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顾钧 | 钱锺书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启示
作者简介：
顾钧，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英美汉学史、翻译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出版有《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鲁迅翻译研究》、《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美国汉学纵横谈》等多部著作，以及学术论文60余篇。
钱锺书
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
就在钱锺书先生去世的199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代表作《管锥编》的节译本（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译者是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时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教授）。翻译这部巨著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但艾朗诺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因为“《管锥编》已被公认为钱钟书对中西传统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 艾氏本人的专业是唐宋文学，[2] 按理说，翻译《谈艺录》会更为得心应手，但还是优先考虑了《管锥编》，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在钱锺书的全部著作中，《谈艺录》显然最接近《管锥编》，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显著。后者论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正如英译本副标题‘关于思想与文学的札记’所显示的，钱锺书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唐宋以来的中国诗学，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国人文传统。他的美学考察从文学扩展到了视觉艺术（书法和美术），他也更有意于建立文学和哲学、宗教之间的联系。《管锥编》采用了更大数量和范围的比较。钱锺书对西方文献的征引在《谈艺录》中已很突出，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大大增进了对西方传统文学和现代批评的理解和把握，对比较研究效用的信心也更坚定了。更大的不同在于，同样是随笔和札记体著作，《管锥编》中的钱锺书更像一位批评家和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左右逢源，张弛有度，更不用说视野的宽广了。我们不必同意他后来视《谈艺录》为‘少作’的看法，但《管锥编》的确使我们领略到了更为老成阔大的境界。” [3] 艾朗诺的选择和翻译工作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的“公心”。
所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产品，西方人会注意到，也会主动“拿来”，用不着我们费力而未必讨好地“送去”。20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都是美国人主动翻译，自行出版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著作的价值。[4] 我们有时间、精力和费用，不如多翻译一些外国的好东西进来。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8
《管锥编》的英译本出版后，没有引起1980年代在中国国内那样的轰动效应，更没有形成“钱学”热。根据我在Jstor 数据库上的初步检索，只有三篇书介，除了介绍书的内容，表扬艾朗诺的翻译工作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学术评论。[5] 自上世纪末开始，张隆溪教授多次撰文，为钱先生和《管锥编》呼吁，希望引起欧美学界的重视，但效果一般。[6] 其实早在1983年，法国学者李克曼（Pierre Rychmans）就在《世界报》（Le Monde）上盛赞过钱先生，说他的博学“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无人可以相比的。” [7] 其他的赞誉之声也是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的事实是：作为现代作家的钱锺书在海外的影响更大，《围城》早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最通行的英译本也是最早的，1979年就出版了（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2004年作为“新方向经典”（A New Directions Classic）再版时，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专门写了一篇序言，2014年更上一层楼，被收入在西方妇孺皆知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此外，《人·兽·鬼》2011年也有了全译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5年，钱先生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艾柯（Umberto Eco）、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伊泽尔（Wolfgang Iser）等被选为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荣誉会员，这在西方人文学界是很高的荣誉，表明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在海外被高度认可。但和其他几位同年入选者相比，钱先生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艾朗诺在分析原因时指出：“《管锥编》的重要性在海外没有引起像在中国国内那样的关注。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精心撰写的《钱锺书评传》（收入《退恩世界作家丛书》）完成之际，《管锥编》刚刚出版，因此《评传》对钱锺书的其他著作都辟专章进行了论述，却没能详细讨论该书。胡志德只是在前言中提到，《管锥编》博大精深，仓促间无法探讨。国外的译者们也都绕开《管锥编》。钱锺书的其他著作已被译成外文（例如长篇小说《围城》有英、德、日、俄译本，一些早年的随笔有法、英译本），但是《管锥编》却没有受到青睐。毫无疑问，该书独特的文体和行文造成了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实际上，甚至在中国学者那里，《管锥编》也因纷繁复杂的内容和独具特色的结构而被视为奇书。估计这些原因也阻挡了国外专家进入其中开掘宝藏，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唯一对《管锥编》进行阐发的是德国人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 [8] 二十年过去了，相关论文有了一些，但专著仍然只有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9]
