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天（实际上不能算一天，我把第一天的12点到第二天的12点算作一天）仍历历在目，不能淡忘，现在将它写出来，算是我对知青生活的一个回忆吧！

   那是1971年的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水利一团三营十一连的水利施工已经结束，连队也从曼贺南搬到孟哈，借住在傣族老乡家里，等着上级安排。5月中旬，旱季尚未结束，雨季还有十多天就应该到了，耳边似乎已经响起远方的轰轰雷声，已经干热了几个月，也盼着雨水早点降临，将大地的酷热冲走。

   那天上午干什么活已经忘了，午饭后又一次集中，连长指导员照例训话后宣布除二排七班外解散，随后安排我们七班出公差，今天的任务是回曼贺南扛米和蔬菜，我们连队虽然已经搬到孟捧附近的孟哈，但粮食关系还在孟润的曼贺南那里，菜地里还有蔬菜，连队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人力运输，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派人去扛回来，派一个班扛这些东西，分量不算重，但旅途很远，从孟哈到曼贺南要路过团部，从孟哈到团部大概30里路，团部到曼贺南大概20里路，当天是回不来的，要在曼贺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能回来。解散后回宿舍拿了杠棒、绳子、麻袋，戴上斗笠就出发了。

   下午二三点钟，是西双版纳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烈日当空，一点风都没有。在太阳底下晒着走路，似乎气都喘不过来，本来午饭后可以睡一会的，现在要冒酷暑出发，未免懒洋洋，不成队形的赶路，几个月没有下雨，路上积了厚厚的尘土，脚踩上去噗噗作响，扬起一阵阵粉尘，如果有拖拉机过去，砰砰砰一阵尘土飞扬，我们马上躲到路边，等粉尘静落再继续走。

   到西双版纳已经一年多了，从外形看，我除了鼻梁上的那副眼镜还残存着城里人的痕迹外，实际上同知识青年这个称呼已没有什么关联，黢黑的皮肤，高挑干瘦的身材，衣履褴褛，左右二个脚的松紧鞋都露出大脚指，如果不说话，活脱脱一副农民的样子。女知青可能还穿袜子，我们男知青早已忘记穿鞋前还有穿袜一说了。

   对我来说，最难熬的1970年过去了，去年进入雨季后，先是痢疾一场，我喝了雨季第一场雨后的河水，第二天就发作细菌性痢疾，拉的最多那天一天拉了二十几次，除了带血像脓一样的东西外什么都拉不出来，但老是要拉，一周后方好，人都瘦脱一层，听说其他团有患细菌性痢疾丧命的，我们团倒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在水利施工中也没有发生伤亡，很值得到我们团担任各级领导的军队干部们庆幸的。然后是水土不服而腿上皮肤溃烂，靠营部医助发的鱼石脂药膏治疗，黑黑的抹在疮口上，裤子上被子上药迹斑斑，烂脚不能算疾病，不严重的不能请病假，疮口泡在水里，疼痛难忍，又反复感染，腿上同时有几个疮口，几个月后才慢慢结口。再后因为营养不良而水肿，看看挺胖，额头上一按一个扁窝，半天弹不起来。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压抑，本来由于父亲被打倒，我属于成份不好的一类，偏偏还喜欢多嘴多舌，屡屡挨斗，不得不低头认错检讨,换得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雅号，夹紧尾巴做人。

   去年，我为了一件琐事当面顶撞副营长周道，大概是因为自己看书多一点，喜欢老嘎三千，看不起当地干部，具体为了什么事都忘了，可能是他认为我哪件事做错了，我不服气，不想改，也不想听他说话，回他一句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先生！他勃然大怒，抓住先生这个名词大做文章，说先生的称呼是资产阶级的，我这么称呼他是对他的侮辱，说明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等等，等等，被他组织全连批斗了几次，可能是我真诚认错，才没有被追究下去。到年底，一个军队干部看我干活很卖力，几次表扬了我，日子算是好过一点了。

