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澜诞辰150周年｜张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张澜先生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青年时期专攻经义，传统文化造诣深厚。他研究古代文化却不拘泥于此，继承和融汇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并付诸社会实践，在对民主事业的追求中展现恢弘志气与高尚节操，带给我们深深的启迪与教益。
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躬身力行，笃行不辍，成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旗帜与表率。
1872年4月2日，张澜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其父张文倬是南充县的秀才。张澜从小接受父亲儒家经史诗赋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他刚正不阿、艰苦朴素的性格熏陶。
1894年，张澜考中秀才，不久补为廪生。他深得顺庆府兼南充县教谕骆文廷的赏识，被聘请到蒲殿俊等人创立的广安县紫荇书院任教习。张澜在该院边执教边自学，开始突破程朱理学而讲求经世致用学说，崇尚古今有志改革之士。他同情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与君主立宪，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1903年，张澜以成都尊经书院优等生的资格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深造，进尊经书院攻读经义，而掌院的正是骆文廷的儿子、状元骆成骧。在一年学习中，他刻苦攻读了诸经中最难读懂的《仪礼》及其他经书。其中儒家、墨家的经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儒家、墨家都谈“仁”，《论语》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墨子》中有“仁，爱也”。张澜在这一时期认为讲“仁”就应该爱民，提倡民主、平等；讲“义”就应该为人正直无欺。他主张，“人的价值，不在乎生与死这两面，要看他生前是不是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在生（前）真的有益于人民，死后人民自然要永远纪念他”，“在生（前）如果损人利己，人们只望他早日毁灭，即使把他一时莫可奈何，也会象‘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那样地诅咒他”。
1903年，张澜（后排右一）以优等生身份被官派至日本留学
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时任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副会长的张澜于9月7日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囚禁于督署花厅内，“前以一弁持枪抵胸，作欲放势：后以一弁持刀临于颈，作欲砍势，被捕者相顾震栗”。但张澜毫无畏惧，与赵尔丰抗论，充分体现了“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方可得全队之生”的生死观与价值观。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不久发生成都兵变。12月8日，兵变平定后军政府重建，张澜被聘为军政府参赞。后又出任川北宣慰使，在到职后一年多时间里，张澜为政清廉，因公负债600多串（钱），自己卖租产、借债偿还。1916年7月底，蔡锷就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职，不久即电荐张澜为四川省嘉陵道道尹。张澜担任道尹后，立即着手革新政治，处决恶霸，精兵简政，罢贪官，奖廉能，百姓交口称赞。1917年夏，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后力排众议，任人唯贤，他还废止苛捐，严禁贪污，洁身自爱，清廉奉公。张澜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长年穿着一件麻布长衫，破了又补，补了再穿。他说：“老百姓笑破不笑补嘛!”