艾朗诺：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看来，《管锥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远不如想象得那么顺利。正如艾朗诺指出的那样，问题出在它“独特的文体和行文”。典雅但晦涩的文言文不好理解，太多的引文（很多来自不太著名的作品，而且往往没有任何上下文）让人难以招架，更严重的是整本书由一千多则笔记组成，彼此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为了帮助西方学界读懂和欣赏《管锥编》，艾朗诺的译本精选了六十五则笔记并编排成六个专题：一、美学和批评概论，二、隐喻、象征和感知心理学，三、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四、论老子，五、魔和神，六、社会和理想。这样一来，可读性确实大大增强了。可见艾朗诺不光是翻译，也是在归纳和总结《管锥编》的思想，这个工作类似于国内学者舒展编的《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册，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将讨论话题相近的笔记集中在一起，有助于理解钱先生对某一个问题的见解。舒展在中文语境中比较好办，艾朗诺在英文语境中还要同时做翻译，工作量太大，他不可能一下子完成，但他认为自己所选译的六十五则足以代表《管锥编》的精华。
可以设想，如果《管锥编》不是采用现在这样的体例，而是成系统的专著或论文，它可能早被全文翻译，影响也会更大。其实，钱先生并非不会写西方式样的标准论文。他早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高级文学学士（B. Litt.）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就是最好的例证。[10] 他用白话文写的几篇二、三万字的长文（后来收入《七缀集》者）也是现代论文。这说明他“非不能也，不为也”。他选用文言文和传统的笔记体来完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可能有多个原因，但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尊重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跟着别人后面走，表现出的是一种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学术可以是多样化的，学术论文的写法也不妨百花齐放。在当下中国学界，博士论文体似乎成为唯一的写作模式。更让人不解的是，评价中国自身人文学科的水平，采用的最高标准居然是国外的SSCI和A&HCI。现在不少人反思五四，说反传统过激了，鼓吹西化过头了，但一百年后的今天，这种过头的事情我们不是还在做吗？
作为中国20世纪的学术大师，钱先生无疑是新文化的产物，他的学术体现了那个世纪才有的特色，最显著的当然是他出众的外语能力，不仅精通英文，法、德、意、西、拉丁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近代中国，可能只有辜鸿铭、方志浵 [11] 等少数几个语言天才能够和他相提并论。与此相连，他对于西学的熟悉也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走上反传统、全盘西化的道路。相反，他饱览中国历代典籍，终其一生都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研究者、阐释者。只是他的研究和阐释完全不像老一代那样局限在中文世界内部，而是采用了世界的眼光和中西对话的格局。他是新派学者，但旧学根底深厚。这样的知识结构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个性。钱先生的魅力不只是他的学贯中西，也在于他的我行我素。
《管锥编》（全四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问题之一就在于缺少个性，千人一面。除了学院派的论文和专著，其他似乎都是野狐禅。我每年都会硬着头皮读不少这一类的高头讲章，内容方面有教益，但文字实在不敢恭维，大多数是学术八股。其他学科也就罢了，很多文学研究论文也写得干巴巴，和其研究对象的文采飞扬之间形成鲜明的落差。
钱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也是文章高手。他的学术论文辞藻讲究，读起来是一种享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俏皮话，如“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夫妻反目如巨剪之分张”，“徒以宣泄为快有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等等。[12] 因为《管锥编》每则笔记篇幅所限，这类文字都是点到为止，到了长篇的白话论文中，钱先生的发挥就更加自如了，如谈到如何甄选宋诗时他写道：“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作，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而不朽’的状态里。” [13] 文学批评完全可以写得像好的文学作品那样耐读，《文心雕龙》的骈体文是多么漂亮，更不用说杜甫、元好问的以诗论诗了。先秦诸子的文章以论为主（可以说是当时的学术论文），但并非不讲究文采，钱先生在评论《老子》七十二章后强调说：“盖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 [14] 言之无文，一定行而不远。现在一个学科的论著很难引起其他学科人士的注意，除了术业有专攻之外，文字无味、无趣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钱先生的文字好，与他有创作经验关系很大。前文提到，在海外他的《围城》更为读者所了解。钱先生那代学人，以及他老师辈的那代学人（如朱自清、吴宓），都不是只会写论文的学究，他们还写诗（包括新体旧体）、散文，乃至小说。和他们的丰富性相比，现在的大学教授太可怜了，借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术语，只是“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当然文字还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方法和话语。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表述方式，所有的术语、概念，乃至理论、范式都来自西方。“失语”成为一个普遍的症候，人文研究领域尤为严重。如何重建中国的知识和话语，是当下学术界另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管锥编》同样可以提供不少启发。让我们看开篇第一则笔记：