   孟哈属于孟捧坝，而曼贺南属于孟润坝，得翻好几座山，走了一二个小时，天不那么热了，大家的话开始多起来，我们班一共有九个人，大家相互之间相处很好，一直嘻嘻哈哈的，偶尔会有人说话得罪人，但年轻人心里不会存疙瘩，很快就过去了。班长李联福和副班长张国权，还是很关心人的，平时相处都不错，走了十多里路，李联福叫大家休息一会，我们都找阴凉处将就休息，有人干脆躺下，不一会就听得打鼾声，我和陈全连睡不着，躲一边聊了起来，大概是家庭状况差不多，我同他的共同语言多一些，他的家庭境况比我家还惨，他父亲是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木匠，性格倔强，经常顶撞上司，1964年，上海市长曹荻秋到协昌缝纫机厂搞四清蹲点，把他父亲作为刺头整，实在找不出什么历史问题（当时整人最好的理由就是历史问题，也无中生有给他塞一个叛徒的帽子），硬把他父亲定为坏分子，归入四类分子，从此全家一起遭殃。他父亲实在受不了名入另册的日子，回宁波老家祭祖后自杀，被乡邻救了下来，曹荻秋之流不仅不怜悯一个年岁跟他差不多已经走投无路想要自杀的的老工人，还说他自杀是向党示威，更加重迫害。文革中曹荻秋也被打倒，说是叛徒，惨遭批斗，但陈全连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平反，他们一家对曹没有丝毫好感。他妈没有工作，他下面还有二个妹妹，都靠他父亲那份工资养活，经济也很紧张。

   我的家庭境地跟他差不多，1968年开始，我爸爸就被“揪出来”，说他在1949年前二次加入过国民党，有过军衔，是国民党少校军官，我一个伯父又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将军，去了台湾，他们很怀疑我爸爸是留下来的特务，我学无线电也被怀疑是我爸爸指使的，为的是装收发报机同台湾联系（我到现在都很佩服他们那么丰富的想像力），当时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爸爸被隔离审查，关入牛棚，不准回家，姐姐下乡到黑龙江时都不能回来见个面。

   由于爸爸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如实交代自己所任职的单位和职务，不能算隐藏的阶级敌人，所以半年多后被放回家，不再关押，也不批斗他了，从牛棚出来以后工作岗位当然没有了，近六十岁的他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从事体力活，去年来信说，现在水泥厂也都在备战备荒，挖防空洞，他在做煤渣砖，工作很紧张，他也倒三班，我真不知道从来没有熬过夜的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写信安慰他，只是一人独自伤心。
我们家弟兄姐妹五个，没有一个有进上海工厂的资格，姐姐去了黑龙江靠近苏联边境的饶河的军垦农场，哥哥去上海郊区的鲁汇公社农村插队，今年初也被赶到云南景洪农场，离我二百多公里，我都没有去过，他那时也没有来过。

   爸爸每周日都雷打不动的给我们三个外地子女写信，我们的家信也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柱。前一段时间来信说，给他定结论了，属于有严重政历问题，敌我矛盾内部处理，也算是解放了，但他没有什么兴奋，工资本来就没有扣，经济上没有变化，人还是在车间干活，仍然三班倒，仍然是名入另册的人。我们二排副张启建的父母文革中也被打倒，他妈去年被解放，还特地打电报给他，内容是“妈已解放，毛主席万岁”，全营都知道了。我可不敢声张爸爸已经有结论的事，有严重政历问题就够喝一壶的了。

   陈全连悄悄的跟我说，他父亲六十岁的人还得干木匠的重体力活，去年不慎从房顶上摔下来手臂骨折还不算工伤，陈全连说起来就要哭，但又不能公开，如果连长他们知道了，可能会被认为划不清界限，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两人默默的坐着，拿飞机草棍在地上蚂蚁队伍里瞎划，跟蚂蚁捣乱。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继续赶路，晚饭时到了团部，班长李联福去交涉，每人拿到一份晚饭，一盆饭加一勺菜，能够吃饱。现在的日子比去年好多了，去年每人每月四十二斤大米的口粮定量，一天三顿干饭，按4，5，5两的定额平均到连队食堂打饭，但没有其他副食品，更不见肉，除了米饭外，全连一百九十多号人就烧一大锅菜汤，每个班半盆，我们一个班围着半盆菜汤下饭，每人拿调羹在汤盆里捞，大家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米饭根本不够，还没感觉饭就没了，说吃饭如风卷残云并不为过，常常半夜饿醒，更引思乡之情，想上海的大饼油条。

