指对祖国的关切与眷恋之情。此关切之深，达到不惜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并能举全国民众共同来争取，即可谓之为"伟大"。孙中山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当不为过。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没有人会去想一下，这样误导历史，会不会使后来人把政治与外交概念化、简单化，使人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便是大逆不道，应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洲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19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火享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1]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2]俞辛焞教授则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焞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3]应该承认，俞辛焞教授的解释颇有些道理。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更是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对于这种事情，纯粹要看你打算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比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就未必有什么错。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安内而后攘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中共，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国的一边。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协约国，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比如，苏联也同样要求中共在中苏外交关系问题上要站在苏联的一边。像在1924年春中苏两国政府谈判中，为推动解决悬案的外交谈判，共产党就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颇多批评，并且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像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一方面是举国舆论沸沸扬扬地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红军采取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比较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孙中山有过这样或那样"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言行，就相信孙中山当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并不爱国，那就如同说列宁或中共不爱国一样，大概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二如今争论孙中山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有没有不爱国的言行，多以争论《中日盟约》的真假为关键。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州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对于日方史料的上述记录，台湾和大陆学者歧见颇多。但很少有学者考虑过，孙中山此种记录的有疑无疑，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比如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乘机在广州策动起义。策动起义也罢，毕竟也可以算是"爱国"的一种。然而，他为了起义，却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比如1911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了解到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向敌国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以后更公开依靠日本侵略军的支持来反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的真假问题，并各执己见，但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三如何理解孙中山当年的这些做法呢？俞辛焞教授强调要注意到孙中山之对日有策略上的考虑和态度上的变化，反对从"思想认识论"的方法出发，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行动与其思想认识的水平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评的这个"思想认识论"的框框。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进而推断说孙出让满洲权益之类的言行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来推断人物思想的方法倒过来，用人物思想来倒推人物言行的动机罢了。[4]何况，俞教授关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这一判断，说起来其实也只是根据孙中山的一些只言片语所推断的孙中山的思想认识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从孙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孙民族意识淡薄和对日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之类的推断更加有力。当然，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对不对呢？至少也不能说错，因为俞教授确实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孙中山对日求援期间批评或警惕日本的片断言论。但俞教授和其他许多为孙中山辩护的学者忘记了一点，即"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却并不等于孙中山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一贯明确的概念。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方法，是要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它们当时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的那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同其他中国的志士仁人一样，孙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孙中山最初成长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及其权利，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或予或夺，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丑年对列强之作为，爱国也好，卖国也好，在其眼中，都与国人无关。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隐瞒孙中山当年不那么"爱国"的事实，实在大可不必。对历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此即所谓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这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条原则。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可以记在这里。