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听陈平原讲父亲书房的故事
小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效仿父亲，或是言行举止，或是喜好志趣，而不知不觉间，父亲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选择。正如陈平原先生在本文中所讲述的，父亲的书房在他成长经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对于我们重新反思什么是好的家庭教育、如何培养孩子的趣味和修养提供了有益启示。今天是父亲节，谨以此文致敬深沉而伟大的父爱，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人们常说，看一个人的书房，就能大体知道其经历、趣味与修养，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看一个人父亲的书房，同样可以大体预测孩子将来的趣味与修养；只是个人经历受外在环境影响太大，远不是书房氛围所能笼罩。可这一切有待几十年后事实的印证，无法马上“拿证据来”。所以，穷人一般不会对“父亲的书房”之类过于遥远的话题感兴趣；只有切身经历并有所感悟的人，才会明白那可能早就消逝了的书房的深刻影响。我也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整理其藏书，翻看儿时喜欢的各种读物，才猛然意识到这一点的。
父亲其实并没有独立的书房，只不过在父亲居住的房间里，沿墙根排开一溜大小不一的书架和书橱，摆着同样大小不一的图书。至于藏书总量有多少，从来没做过统计；只知道常有学生来借阅学校图书馆里没有收藏的书。除非关系相当密切，父亲一般不肯出借藏书。因为常有人勤于借书而懒于还书，书一出门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小时候常见父亲用各种“谎言”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借书者，心里直觉得好笑。直到自己也开始藏书，才明白这小小的狡黠里蕴含着读书人对书籍的那种特殊的感情。
父亲很珍惜他的藏书，大部分书籍都用画报纸包上封皮，再端端正正地写上书名；倘若非出借不可，一定叮嘱借阅者封面别弄脏，书页不可折角。就连我们兄弟取书，也得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并接受他不厌其烦的叮嘱。尽管现在看来，父亲的藏书其实不算丰富，可当年我从不敢奢望自己将来也有这么多藏书。因此，每当面对这几大架藏书时，总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书是父亲一本本请进来的，几乎每本都有它特殊的命运，父亲喜欢在扉页上记上一笔，几十年后还能娓娓道来。几年前回家度假，随意捡起一本书翻阅。父亲忽然兴奋起来，指着那本书说“就是它”。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上广州开会，把身上带的钱全都买了书，以至归途上一天没吃饭，下了长途汽车，又背着一大包书步行近十里路，回到家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聚书不易，散书却不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家各户都在处理可能惹麻烦的书籍。一般性的图书撕下封面当废纸卖；有“问题”的图书则半夜拉好窗在屋里烧。那些天，谁家都是大清早端出两脸盆纸灰，谁也别笑谁。我们家藏书多，加上父亲老下不了手，烧书速度不免慢了些，急得母亲直顿脚。果然，红卫兵宣布封存各家藏书，以备日后审査，再也不准“烧毁罪证”了。
昏黄的灯光下，瞪着那几大架贴着封条的藏书，父亲一下子愁白了头。实在说不清里面有多少“毒草”，要是书报中再来几个国民党徽或蒋介石像，那可就更吃不了兜着走。那年头人胆子小，从来不敢有揭开封条清理藏书的念头。有一天三弟玩耍不小心碰坏了封条，全家都吓呆了。好不容易求得红卫兵的谅解，重新补贴好封条，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做饭去”——那已经是夜里11点钟。
真没想到，这一封存还真有好处。别的学校的红卫兵来“破四旧”，也都不敢动它。居然就靠这几张封条，顶过了那最疯狂的抄家热潮。尽管后来为了寻找“罪证”，红卫兵取走了一些书籍和文稿，可我们家的大部分藏书还是保存下来了。而这批藏书，是我八年知青生活里主要的精神食粮。真不敢想象，没有这批藏书，我会怎样打发山村里那近3000个夜晚。
1969年秋天，母亲获得“解放”并重新安排在一个中学里教语文。以备课需要为理由，母亲申请起用被封存的藏书，居然获得批准。那年我初中毕业，两个弟弟，和祖母一起回老家插队务农。从此就与这批藏书朝夕为伍，开始了我颇为漫长的自学生涯。
父亲长期在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收藏有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的语文课本和教学参考书，而且是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不用考虑数理化，也没有政治课，一门心思念自己喜欢的书，很快地所有的语文课本都过了一遍。就凭这点底子，我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自由阅读。偶尔也能从朋友处借到几本好书，但主要还是依靠父亲的这批藏书。至于公共图书馆根本指望不上，那年头好书大多被查封，再说进一趟城也不容易。
比起我的很多同龄人，我是幸运的：手头有数千册藏书可供随意取阅，不必为一套《水浒传》或《普希金诗集》而四处奔波。几年间，我把家里的大书、小书、好书、坏书，连带成套的《诗刊》、《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全都翻了一个遍。反正也无法找到更好的书，就在父亲的藏书里翻筋斗吧。随便拿起一本书，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似乎也都不无收获。明知不该这样碰到什么读什么，可根本无法制订“阅读计划”。于是，只好以“开卷有益”自慰。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不按计划而凭兴趣读书的习惯，而且也以长于“乱翻书”“读杂书”而见称于友朋间。
父亲的藏书以文学类居多，其中又以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诗集译本为主。这对我阅读趣味及个人气质的形成颇有影响。尽管上大学后有一阵子迷上了欧美现代派文学，可到头来还是更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着意复古，也不欣赏招摇过市的长衫和瓜皮帽，而且由于受鲁迅等“五四”先驱者的影响，宁愿对传统文化持比较严峻的态度。即便如此，我自知我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和感觉、趣味，都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学者与文人，而不是欧美的现代主义者。硬要追赶时尚，谈论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我也能做到，可总觉得那说的都是别人的话，没有我自己的生命与感觉。这种相当“古典”的趣味，大概跟我早年如饥似渴的阅读不无关系。普希金、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等人的诗集，我一直都很喜欢，而这实际上阻碍了我后来对现代派诗歌的接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对于伴我度过无数个凄冷寂寞的漫漫长夜的普希金或泰戈尔，我永远只有感激之情。
父亲的藏书充实了我颇为艰难的八年知青生活，同时也规定了我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的。甚至连我日后的求师问学，似乎冥冥之中也早就注定。在乡下，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用的是游国恩、王起、季镇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真没想到，这些先生后来大都先后成了我的业师。当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居然能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就缺一本《中国文学论丛》）！前几年回家，又找出绝大部分林庚先生“文革”前出版的著作；本想带回来向林先生炫耀一番，可惜广州火车站遭劫，这段“师生因缘前定”的故事因而无法落实。真不知道父亲当初是如何选中这些书的，或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
父亲的书房早就不存在了——当然，也可以说，“父亲的书房”永远存在于我们三兄弟迈去的每一个步伐之中。但愿这种过于“古典”的说法，不至于引起太多不必要的误解——这只是一个平静的陈述句，没加感叹号。
（原载《群言》1992年12期；原标题：父亲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