   知青们实在受不了没有三月不闻肉味的日子，有条件的都叫家里从上海寄香肠咸肉猪油卷面等等所有想得出来可以寄的食物来，包裹费比所寄食物还贵，上海的工厂也真会做生意，还发明了酱油膏、鲜辣粉等等，可以让家长寄给外地的知青。版纳的公路雨季经常塌方，一堵半个月不通邮，等包裹到时，猪油变质发蚝，卷面发霉，但谁也舍不得扔，我们把坏了的猪油用来炸蚕豆瓣（蚕豆是当时粮站唯一允许我们用全国粮票购买的粮食，9分8一斤），霉卷面换水煮个三四次，等霉味小点照吃不误。有一次，我到团部邮电所拿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肠，又饿又馋，硬是把包裹皮抠一个洞，从中抽出一根香肠生吃了，还把手指上的油舔干净，全不顾旁边傣族老乡的鄙视眼光，饿成这样了，斯文当然没有了。

   吃完饭丢掉饭盆去邮电所，问有没有我的包裹单，邮电所的人历来看不起我们这些连队知青的，草草翻了一下，说没有，如果有也已经给你们三营通讯员拿走了，找出营部通讯员没有带走的我的一卷印刷品扔给我，我忙不迭的拆开，里面是一卷半个月前上海的解放日报和一册最近的国外科技动态，爸爸怕我在农场真的变成一无所知的农民，专门订了一份解放日报和国外科技动态半月刊杂志，每半个月寄给我，我就靠这些报纸杂志了解时事，偶尔从连部文书薛慈民那里看到一二张参考消息，觉得眼界大开了。

   那年三月，老天爷垂青我，连队居然派我和其他三人跟副排长张启建一起到思茅出公差，我们的任务是将从昆明等地（我们称上面）运来的各种物资卸到水利兵团在思茅的仓库，然后装到下面五个水利团来装货的汽车上运回团里，有时碰巧了，上面的车和下面的车一起到，我们五个人就将货物直接从上面的车上搬到下面的车上，省了一道装卸工序。

   水利兵团在思茅有个办事处，他们把我们五人安排住在思茅地区招待所，那可是思茅地区最好的招待所，听说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到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就住在这个招待所的一号楼。招待所的伙食跟连队的伙食简直天壤之别，招待所食堂每顿四个菜，大师傅每个菜都是每人一勺子，汤随便勺，每天伙食费7毛钱，自己出四毛，跟在连队时交的一样，水利兵团补贴三毛。住在招待所里面都是县里和外地来思茅出差的干部和老挝到思茅来学习培训的人员，像我们这样的小青年绝无仅有，我们天天下班后在招待所里嘻嘻哈哈，倒给死气沉沉的招待所增加一点人气，人混熟了，大师傅给我们装的菜也一天天增加，米饭随便吃，虽然水利工程开工后连队也放开吃饭，但这样的伙食也只有逢年过节才有，我们像一群掉入米缸的耗子，高兴得不亦乐乎，干活也更带劲，真的是有一份力，尽一份力。

   负责管理我们的是一个云南的当地干部老段，黑黑胖胖的，空闲下来就拿着他那个水烟筒斜着脑袋抽烟，对我们很好，从来没有教训和斥责我们，我们倒也挺争气，干活积极，从不惹事，别人都夸奖我们，他脸上也有光。

   进入五月的半个月来，我一直在等一个包裹，等我盼了好久的宝贝，那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在思茅汽车站等上面下来的货车，我同一个出差路过思茅换车的干部聊天，他跟我说起去年的庐山会议，说陈伯达在会上反对毛主席，现在内部在展开批陈整风，我方恍然大悟，报纸上天天说的政治骗子是谁了。