他说：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在这里，"同情"两个字或许容易给人以太强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愿意用"理解"一词来对其稍加限制。即对历史上的人或事，应在理解的基础上表一种同情。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当年对日本的态度，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种理解的同情态度也许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众多学者之所以极力为孙中山辩诬，不承认孙中山曾经不那么"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用今人的观念来要求古人。他们以为，既然孙中山最早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到了列强瓜分的危险，他自然也就是最爱国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习惯于把国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私物，相信这个国是你的，那个国是我的，牺牲你的国，不等于牺牲我的国，在近代民族主义生长过程中绝难避免。专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形的。以当年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例，难道所有那些主权丧失和领土租借都是列强威逼索取的结果吗？深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些问题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像领事裁判权的让予，协定关税办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图省事的自以为得计之作。包括最初在广东沿海租让一两个小岛给洋人屯货暂居，不也是不愿意开放口岸，害怕洋人进城的结果吗？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要夺清廷之权，根本上先要找到国内大批志同道合、不满清廷者做革命的动力。但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割让辽东及台湾的《马关条约》，除了康有为等并未成事的所谓"公车上书"之举和极少数官绅士大夫建议拒和、迁都的密奏外，国内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过任何对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满的抗议行动呢？拿我们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战争及其随后的"瓜分狂潮"一定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既无助于了解康梁维新派何以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颇多期望，也无助于了解孙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卖国"做文章。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孙中山最关心的还不是日本与其他列强侵略的危险，而是如何利用国内满汉矛盾，运动带有"排满兴汉"色彩的南方秘密会党来帮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统治。其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1905年创立同盟会之后，十余年里始终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也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的中华国家观，并没有与大清帝国完全重合。其中满蒙地区是否已确定无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来中华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中，就颇成问题。既然孙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标首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凡有利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者，孙中山都会举双手赞成。即使它可能会对现存的大清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所损害，也没有妨碍。同样的情况，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当政的民国徒有虚名，非彻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借助于日本人之手来打击北京政府了。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在中国甲午战败之际向敌国日本求援，而1915年又会在日本占领军支持和武装下对北京政权发动军事进攻的重要原因。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四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代替现实中的这个中国或那个中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这使得近代中国为本党牺牲彼"国"的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之争时尚且如此，更遑论处于中国民族国家尚在萌芽，民族主义初起之际的孙中山？为有助于理解孙中山当年对日行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至今仍会受到一些台湾学者批评的抗战时期共产党"不爱国"的问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和在敌后扫除异己势力的问题上，同时也有批评共产党不惜"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1945年8月14日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意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产党方面对此条约也明确予以过肯定。[6]如果我们相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带任何党派色彩的父祖之国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自然很难被看成是"爱国"之举。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来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才能真正代表其父祖之国利益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事情很清楚，共产党人并非不爱其父祖之国，当它准备建国伊始，中共中央马上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强烈愿望。此举尽管未能成功，他们还是通过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国民党租让出去的旅顺军港及交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此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之间更是摩擦矛盾频频，终至关系根本破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也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爱国"，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文革"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招致禁演，据说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而这段话所以说不清道不明，恰恰在于它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7]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五"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这是近代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革命党人势必要高唱的口号，也是自孙中山以后凡中国革命党人都必定要高揭的一面旗帜。