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换笔”的随想
从用笔写作到用电脑打字，创作者经历的不仅是写作工具的变革，同时也要面对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隐忧，甚至是失落、遗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文化人，大约都有过一次脱胎换骨的“换笔”经历。再老一代的人往往没有勇气扔掉手中的水笔、毛笔，更年轻的70后则很自然地接受了电脑、手机这些现代工具。从笔到电脑的转换，是中国知识界生产力、生产工具的一次革命。这场工具革命展现了中国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历程，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和科技发展中隐含的一些深层问题。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也是“换笔”行列中的一员。大学毕业后，我从高校调到作家协会。1990年代初，我开始主持《山西文学》月刊社工作。这时作协大院里的作家开始用电脑写作，特别是韩石山、钟道新等，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购买了四通打字机。作家、编辑们登门参观，看着他们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大家十分神往。四通打字机个头很大，屏幕很小，打印一体。1993年，浪潮集团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微机。我和副主编祝大同、张小苏商量，给每位编辑配备一台微机。一台台崭新、神奇的浪潮微机，搬进各自的住宅，安置在写字台或微机桌上。显示器是电子管的，比小电视机厚许多；键盘是机械的，敲起来像放鞭炮；主机也很虎气，要放在桌子下面。如果再加上一台针式打字机，就堆满了一桌子。家里立时像一个小车间。
四通打字机
省作协大院里的作家、编辑们，对我们的办公改革既惊讶又羡慕；我们编辑部的同人对新机器既兴奋又发怵，一头扎入研究和操练之中。我们还在刊物上为浪潮集团山西公司做了图文广告：“你愿意扔掉手中的笔吗？”文字广告中列举了全国著名作家马识途、韶华、邓友梅、徐迟、史铁生等的“换笔”经历，描述了我们省作协大院从作协主席到作家、编辑买电脑的盛况。
我是一个文科生，但对物理、电器天生感兴趣。浪潮微机（后来改叫电脑）真是好东西，轻轻敲击键盘，文字就排兵布阵地出现在屏幕上；一篇文章写完，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避免了一笔一画的辛苦、修改誊抄的吃力，还有字迹难看的尴尬。编辑无疑是喜欢看电脑打印稿。但电脑也有许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譬如电脑屏幕是黑白的，且字体粗糙，看起来有点吃力；打印机是针式的，开动起来发出刺耳的拉锯声，楼上楼下都听得到。更让人苦恼的是，随机配备的是五笔输入法和全拼输入法，这对不善于拆字、不精通拼音的中年人来说，真有“蜀道之难”之感。几位编辑每天下功夫，终于学会了五笔输入法。而我两种方法都学不会，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安装了自然码输入法，两笔就可以打出一个字，键位也不多，正适合我。我至今依然使用这种输入法。
家有电脑，但还是常常要用笔；电脑有了故障，更要依靠笔。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过去我与笔的故事。
我从小喜欢写字、写文章，因此就喜欢各种各样的笔。上小学时，我最初使用的是铅笔，写错了可擦掉，且价格低廉；还有石笔，今天的孩子们不用了，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随写随擦，没有什么成本。三年级后，我开始使用钢笔、圆珠笔、毛笔，前两种用于写作业，后一种用于练书法。学校规定早学的半个小时写毛笔字，在农村称为“写仿”。即用买来的或请老师提写的“仿引”，上面蒙一张稍大点的麻纸，用毛笔照猫画虎。每天一张，由老师用红毛笔批改。这样一直坚持到六年级，虽然不是那么严格、正规，但也写得有模有样了，因而书法成为我终生的爱好。中学时正逢“文革”，初中、高中都是在稀里糊涂中度过的。父亲对我的学习很上心，常常给我买笔，我自己也买。我特别喜欢那种金属笔帽、赛璐珞笔杆、笔尖小小的包在里面的包尖笔，一支可用两三年，直到笔尖磨偏了，再买新笔。毛笔也用，一是写大字报，一是办墙报，但不循规矩，好看就行。上大学是在70年代中后期，父亲送我一支永生金笔，金属笔帽、红色笔杆、小小的金笔尖，记得价格是五元，这在当时也算天价。我很喜欢，用它记笔记、写作业，并开始小说创作、评论写作。永生金笔陪伴我读完大学、投身工作，一直到笔尖磨秃、笔杆开裂才退役。