   来云南之前，我的信息并不闭塞，由于1966年后全国学校都停课，我在上海家里跟住在我家对面一幢楼里的大伯父学修理无线电收音机，伯父去世后我自己琢磨和靠看书学习，天天将那些收音机拆来装去，那时经常关起门带上耳机收听短波里的美国之音和莫斯科 广播电台，虽然不懂政治，但国内外的事情还是知道一些的，但从来不敢对任何人说起，对爸爸也不敢说，怕他不准我再学无线电了。

   1969年底到西双版纳，就再也没有听到外面的信息。这天听那干部讲的批陈整风跟解放日报宣传的大好形势完全对不上号，无法理解，他还讲了一些其他的国内外消息，更觉得自己闭塞了，当天晚上就写信给爸爸，请求他给我买个上海产红旗牌七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爸爸开始没有同意，一是贵，这收音机当时算最高档的，要172元一台，当时我们每月的工资才28元，一般工人工资也不过50多元，我妈妈不同意；二是认为有中波的收音机也可以了，连队不会同意知青用带短波的收音机。我反复强调在勐腊是收不到中波的，只有短波才行，连队领导会同意的，爸爸见我被派到思茅出差，认为我已经成熟了，有鉴别能力，说服了我妈妈，在我四月中旬回连队后给我买了我所说的那台收音机，五月初就寄出了，十多天了一直没到，这次到团部听说还是没到，不禁神伤。

   吃过饭继续赶路，七点多的天还是亮亮的，气温倒是下降很多，不那么热了，从团部到曼贺南基本上都是平路，我们慢慢有了队形，我跟在李联福后面，不用抬头看路，跟在后面走就行，闲得无聊就看国外最新科技动态，那个世界的产品同我们现在农村使用的物品没有相同之处，看看饱饱眼福，这期上说美国发明了一种背包式飞行器，他们空军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跳伞后可以乘这种飞行器回基地，我跟大家说：说我们现在来一台多好，我先飞到曼贺南等你们，大家哄笑一通。

   天黑了，今天上半夜没有月亮，我们在星空下走路，越来越疲乏，谁也没有手表，也用不着手表，晚上到曼贺南就行，月亮还没有升起我们就到曼贺南了，老连队在曼贺南的南面，我们得穿过曼贺南寨，当时的西双版纳是世外桃源，所谓夜不闭户，路无拾遗，各家各户都没有门锁，听说傣族老乡把钱用夹子夹了挂在内室门后，没有谁会偷钱，寨子只有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围墙，纯粹是防止牛羊走失和野兽来叼走家禽，寨子大门也只是竖二块木板，在上面打几个孔，用竹子穿在孔里拦牛羊及野兽，我们到时竹竿被那天前面走的人拉开上面几根竹子，下面一根没拉开，路过寨子大门我没注意，被那最底下那根栏杆绊了一下，一头扎到地上，眼镜飞了出去，我爬起来大叫眼镜、眼镜，李联福马上把我搀起来，全班一起帮我摸黑找到眼镜，幸好镜片没摔碎，镜腿歪了，我拿起来扳扳正，戴上马上走。

   到老连队已经夜深，找了一个熟悉的同学，说好晚上同他挤一个床，反正晚上不冷，不用被子什么的，有蚊帐就行，我们五人从思茅回勐腊时，连队已经搬到孟哈，这次是头一次回曼贺南，对生活了一年多的孟润坝还是挺有感情的，我是第二批到十一连的上海知青，到孟润曼贺南正好是1969年12月31日，记得那天到时，前面先到的知青已经帮我们搭好草棚及用竹子架的床，只要把卧具铺开就可以睡觉了，吃完到十一连的第一餐，连队的高音喇叭响着二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无非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然后是集中，营教导员训示，规定了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的三不准纪律，想来这三不准还是挺有必要的，不然我们这些入市不深刚脱离父母管教的青年，手上又有点钱，什么祸闯不出来。

   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们的生活完全进入了原始状态：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交通工具，最要命的是没有电，晚上的照明除了自己的电筒外就是煤油灯了，蜡烛是奢侈品，一般是点不起的。第二天是元旦，早晨集中时看到前面一批知青中的虹桥知青吴留龙是认识的，1969年初，我去鲁汇公社插队的哥哥那里，回来的自行车上装了几十斤大米，不会扎，在路上漏了，正好碰上吴留龙，他很热心的帮我扎好，我们在路边聊了一会，互留姓名，没想到会在几千里路外重逢，我向他请教了在这里的生活常识，向连长请假去小卖部买了煤油灯和煤油，从此开始了一年多晚上靠煤油灯照明的生活。