正是因为必须打出人民的名义，因此，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觉醒，那种把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利益简单地混同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做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受到制约了。民族主义的觉醒未必会为民主政治开辟道路，但立志于创建民族国家的各个政党，不得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鼓动和号召的现实，却自然而然地会激起国民要求参与和监督国家政治外交事务的强烈愿望。民族主义的动员幅度越广，国民对国家大政方针，特别是对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重大外交事务，关心参与的渠道和程度也就会越多。所谓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也就难以避免。由于广大国民开始具有监督和参政的渠道，过去那种个人的，乃至于党派的民族主义意识，自然要受到整个国家的，也就是国民整体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渐发展，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来处置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历史，势必会开始发生改变。任何对公认的父祖之国的利益的严重背离，都难免会直接危害到其政权（甚或政党）的合法性。孙中山1919年以前十年对日秘密交涉的做法，到"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骤然停止的这种变化，就清楚地显示了来自民族主义觉醒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五四"以后的孙中山在对日问题上发生怎样了的态度变化呢？在此之后，孙中山固然也还曾向日本要求过援助，但却再也不曾有拿涉及主权和领土一类的国家权益做交换的记录了。不仅再没有这种记录，而且孙中山还开始公开声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斥责日本占据胶东半岛，甚至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25年租期满后，即1923年以后即应"退出满洲各地"。[8]和1918年以前孙中山所留下的那些以满洲等权益为诱饵要求日本援助的种种记录相比，这一变化实有天壤之别。孙中山为何会突然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当然是因为"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爆发；参与"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外交官被殴、官邸被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民众压力拒签和约；学生、商人乃至工人空前动员，对野心日本同仇敌忾，罢课、罢市、罢工，并实行抵制日货运动。所有这一切，不仅标志着中国国民中民族主义的极大觉醒，而且标志着过去一向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操纵的秘密外交时代，已经开始要步入国民外交的时代了。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都再难背着国人牺牲父祖之国的重大权益而不受惩罚了。孙中山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既是情势所迫，也是顺应潮流，转而引领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有远见的政治谋略。当然，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孙中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识开始明确起来了。这之后，孙中山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有过的最大的妥协，大概只有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一件了。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在中国政府无力阻止白俄利用外蒙反对苏俄的情况下，"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但十分明显的是，孙中山坚持了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的前提条件，并迫使越飞明白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9]也正因为如此，当1924年春中苏外交谈判时，孙中山对共产党人力主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曾明确表现出强烈不满的态度。当然，孙中山很快就去世了，我们无法预料在此之后的孙中山是否就绝对再不会为"革命的短期利益"，乃至于政权的暂时巩固，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了。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看清事实真相，纠正错误史观，正视中国走到今天的路径所在，我们需要一部三观正、有分量、敢于讲真话的作品，重新挖掘被掩埋的真相。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因此，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自己也承认，他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破案”。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他生于1942年，一生坎坷。先是遭遇5年劳改，后又蹲了3年冤狱，被时代无情吊打后，他看透了人性复杂，社会多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他不是江湖大佬，也不写武侠小说，但他研究江湖，喜爱武侠，并以此为视角，成为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备受名家推崇：钱理群说他的理论是解释中国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张鸣说他的书有非常大的贡献，雷颐老师则认为他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可怕现象。李慎之先生更是惊呼他的书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他就是王学泰，一个历尽沧桑的传奇学者，一个其理论可以传世的历史学家。生活在动荡年代，“见识”也会成为一种罪过。16岁那年，王学泰用常识判断，小麦亩产120万斤根本不可能，于是提出疑问，结果受到公开批判，两年后高考还被降格“发配”到工农学院。后来，他对信得过的几个同学，讲了一点自己听来的“内情”，结果就被举报，成为“反动学生”，毕业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劳改。这样的经历，让王学泰深刻感受到人性的幽暗和弥漫到整个社会的敌意，他想不明白这种败坏究竟源自哪里。但他“学乖了”，转而踏实劳动，一干就是5年。5年后，他终于被“赦免”，来到北京郊区一所中学工作。没成想，后来仅仅因为读了一本《推背图》，瞎聊了几句，竟被当成“政治谣言”大案的主犯，被判刑8年；又因表现得不够服从，刑期被追加到13年。万幸的是，改革开放很快来临，第三年他就被平反释放了。也许是因苦难而收获，正是在狱中的经历，让他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并由此发现“另一个中国”。那个时代，监狱里有极好的人，也有极差的人，有极具才华的人，也有极其恶毒的人。王学泰与他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看到了太多的恶人与恶事，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江湖险恶”。但他并不害怕，他只是不明白，人为什么可以变成那样？他感受到坏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深远的联系。王学泰后来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王学泰发现了监狱中坏人身上的共同点：他们不相信原则，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利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不惮以最卑劣的手段去坑害别人。学者特有的直觉告诉王学泰：这些特点已经很难用人性来解释，而应来自于某种积淀已久的文化。