那时的写作是那样简单、愉快。坐在干净利落的写字台前，面前摆一沓洁白的、淡绿色格子的稿纸，泡一杯绿茶，凝神静气，手持轻巧的笔杆，用精灵似的笔尖在纸上轻轻滑动。此时，手中的笔、笔底的纸，似乎已不存在；心灵与笔纸已融为一体，笔随心走，进入无我之境。脑子里呈现的是描写的形象和评论的对象，手和笔把脑子里的世界创造性地呈现到稿纸上。等到写完几段或一章停下来，一边喝茶，一边翻阅稿纸，只见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但都携带着自己的感情、心理、性格。1978年，我写了第一篇文学评论《重评〈三年早知道〉》，就是用永生金笔写成的，高仲章老师用红铅笔作了精心修改，后来发表在刚刚复刊的《山西大学学报》上，距今已经整整40年。
我常常翻阅作家手稿，从中能感受到这些作家的性格、情感、思想乃至人格，感受到他们作为文学家与书法家的完美结合。他们的笔倾注着自己的个体生命，创造着自己的文学世界。他们用毛笔写作的过程中，汉字的文化哺育、塑造他们，他们又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丰富汉字的文化。毛笔绝不仅是一种书写工具，而是作家与文学之间的一种载体、桥梁。民国时期，各种各样外来的笔风行市场，只有那些功底深厚的人坚持使用毛笔。新中国成立后，自来水笔成为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毛笔变为书法艺术的专用工具。汉字还是原来的汉字，但书写工具却今昔迥异。而到八九十年代之后，机器逐渐代替了笔，而且汉字往往须由拼音来转换。我们离笔和汉字越来越远了。
每个人都禁不住新鲜事物的诱惑。我的电脑不断升级：显示器换成了彩色的、液晶的；打印机由针式的变成了喷墨的、激光的；自然码输入法也逐渐升级，满足了我的使用。看着色彩柔和的液晶显示屏，操作着功能强大而又便捷的文件系统，把如印刷品一样的文稿打印出来，确实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但苦恼也常常会有。由于我不熟悉操作系统，更看不懂英文说明书，难免操作失误，就会进不了系统、打不开程序。更可气的是，常常有病毒侵入，辛苦输入的文字失踪了，就须抱着沉重的主机到电脑城，请商家来维修。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前后几代人，总觉得电子屏幕上的字是虚幻的、暂时的，而只有纸上的字才是真实的、永久的。这种感觉阻碍着电脑写作，屏幕上的文字，要么滞涩紧促，要么自由泛滥。现在文学和学术作品中语言的种种问题，是不是跟电脑有关呢？电脑并没有增加作品的数量和提高作品的质量。电脑写作确有许多不便，因打字速度慢，选字费时间，打字与思维错位，反而影响了写作。另外，评论写作要翻阅大量资料、书籍，堆在电脑桌上，很不便于操作键盘、鼠标。因此，当尝试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手写＋电脑”的方法。
个人电脑的进步让人难以预料。2005年前后，台式电脑逐渐退潮，笔记本电脑强势登场。过去人们担心笔记本电脑屏幕质量差、键盘不好用、内存容量小，后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同样的功能，稍高的价格自然可以接受。于是我淘汰了台式电脑，换了一台日本富士通笔记本电脑。几年后富士通落后了，我又购买了一台国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新电脑放在桌子上小小的、扁扁的，既可写作，又能上网，还能查资料、玩微信、收发邮件。从使用笔记本电脑开始，电脑系统软件逐渐升级、稳定，电脑病毒减少，且自己可以动手清除，笔记本电脑变成了一件得心应手、如虎添翼的工作利器。
现在我依然坚持用笔写初稿、电脑录改印的方法。我从一些资料上读到，贾平凹写一部长篇小说，要用掉一小筐中性笔；王安忆是先用笔写草稿，然后录入电脑誊清。他们的做法更坚定了我的主意。我使用了很多年英雄金笔，但自来水笔需要不断吸墨水，且笔尖一磨偏就不好用；于是我改用可以换芯的中性笔，高质量的中性笔出水均匀、笔尖顺滑，比过去的自来水笔好用得多。现在我给报刊寄稿子，直接发电子文档，又省去了一道烦琐程序。
40年弹指一挥间，“换笔”成为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我多么想像“五四”一代作家，手执毛笔写出一篇篇散发着墨香的作品，但已没有可能。我偶尔走进离开多年的《山西文学》编辑部，看到年轻的编辑们在电脑前潇洒自如地或编稿、校对，或上网、写作，不禁感慨：这个时代是他们的！
原载《群言》2018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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