《论易之三名》：“《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毛诗正义·诗谱序》：“诗之道放于此乎”；《正义》：“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15]
一名多意以及一字表示相反两种意思，中国上古的典籍中早有论述，只是黑格尔不知道，还盲目贬低汉语的丰富性。钱先生开篇就把矛头指向这位西方学术的“老师巨子”，不是没有考量的。他向人们昭示，西方很多貌似高深的理论和思想在中国也有，甚至出现得更早。比如20世纪的显学之一——阐释学，钱先生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但并不认为它就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 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16]
从先秦的鬼谷子到清代的乾嘉诸老，对于阐释问题都有所思考和论述，只是没有提出阐释学或“阐释之循环”这样的概念而已。再如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宏论，根据钱先生的看法，只不过是对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衍义。[17] 所以中国学者用不着迷信西方，一味跟着走。中西方的学术和思想可以互相比较和阐发，而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更应该以中为主。《管锥编》的做法正是这样，钱先生总是先引出中文文献，首先在中文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然后引出各种西方文献作为比较和参照。他的主体性是非常明确的。
《管锥编》用众多例证雄辩地说明了，中国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不仅足以与西方对话，也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例提供了丰富资源。就学养来说，钱先生其实最有资格建构理论体系，但他又是最反对这么做的，他的理由我们早已熟悉：
《管锥编》内页
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的片段思想和未及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彼此同样是零碎的。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18]
这也就可以解释《管锥编》的体例。片段思想的价值不容否认，但零碎的写作方式值得商榷。特别是在我们已经失语多年的情况下，当代中国学人更应该勇于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自己的学说，用中国的学术话语来表述人文学科的原理和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更看重钱先生《七缀集》里面的文章，特别是《诗可以怨》这一篇。钱先生从《论语》中提出的这个概念出发，全面考察了古往今来中国和西方的文学实践，有力地阐明了“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诗学原理。我觉得这一篇完全可以作为范本，它告诉我们如何用中国自身的话语来建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同样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乃至更大范围的理论体系。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7年，《七缀集》中的三篇文章就被汉学家郁白（Nicolas Chapuis）翻译成了法文，同年英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也启动了。虽然直到2014年英文全译本才出版，但它是钱先生三部主要学术著作中唯一的全译本（《谈艺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译本）。[19]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七缀集》的重要性。
《七缀集》里面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同样值得高度关注。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除了秉持一贯擅长的文本分析之外，把朗费罗（H. W. Longfellow）《人生颂》（A Psalm of Life）翻译传播的整个过程交待得非常清楚。这种明确的历史感在他的学术札记中是比较少见的。太关注字词语句和文本之间的联系，有时就会造成混淆时代先后顺序的错误。试举一例。钱先生在评论《全梁文》卷五十五时说：“刘勰与钟嵘为并世谈艺两大，……勰、嵘于陶潜均非知音，勰且受知昭明，乃皆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其文德虽未足以比范缜之于神灭，固胜萧子云之于钟繇书矣”。[20] 专就文德立言，大约乃是有感于当时政治运动中“违心两舌”颇为常见的情形而发，可惜与史事不合，刘勰、钟嵘之书均成于萧统占据高位并编辑陶渊明集之前，无法说明“不为势利转移”的情形。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自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路径时说：“……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至于作者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 [21] 紧紧抓住文本本身探讨诗眼文心，自是高妙；但由于相对忽略作者身世交游方面的考订，有时就会出现判断上的失误。
《七缀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与《管锥编》中短小的学术札记不同，《七缀集》收录的都是两、三万字的长文，虽然征引中西文献同样繁复，但无论是逻辑的严密性还是历史线索的清晰度，都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由于能够展开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除了上文提到的《诗可以怨》之外，《通感》、《读〈拉奥孔〉》、《中国诗与中国画》都把各自所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阐述得非常透彻。如果说一下子建构宏大理论比较困难的话，我觉得可以像这几篇文章一样，先从一个介于宏观和微观的“中层理论”（借用政治学研究的术语）开始做起。
钱先生虽然无意于理论建构，特别是从《管锥编》来看更是如此，但他绝不缺少宏大视野。他的《谈艺录》主要讨论唐宋以及明清的诗文，而《管锥编》则是以唐前的十部著作为研究对象，可见他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是有通盘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早年的几篇文章值得高度关注，特别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后均收入《人生边上的边上》），从题目、内容以及后记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钱先生早年抱有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宏愿。而且可以想象，他如果写出来，一定是采用中国学者的立场，也一定会对中国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重大贡献。