出狱后，王学泰不仅将狱中经历记录，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监狱琐记》，更是沿着多年的思考，继续深挖社会运动、人性之恶的文化根源。他要给自己的悲惨遭遇一个交代，他要找到那个荒诞时代的真正起源，他要彻底搞清楚中国究竟从哪里来。王学泰的研究，指向了“另一个中国”。他发现了在“儒家文化”的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庙堂和学堂之外，在荒野乡村，在城市里的穷街陋巷，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游民。他们不事农业生产，长期游荡在社会边缘，不仅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甚至还数次改写了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大多数“农民起义”实际上是由游民发起；◎古代不少帝王，如刘邦、朱元璋，以及最后失败的洪秀全，都出身于游民；◎鲁迅塑造的集合了中国人性格的阿Q，本质上是一个游民；◎《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也几乎全都是游民。为此，王学泰还写了一本《水浒识小录》，从游民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水浒传》里隐藏的文化密码。随着研究的展开，王学泰发现：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导演者，也是他在监狱中所见到的那些坏人身上都具备的“文化特质”。王学泰还发现：“游民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发展，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有点“游民意识”。受游民文化影响越深的人，越容易变成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一样的人，为破坏规则、践踏道德找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正当性，做起坏事来不仅没有底线，甚至连负罪感都没有。这种文化推广至整个社会以及朝代更迭，正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很难走出历史三峡的文化根源。王学泰把多年的思考浓缩成一本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本书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也将是一部可以传世，理解中国永不可缺失的书。2018年1月12日，76岁的王学泰病逝，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很多学界同仁总是感叹他走得太早，但他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和著作，却始终警醒着世人。而在今天，这一研究仍值得我们继续去发掘、延续。想了解王学泰和那个时代，《监狱琐记》不可不读，想了解游民文化对中国民间小说话本的塑造，《水浒识小录》不可不读，而想要了解游民文化、理解中国问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更是不可不读。诚挚推荐王学泰作品，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他是真正的史学大师，却被同时代的我们低估埋没中国文化的两个面向：士文化与游民文化豆瓣评分8.9，这本大尺度“禁书”现在能看了！朋党、灾荒、游民——传统中国的三股暗流如果看不到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懂“游民”就不懂《水浒》，不懂《水浒》就不懂中国《游民文化》：揭秘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明朝的进与退：东西方文明为何擦肩而过？文：张宏杰

事情总是这样的：沽名钓誉的假学者、假专家总是能大行其道；而真正埋头做学问的人，却总是籍籍无名而被忽视。王学泰正是这样，他一生都在开拓着中国社会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领域，且有重大贡献，但只因这些研究更“属于他的后世”而不被同时代的我们所关注，从而让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的时代”。他生于1942年，从小嗜爱读书，甚至达到了“阅读饥渴症”的地步，“没书读与没饭吃的痛苦相去无几”，但是在那个年代，书籍是很匮乏的，他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残缺的《三侠剑》。1964年，大学刚毕业的他，只因直抒己见，而被划为“落后分子”“反动学生”。不久就被发配劳改：“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1973年，他无意间得到了奇书《推背图》，而在将这本书借给一位书友时，他忍不住借书议论时事，从而埋下了被捕入狱的隐患。两年后，借书之人被逮捕，王学泰受到牵连，被拘留。他先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待了一年，随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直到1978年，王学泰才被平反释放，总共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然而，他却让这段由时代所造成的荒谬经历，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源泉。王学泰眼中的监狱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仅有“极差的人”，也少不了“极好的人”，都是社会上不常见而却又是典型代表的那种人。在狱中的艰苦条件下，他坚持读完了马恩全集20卷。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段狱中经历，而是在多年后，以此为素材，写就了一部《监狱琐记》，不仅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囚犯，还再现了那个年代真实的狱中生活，成为了解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史料。最重要的是，在狱中见识到的大量底层人士，直接成为了他研究“游民”的动因。他曾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历史学者雷颐也认为：“王学泰的社会阅历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的洞察力，一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体会没有他深。正是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深入了解最底层和边缘的人群，为他以后的游民研究打下基础。”出狱后，因读书而获罪的王学泰，又因读书而投考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学校认为他“履历复杂”，不予录取，然而，幸好，文学所的领导陈荒煤先生，在了解他的情况后，说到：“这个考生只是个1949年后的大学毕业生，经历很简单，履历有什么复杂的？是我们把他搞复杂了。”正是在社科院，王学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游民文化”的研究，被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评价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著名学者张宏杰也赞誉他的研究是“1949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旧墙上开新窗式的学术成就”，并且，还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之一。叔本华说：“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就越不被他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仅是他的时代，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王学泰正是这样，在他之前，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精英文化的舞台，在他之后，底层社会流行的“游民文化”才开始有了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可能。他发现，“游民”、“游民文化”和“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与意识几乎仍然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这一发现，不仅会让我们重审中国历史，更会让我们重塑自我意识。“游民文化”，听起来似乎很冷门，和我们没太大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我们严重忽略了、低估了。