在中国诸多优秀传统思想中，作为主干影响最深的是民本主义。它起源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理念。儒家经典《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一切行为的根本在于明德，在于有利民众以达到和谐圆满的境界。1921年初，张澜赞成“川人治川”和“联省自治”等口号，与刘湘等军阀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在四川割据的目的不同，张澜的出发点是救国救民。他认为“要救国救民，只有伸张民权，才能制止战争”。他提出 “要搞四川自治，先从川北着手，把南充作为试点，然后推广其他地方”的设想，开始了“南充自治”的实验。张澜先后抵制了1922年何光烈控制的川北盐税局要各县上缴所谓“簸户捐”以及1925年5月企图征收的“佃当捐”，拯救民众于水火。
“南充自治”期间，张澜还亲自担任南充县立中学的校长和县立瑞明女子中学的校长，亲自讲授修身课，主要讲解经史格言，并对此作新的解析，鼓励学生自强不息，勤劳节俭，努力学习。在张澜进步思想的灌输下，许多学生知道了搞“自治”就是要反对军阀，改造中国。
1926年4月6日，张澜出任成都大学校长。1928年“二一六惨案”发生，促使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随后两年里，他竭力提倡民主教育，号召成都大学师生，“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要发扬不因袭、不保守、要求新、要进步的精神”。1931年春季开学在即，反动当局故意停发成都大学的教育经费。面对百般刁难，张澜忍无可忍，愤然辞职返乡。临行前他对教师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富贵、贫贱、威武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6年12月18日，身为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抵沪，住进永嘉路集益里8号小楼，其床头一直悬着请人代书的条幅，上面就写着“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张澜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他作于1936年的《乡居杂感》写道：“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军阀们依然只顾争权夺利、压榨百姓。张澜深感世道人心败坏，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着力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他学儒而不拘于儒，学墨而不偏于墨，重民意、重贤才，尚修养、尚力行，继承和融汇了儒墨两家的优秀思想并付诸社会实践，修身齐家治天下。正如他离开成都大学时所说，“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
1936年秋，张澜次子张慕良从国外返川。张澜写诗：“时艰正是需才切，爱汝应知善立身。”1945年8月，张澜在重庆时曾与毛泽东交谈过多次，后在日记中记下三句话“一，自我检讨；二，接受批评；三，向人民学习”作为座右铭。其实在这当中也有《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之意。
1940年春，国民党反共急先锋叶青到处发表谬论，污蔑共产党。他还专门到张澜任名誉校长的南充建华中学去作报告。张澜深感“国家之阽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针对叶青散布的奇谈怪论，张澜在夏秋季节回到建华中学，教诲青年学生要坚持抗战，着重提出“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还说，言“仁”就应爱人民，不能自私自利；讲“义”必有廉耻气节，不能厚颜无耻，严肃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叶青之流。该讲稿经反复整理修改后成为《说仁·说义》正式刊行。
1941年11月间，张澜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取消特务组织等。他的提案立即得到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张澜还当面对蒋介石进言，“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在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监视的情况下，张澜不畏艰险，在笔记上写下了“四勉一戒”的座右铭，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还教育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自强必须坚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摇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敢于坚持斗争，自强不息”。张澜反复强调的“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四勉一戒”手稿
1947年11月6日，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民盟在上海集益里8号被迫发表解散公告。张澜沉痛地对叶笃义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至于我个人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还对女儿张茂延说：“民盟要转入地下。”寓居上海期间，张澜给南下香港的民盟骨干沈钧儒等人汇去了活动经费，还与黄炎培、叶笃义、罗隆基一道去函香港，热烈拥护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设想和重建民盟。
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张澜就是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与时俱进的真君子。他的为人处世哲学是力行“富贵、贫贱、威武”三语，同时恪守“容宽、忍耐、坚定、明正”八字。他总结自己的斗争经历时说，“无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放在最后，自然无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楚，岂能失足落水”。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斗争中强烈的正义感与顽强的自主精神。1948年张澜写出了《墨子贵义》，批判地继承墨家的仁义学说，对仁义作出了古为今用的新解释，认为“义之实为兼爱交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期间，毛泽东曾亲临张澜的住处，请时年77岁的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说：“我快八十啦，老了，不行了。”毛泽东没等他说完就笑着讲：“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 1954年“五一”节，82岁的张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请辞现有的职务。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这个作用别人可起不到呀。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呀！”
确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并没有停止与日俱进的脚步，他在不停地学习、思考。1951年11月26日，他致函毛泽东：“澜近年常阅《墨子》，对其兼爱交利尚同一义之说，联想及于社会主义。两年来，亲见新民主主义之施行，益了然于兼爱交利尚同一义的真理，古今不异。兹将所写《墨子贵义》一篇，敬呈座右。希能于万机之暇，赐以教正，至为企感。”次日毛泽东即复函张澜，称惠书及《墨子贵义》“今已收到，极为感谢，俟研读后，如有意见，当再奉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近代民主革命造就了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
本文将于《群言》2022年第4期刊发，敬请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更多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