   对我们这些出生成长在上海的知青来说，煤油灯只是在书上见过，我买的煤油灯有一个细长圆形造型像细葫芦的玻璃底座，里面能装半斤左右的煤油，底座上面按着一个灯芯装置，灯芯可以调节，用来控制灯光的亮度，灯芯装置上套着一个细长的玻璃灯罩，点燃后一个人看书是够了，煤油质量很差，灯点燃后冒出一阵阵黑烟，把蚊帐熏得黑黑的，我是中度近视，晚上看书时头得凑在灯前，几个小时下来，脸上特别是鼻孔下二条黑龙清晰可见，那时根本不可能想象有什么书房，我们都把床作凳子，装衣服的木箱底下用竹子做一个比床矮一点的架子，然后二个木箱垒起来就是桌子了，旱季这样看书还可以，雨季蚊虫特多，我就放下蚊帐，隔着蚊帐看书，荧荧灯火陪伴着我度过在版纳曼贺南漫长的黑夜。

   今天晚上似乎并不累，也不知道时间，灭灯后躺在床上跟同学们聊天，挖空心思的回忆以前看过的小说，连忆带编的讲着福尔摩斯的故事，慢慢睡着了。

   早晨被留守的同学叫醒，炊事班已经帮我们烧好早饭，稀里糊涂的吃了，扛上留守同学已经装好扎好口袋的大米和蔬菜，乘早晨凉快往孟哈赶。

   昨天来时空着手，回去扛着东西就没有昨天那么轻松了，好在一年体力活干下来，这点活也不算重，今天把米菜扛回去，上午到孟哈，下午可以不出工。大家劲头十足，两人扛一麻袋大米或者蔬菜，兴冲冲的往回赶，扛着东西说话也没精神，有淡无咸的废话不说了，低头赶路。

   天亮时我们已经赶了几十里路了，见路旁傣族寨子的老乡在维修竹楼，往屋顶加盖草排，预示着雨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盼着雨季，雨水可以降温，蔬菜等可以成长，但我们也怕雨季，无休止的暴雨下得人似乎会发霉，去年一场暴雨前突如其来的刮了一阵大风，把我们男知青草棚的屋顶给掀翻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泡在雨水里，欲哭无泪。

   西双版纳还是农耕社会，傣族老乡都忙于农作，知青也都干活，西双版纳属于边境地区，出入都得有边境通行证，专门设有关卡检查，没有通行证插翅难飞，内地人来不了西双版纳，所以路上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一路走来也见不到什么人，早晨尘土也不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在行进，我们路过团部也不休息，几十里路几个小时就走到了，回到孟哈时连队其他人刚出工没多久，我们把大米等扛到炊事班的仓库里，一次公差结束。

   刚回到寄住的傣族老乡的竹楼，营部通讯员诸景铭来找，把我朝思暮想的包裹单送给我，兴奋极了，一面谢谢他，一面在心里骂邮电所的人：你昨天稍微看一下就能找到我的包裹，我也不至于多跑几十里路了，立即向连长请个假返身又去团部邮电所，拿到包裹小心翼翼的装在时刻带着的那时很时兴的军用书本里，把带子扎紧，似乎那里面有着会飞走的小精灵，水都顾不上喝就往回赶，路上还幸运的搭到一程拖拉机，午饭前回到孟哈，计算一下，我这一天走了一百七十里路，打破记录了。

   按理说昨天和今天上午走了那么多路，肯定累垮了，今天拿到收音机，特别高兴，没有累的感觉。那晶体管收音机只有半个饭盒大小，乳黄色的机壳，还有一个套子，带着一根背带，走动时可以背在身上，比十年后的四喇叭收录机和时下的苹果6可时髦多了，我装上电池塞上耳塞，拉开天线，调试着收音机，一个个波段调过来调过去，陶醉了。

    中午眨眼就到，难忘的一天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