而其实，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可能几百年后，它的价值也只会越来越被重视。正如著名学者张宏杰所言：“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社会充分的认识。他的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也并不广为人知。”他是最不应该被低估、被埋没的学者，然而却严重被低估、被埋没了。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阅读王学泰作品：《监狱琐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识小录》。《监狱琐记》是王学泰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不仅是理解王学泰本人的必读之书，更是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重要稀缺史料，具有极高收藏价值。《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王学泰花费一生心血所研究到的最大成果，以“游民文化”为视角，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中国历史，更可以重新看待我们自身，最重要的是，它的重要性目前仍被严重低估，未来的潜力或许是不可估量的。《水浒识小录》是王学泰读水浒的研究发现，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不一样的水浒，还能让我们从水浒中的“游民文化”来重新理解我们的历史。这三本一起系统阅读，更能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中国文化的两个面向：士文化与游民文化豆瓣评分8.9，这本大尺度“禁书”现在能看了！朋党、灾荒、游民——传统中国的三股暗流如果看不到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懂“游民”就不懂《水浒》，不懂《水浒》就不懂中国《游民文化》：揭秘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秦朝之后，历朝历代的新兴王朝都无一例外要先鞭笞秦始皇，批评其暴政之无道令天下众生得苦，以此彰显自身仁慈。虽然所有王朝都在鄙视秦朝，但是所有君王又都在效法秦始皇，于是所有王朝最后也无法避免秦朝的下场。青年历史作家谌旭彬《在秦制两千年》中，将“秦制”总结为两点：·

公里的范围。断断续续的溪流偶尔打破它的单调。有人说，传说中的罗得之城就在这个地方，《古兰经》中对这个城市有所提及，《圣经》中将其称作所多玛。上帝亲手将其毁灭，并以盐撒满四处，使这片区域成为不毛之地。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毛主席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叫申英力的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到了三十四年，一次朝会上，一个齐国来的儒生叫淳于越，引用老规矩，批评新政策，说话让秦始皇不爱听了，于是，丞相李斯趁机提了一个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李斯列举了三类书: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史官非秦记”)、儒家经典(“《诗》、《书》”是代表)和诸子著作(“百家语”)，认为统统都该烧掉。这个建议秦始皇采纳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三者虽然同为打击对象，但损失是不一样的。诸子书，尤其是儒家经典，在社会上流行已久，有的是所谓“家藏户有之”。你要禁，儒生们就把书藏起来;藏不住，我咬咬牙还能发狠把书背下来，等到哪天不禁了，我再默写出来。所以经秦火这么一烧，儒家经典的版本虽然因此出了大问题，引发后来持续几乎两千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但流传下来的典籍，总还是不少的。历史书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山东六国的历史书，基本就是各国的档案馆里只有独一份，一烧，就没了。剩下来的，只有秦国的历史书，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还不光是写历史的人可能不诚实的问题。再巧妙的谎言，多少会露出些蛛丝马迹，可以让后来人循着它找出真相。但更糟糕的是，秦国一直是地理很偏僻、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从春秋往战国过渡的这一段，秦国在崤山以西静悄悄地待着，跟山东六国没什么来往，因此崤山那边的许多大事，在它的史书上一片空白。无意遗忘掉的东西，比有意抹杀掉的东西，往往更难钩沉复原出来。所以司马迁写历史的时候，就深感史料不足，在“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后面，连写了两个“惜哉”，痛心之极。以上节选自刘勃老师的《战国歧途》，有书友评价：仅商鞅黑洞一章就值回书价，小编深以为然。刘勃老师写史语言诙谐幽默，读起来完全不会感觉枯燥：今天给大家推荐刘勃作品集“青春中国四部曲”包括了《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匏瓜：读〈史记·孔子世家〉》和《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四部作品。关注从先秦到汉代的华夏古史，这恰是奠定中国未来气质的青春期。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从列国纷争到大一统，从贵族统治到皇权专制，从百家齐放到独尊儒术的转变。作为知名历史作家，刘勃没有采用常见的通史写法，而是选取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群体和个人，观照时代和国家的变迁。他擅长在史料基础上讲故事，重新勾画熟悉又陌生的古代中国世界。在经典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书写有力度的趣味历史。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皇帝好大喜功，后果有多严重？刘勃：史家从来不尊曹，文人自古爱阿瞒儒学三千年：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密码谌旭彬：商鞅到底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全民公敌？张宏杰：为什么说商鞅变法彻底毁了中国人？周秦之变：两千多年帝制血泪史的根源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秦制两千年：走不出的历史循环

▲视频来源@谌旭彬谈历史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谌旭彬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但往往越常识的东西，越远离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正所谓：“商鞅不死，鲁难未已”。▍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并无固定政治信仰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卫是小国，不得不依附强大的魏国获取生存；商鞅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的门下，自称“卫国公孙”，因而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的称呼。

▲二战时日军轰炸宿迁城航拍图我不记得在宿迁住了多久。宿迁宿迁，到底几宿而后迁？只记得进了宿迁教会之后倒地便睡，足足睡了两天，偶然起来喝点水。这两天，简直是神仙了，不用再支持自己的体重，不再抵抗地心引力，由颈部到脚趾的肌肉关节都放了假，这几尺干净土，就是大同世界、人间天上。难怪俗语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想那庄稼汉在一天胼手胝足之后，突然躺下来庆祝释放，才发明了那两句格言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今转了个弯儿，让我知道。这是头两天。▌空袭警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母亲最爱《马太福音》，说《马太福音》是四福音里的压卷之作。她对我说：“来，你是住在神的家里，要天天读一段《圣经》。”她教我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忽然，警报，空袭警报中的预备警报，日本飞机要来。那时，小地方发布空袭警报是派人沿街敲锣，大地方如宿迁城，是由臂力强健的人摇一个类似辘轳的东西，“辘轳”转动达到某一速度，发出电来，警报器就呜呜地响起来。除了入耳惊心的警报器，还有触目惊心的警报球，一个球代表预备警报，两个球代表紧急警报，三个球代表解除警报。听见预备警报响，我跑到大门外向天空张望，没看见球，只见大人怒气冲冲把我拖进去。教会有许多人口，大家慌忙进了教堂，他们是把这个高大宽敞的建筑当做防空洞了。可是防空洞应该在地下。“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大教堂的目标太暴露太突出了。城造在山上不一定就好。躲警报的人进了教堂就跪下祷告。祷告完了，敌人的飞机并没有来，空袭警报也没有响。大家再祷告。天空依然很安静，有些人就回家去了。大教堂讲坛后面有一个夹层，颇似戏院的后台，有梯子可以爬高。我没回家，偷偷地往上爬，从玻璃窗看见了屋顶。想不到，大教堂的屋顶是洋铁皮铺成的，他们用整个屋顶漆了一面美国国旗，日光直射之下很鲜艳。距离太近了，几乎盖到我脸上，花花绿绿，令我眩晕。这面国旗想必是给日本飞机的轰炸员看的，他一定看得见。城还是可以造在山上。这是第三天。▲宿迁耶稣堂▌大轰炸：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以后的日子很模糊。也许是第七天吧，没有读经的功课，我整天都在打算怎么溜出去。毫无目的。总有些名胜古迹吧，也不知道去寻找。如果这天下午我在外游荡，后事如何就很难想象了，幸而我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午后，警报响了。我们都进了大教堂，教堂里的长凳子钉在水泥地上，搬不开，我们只好趴在凳子下面。这回真的听见了俯冲投弹的声音，飞机忽然变了调，受了伤似地嚎叫，接着地动山摇。大教堂像个小舢板，尾巴往上一翘。也听见高射炮声。炮弹和炸弹不同，地面不会震动。那时，一架轰炸机在翅膀底下挂两颗炸弹，炸弹用黄色炸药制造，威力小，要摧毁一个城市，得出动好多批飞机，一拨一拨轮番轰炸。我们在教堂里，听见飞机来了，走了，炸弹轰轰地响，附近的房子稀里哗啦，沉寂了，可是轰炸没有完，还有下一拨。两拨轰炸之间，那一段平静才教人觳觫。你只知道逃过一劫，不知道是否逃得过下一劫。一根细丝把宝剑吊在你头顶上。我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日军轰炸宿迁时的影像▌废墟、死亡和残酷的故事警报解除，走出教堂，看见日色金黄。这次轰炸由午饭后炸到晚饭前，够狠。这一炸，我是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走出大门一步。以后几年，我只要听见汽车马达声，立刻魂飞魄散。大轰炸后，日子过得浑沌，对日出日落全没有印象。不能忘记的，是断断续续传进来的一些消息。有些人失踪。一个警察说，空袭时，他正在街头值勤，敌机业已临空，犹见一人行走。依照规定，空袭警报发出后，行人一律就地止步，但是，如果行人存心取巧，对拦阻他的民防人员撒个谎，伸手向前随便一指，说“我的家就在前面”，可以越过封锁。在那种情形下，为什么千方百计要在街上行走？不知道。那时代，人喜欢卖弄自己的小聪明犯规。警察说，他无法制止那个行人，他自己业已卧倒隐蔽，只能注视那人，为他着急。只见地面裂开，射出火和尘土来，那行人从此踪影不见了。那警察简直以为自己白昼见鬼。有很多家庭要办丧事，丧家到处找棺材，找墓地。有人四出找一条人腿，他爸爸的腿。他爸爸死于轰炸，一条腿不见了，孝子希望找回来再入殓。轰炸时，有两个棋迷正在下棋。房子左右都落了炸弹了，棋子飞走了，棋盘也飞走了，两个棋迷还望着歪斜了的桌子发呆。警报解除后，两个棋迷又拾起棋子棋盘，回忆那盘没下完的棋，把残局摆好，一决胜负。谁料在这个时候房子忽然塌了！好像老天跟他们开玩笑。这次宿迁炸死许多人。那死亡经过平淡无奇的，在死者家属吞声时就湮灭无闻了，能够传到教堂院子里来的，都有些曲折耸动。然后，再经过众人过滤，百中取一，进入街谈巷议，然后，千中取一，进入渔樵闲话。最后成为故事。故事的存在和流传，已不是根据受难者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抗战的需要，而是根据听众的兴会。不能仔细想，仔细想就会发现残酷。我在这里很残酷地记下几则故事，可以在茶余酒后流传的故事，而遗漏了千千万万摧心裂肺的家庭。▲图为日军轰炸后，燃烧的长沙市区▌瓦砾、弹坑，还有活下来的人们魏家老大忽然来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惊喜。魏家和我们一同逃难，中途因意见不同分手。魏家两兄弟，老二送我们南下，老大带家人北上。我家的行李也因此分成两担，其中一担由老大挑着走，暂时保管。老魏突然出现，使人感到劫后重逢的情味。他对于我们带着他的弟弟到宿迁来挨炸有些抱怨。他说，由他暂时保管的那一担行李，半路上被强盗劫走了，有一番惊险。虽然他的脸色沉重，他仍然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客人。老魏也带来两个好消息：台儿庄会战结束，兰陵成为后方，可以回家了；回家以后，魏家将择定吉期，为老二成婚。动身离开宿迁，我才看见轰炸造成的瓦砾。每一片瓦砾，原都是这个家庭一代或几代的爱心和奋斗。碎瓦片是真正的废物，什么用处也没有，垃圾不如。经过了几天清理之后，瓦砾下不会再有尸体，也许有血，我看见狗在上面用鼻子探测。一个一个家庭，不招谁，不惹谁，就这样毁了。飞行员大概从来没有机会看见他留下的弹坑，难怪他英俊潇洒，一尘不染。瓦砾场并不是很多。大轰炸时，简直以为全世界都毁灭了，其实不然，宿迁只是像一张床单上洒了些墨水。我真希望能指给飞行员看，使他明白他的伎俩不过如此。日上三竿，阳光逐渐强壮。宿迁，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它是我面对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使我看见人生多么复杂。阳光下，一个一个宿迁人和我交臂而过，一脸前仆后继的悍然。▲图为淞沪会战时，在日军的大轰炸中受伤的一名老人和一名孩子▌日本兵的放纵和教会里难民的反抗回程完全照老魏的意见行事，出宿迁，经东海，转赴郯城，到南桥。这些地名从小就熟识，古时的东海郡，后来的海州，现在的江苏东海县。古时的郯国，郯子故里，曾子讲学处，“感天动地窦娥冤”的故事产地，现在的山东郯城县。老魏带我们走小路，东海和郯城的县城全没看见。我只记得满眼的小麦。投宿是在小村庄的街巷露宿，大人轮流值夜，一路所到之处非常寂静，真空一般的寂静，若不是庄稼长得那么好，你真以为没有人烟。归程十分从容，魏家兄弟俩轮流挑着行李走，不挑担子的那个就抱着弟弟。一路不断休息，母亲能赶得上大家。看来光景美好，只是大战后的寂静还有压力。沿途休息的时候，老魏谈说家乡最近发生的事，他提到临沂的教会。从三月十三日开始，国军和日军在临沂附近打了五十天，最后围城，攻城，巷战，双方抱在地上打滚。伤兵运不出去，全送进美国教会，临沂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跟了去。日本兵进了城，见人就杀。他们沿街敲门，趁里头的人开门的时候用刺刀刺死，大街两旁，几乎家家门框门限上有血。他们要教会把伤兵交出来，教会没答应。那些伤兵总不能老是在里头躲着呀，怎么个了局呢？老魏也谈到峄县的教会。峄县县城在兰陵之西，只有五十里路。对兰陵影响重大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峄县，另一个才是临沂。日军先到峄县，后到兰陵。峄县南关的教会收容了很多难民。有一个日本兵喝了酒，带着刺刀，来敲教会的大门。大门里头院子里坐满了难民，有个人站起来把门打开。日兵一刀把开门的人杀了，冲进去又杀死一个老头儿。他大喊“花姑娘的有”，意思是要找妓女。院子里的人慌成一团；不敢回话，那日兵又顺手杀死一个老太太。那一院子难民里头当然有许多壮丁。他们看那日本兵杀了一个又一个，眼也红了，就到厨房里一人拿一根木柴，一拥而上，把那个小日本鬼儿乱棍打死。这可不得了，日本人能罢休吗？日本人到教会去调查过，最后承认是他们自己的错。我松了一口气。可是老魏说：教会只有巴掌大，能藏几个人，还得中国人不怕死，跟他拼，跟他干！▲图为抗战时期，法国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徐州建立的一处难民收容所▌毁灭不仅来自敌人，也来自贪婪的人对于回家，我缺少心理准备。兰陵城外有许多松柏，参天并立，排成方阵，远望很有几分森严。兰陵王氏在明末清初发迹，开始经营祖宗陵墓，这些松柏，就是古人的伞盖，这些松林，也象征祖宗的余荫。战后归来，那些松柏全不见了，每一棵树都在齐腰的高度锯断，剩下一根一根木桩。锯树的人为了省力省事，没有坐在地上朝根下锯。战争来了，又走了，四乡的穷哥们儿紧紧踩着战争的背影，抢伐抢运，一夜之间就光景全非了。松柏不流血，你杀了它它冒出来的是香气，事隔多日，还有松香附在尘土上逐人。这种树林叫“老林”，老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俗语说谁动了谁家老林的土，那表示谁对谁有不可解的怨恨。唉，唉，这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回到家，大门，二门，房门，所有的门框门板门限都没有了，窗也没有了，桌椅家具当然更没有了，总之，所有的木制品荡然无存，出入畅通，毫无关防，完全不像私人住宅，完全不像。那时的房屋，门窗上端有一块横木，叫“楣”。照例使用极好的木料。起朱楼盖华屋叫“光大门楣”，人的气运衰败叫“倒楣”，可见“楣”之重要。现在，我家的每一处“楣”都没有了！看样子，有膂力强的人来，使用十字镐一类的工具，硬生生地破墙取去，所以，每一个门窗都成了一个大洞，四周围着犬齿形的砖块。▲本文作者：王鼎钧先生还有，院子。院子里本来有一棵枣树，我曾在树下念诵：“我家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也曾透过萧瑟的固执的枣枝仰望奇怪而高的秋空。院子里本来有两棵石榴，我曾在树旁学会了“五月榴花照眼明”，数一数几朵雄蕊几朵雌蕊，计算能结多少石榴。战后归来，枣树没有了，石榴树也没有了，院子里的土被什么人翻过，好像准备在这里种菜。那些人从四乡来，闯入有钱的人或者曾经有钱的人家中，检查室内室外每一寸土地。他们用一根木棒撞击地面，听那响声，如果有共鸣，咚咚似鼓，地下一定埋着一缸细软，马上动手挖。通常，埋在室外院子里的东西体积很小，例如玻璃瓶里装几件首饰，得用另外一个方法检查，那就是学农夫翻土，翻到埋东西的地方，土的颜色不一样。如果院子很大，就把耕田用的牛和犁使上，小东西埋得浅，说不定犁刀过处它就跳出来。我家的院子就像犁过的一样。我联想到成语“犁庭扫穴”……那时，我就应该想到，阶级斗争完全是可能的。当天早晨弟弟听说要回家，很兴奋。他虽小，对旧家必定也有些记忆吧，站在院子里，他一再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家？”母亲望着我：“这一回，咱家可是穷了！”然后，她奋然说：“魏家老二结婚，我一定送一笔厚礼，厚得教别人没有话说！”以上摘自王鼎钧回忆录《昨天的云》第八章。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堪称20世纪中国百年史的博大题材，能真实呈现，就殊为不易，而鼎公的文笔，以台湾散文“崛起的山梁”著称，以格局和气象见长，更让这部书洛阳纸贵。因历经1940年代各种战争，王鼎钧先生看到了人性最可怕、最丑恶的一面，可以说识尽人间愁滋味，他洞彻人生和人性，但不否定人生和人性，他永远坚持纯洁，但绝不是天真。真乃智者。王鼎钧还完整经历了那个年代长途奔波的曲折和坎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在天津被俘、俘虏营训练、徒步行走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最终从上海远走海外……一路上，各种危机、冲突频发，各种艰难、意外互相纠缠，一个个场景震人心魄。王鼎钧说：“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而此时，正值中国政治哲学形成的黄金时期，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逻辑，便种下了浓烈的帝制基因。此后，虽有汉朝独尊儒术，却不过只是为了帝制的国家机器，披上一层合法性外衣。

▲左诸葛亮，右吴用诸葛亮和吴用，分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经典的谋士形象，两人都是读书人，都是“军师”，因此常被人们拿来对比。但有人觉得，他俩根本没任何可比性：·读书品味上：诸葛亮读的是治国平天下之书，未出茅庐，就已名动天下；吴用读书则是为了求取功名，可惜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定力上：诸葛亮出山之前，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但他没有选择走捷径，去投靠某个已称雄一方的诸侯，而是静候“潜力股”刘备三顾茅庐；而吴用却为了一笔横财，劫取生辰纲，铤而走险，最后落草为寇。·认知上：诸葛亮未出茅庐，《隆中对》已定天下三分；吴用却对北宋以及当时的天下大势，没有任何战略层面的认识。·谋略上：诸葛亮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孟获，早已被奉为中国式谋略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吴用智取生辰纲、拱火林冲火并王伦，赚取卢俊义、秦明，用的全都是小聪明、鬼点子、黑手段。·品德上：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依然鞠躬尽瘁，辅佐平庸的刘禅，被奉为“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榜样；而吴用在宋江上梁山后，很快就抛弃晁盖，站队宋江。·成就上：诸葛亮大治川蜀、开疆云南，《出师表》更成千古名篇，文治武功，无一不是读书人的天花板；吴用虽然混成梁山实际意义上的“二号人物”，但并没有带领梁山兄弟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最后连自己性命也搭进去，“梁山军师吴用”也因此成了一个贬义词——无用。总之，诸葛亮和吴用，同为四大名著里读书人出身的军师，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种比较虽然浅层，但也直观，好处是能快速抓住人物的优劣，缺陷就是没有深入的分析，也没有阐释出两个相似的角色，为何表现如此不同。三国与水浒，诸葛亮和吴用，一直是文学、评书、影视剧的大热门，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能从中国历史文化基因的深度来比较、思考这一现象，进而帮助我们把精彩、鲜活的故事，升华为对历史与现实有深刻洞察的作品。比如：水浒中都是些“杀人越货”的勾当，这样的作品如何成为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巅峰作？诸葛亮高风亮节，其他人物也多塑造他们忠厚仁义的正面价值，这与水浒截然相反的精神面貌，到底谁代表了中国文化？又如：水浒中严重不符合道德价值观（不仅不符合当下，也不符合古代）的情节，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当下很多家长要求将《水浒》章节从学生课本中删除，是对塑造正确价值观的要求，还是曲解了这部经典？对于文学艺术作品，很多的争议、不解，其实都源于对现实的不解。三国与水浒作为两部以历史为依托的小说，背后深埋的是中国历史的逻辑，很多人不解经典，只是对历史现实的陌生。然而，却鲜有人有能力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真探讨这一现象。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家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出版。王学泰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面向，有大雅之堂的士文化，也有底层社会的游民文化，而主导中国历史的，不仅是士，还有庞大的游民群体。诸葛亮被塑造成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完美人设，甚至达到了“神”的级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他身上都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儒家思想主导的“士文化”，在《三国演义》成书的明朝初年，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士文化”无法解释吴用以及《水浒传》。吴用既不是士大夫，也不是农民，王学泰给吴用和大部分的梁山好汉起了一个准确而又形象的名称：“游民”。这一群体的处事风格和心理特质，就是典型的“游民文化”。用游民视角看水浒，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水浒中为何全是杀人越货，但却是艺术经典；明白了施耐庵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也许从这一角度来说，水浒的成就，要远远高于三国。作为“游民学”的奠基之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该领域第一本，也是出版即封神、迄今无人超越的唯一一本。历史学家张鸣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它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中，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从游民文化的高度，研究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因此，读本书后就会明白，吴用与诸葛亮之间巨大差别的原因所在：诸葛亮祖上是琅琊望族，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官员；他能“躬耕于南阳”，有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他结交的也都是有学之士，不说“谈笑有鸿儒”，至少“往来无白丁”。总而言之，他的起点要比吴用高太多，所以才可以隐居卧龙岗待价而沽。▲卧龙岗相反，吴用的生存状况则要困苦得多，他完全是平民出身，靠着在乡野山村做私塾先生艰难求生，结交的基本都是文盲，甚至还有流氓，生活从来没有着落。用王学泰的说法，他们本质上都是“游民”。游民与平民百姓不同，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常常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不相信未来，不相信原则，只相信利益，往往会以暴烈的手段求取“翻身”的机会，哪怕是落草为寇，甚至是造反，他们也愿意豁出一条命。这就是吴用不同于诸葛亮，李逵不同于张飞、宋江不同于刘备的原因，也是他们之间差距的关键，因为游民文化只能是“官文化”“士文化”的陪衬，甚至牺牲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绝大部分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李自成、洪秀全）。相反，成功的改朝换代，大部分都是豪强或军阀与士大夫的组合（如刘秀、杨坚、袁世凯）。曾任周总理外交秘书的李慎之高度评价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读懂中国的三个维度——历史、文化、社会，“游民”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词。先知书店诚荐本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可一并选购王学泰作品集和中国历史的四股暗流）：▍延伸阅读朋党、灾荒、游民——传统中国的三股暗流如果看不到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懂“游民”就不懂《水浒》，不懂《水浒》就不懂中国《游民文化》：揭秘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这说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没有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的手里。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运抵台湾，无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之类，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后，就被近史所收藏起来，于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个档案馆。但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也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和美国那样的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大陆搞档案馆，是建国以后跟苏联人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各省市自己的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事，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其在大陆阶段的历史档案的部门，至少就不少于6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的历史档案，和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则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或者该部门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其他方面，比如近史所档案馆。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很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大概这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多人来参加。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阵式。而他们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和我在1995年那次看到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学者们对这些单位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相反，很少讲客套话，喜欢放炮的众多台北学者，这回对上述单位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比较大陆的档案机关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的情况，不禁让人感慨系之。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的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台湾搞所谓“民主化”从某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在议会中公开批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部门的形象、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哇，我当场差点晕倒！会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国史馆，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结果连个咖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后来才听说咖啡待遇是党史会某位接待人员热情服务的见证。可惜我到党史会查档时，此公已经退休。当然，我还真的赶上过一次咖啡待遇，只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的刘姓先生给屋子里所有查档者都送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却独独没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举是冲着当时满屋子的日本学者呢，还是向那几位受聘为日本人服务的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或者干脆就是反感大陆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务在今天大概是只剩下了个美好的记忆罢了。不过，无论有没有咖啡服务，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以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忱与周到。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我们一些部门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我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第二，大陆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利用困难；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由它转批档案馆办理。这么一圈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时间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再查，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这种查档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去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档案收藏部门去要求查阅档案。也没有人会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你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每天每天地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经常会被告之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件人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者自己想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各个档案收藏机构，如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以后，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份，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已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荡然无存。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国看档案时，他们当时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我们的档案馆今天似乎还远未困难到这种程度。在台北看档案，情况和各国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一个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由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会有所理解。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