钱先生晚年曾感慨，三十年来“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22] 这是非常可惜的。1947年秋，也就在《谈艺录》写定付印之后，钱先生写了一首诗：“啼声渐紧草根虫，似絮停云抹暮空。疏落看怜秋后叶，高寒坐怯晚来风。身名试与权轻重，文字徒劳计拙工。容易一年真可叹，犹将有限事无穷。”（《秋怀》）[23] 前面情绪一直比较低沉，但最后一句来了一个反转，说明自己仍然会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三十年后《管锥编》的预言吧。钱先生当时可能没有想到，《管锥编》的写作环境并不比“海水群飞、淞滨鱼烂”（《谈艺录·序》）的1940年代好多少。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钱先生当年好多了，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将有限事无穷”。
What Qian Zhongshu Mean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ties
Gu Jun
Abstract: In 1998, when Mr. Qian Zhongshu passed aw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an abridg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is magnum opus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Taking this event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reflect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ties with regard to such hot issues as glob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In terms of Qian Zhongshu’s own academic works, this paper holds that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is equally important as, if not more than Limited View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and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Chinese humanities;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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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p. 1.
[2] 代表作有《欧阳修的文学创作》（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后两书有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17年版）。
[3]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 5.
[4] 详见拙文《顾颉刚与美国汉学家的交往》（《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英译本》（《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
[5] Richard John Lynn, “Review of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3 (Aug., 1999); Paul W. Kroll, “Review of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0, No. 1 (Jan.- Mar., 2000); Bernhard Fuehrer, “Review of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11, No. 1(Apr., 2001).
[6] 详见Zhang Longxi, “Qian Zhongshu on Philosophical and Mystical Paradoxes in the Laozi,” in Mark Csikszentmihalyi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Laoz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Zhang Longxi, “Qian Zhongshu as Comparatist,”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2。
[7] 详见1983年6月10日《世界报》，转引自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202页。
[8]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p. 1-2.
[9] 德文版1994年由Peter Lang出版，中译本1998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马树德译）。
[10] 最初分三次连载于北平图书馆英文版《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新第1卷和第2卷（1940—1941年），后收入《钱钟书英文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1] 方志浵（1910—1995）是钱钟书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和好友，1947年后移居美国，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艾朗诺的英译《管锥编》就是献给他的。
[12]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第2版，第14、40、100页。
[13]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20页。
[14] 钱锺书《管锥编》，第715页。
[15] 钱锺书《管锥编》，第3-4页。
[16] 钱锺书《管锥编》，第281—282页。
[17] 钱锺书《管锥编》，第691页。
[18]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34页。
[19] 法文本详见Cinq Essais de Poétique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87)；英文本详见Duncan M. Campbell trans.,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Brill, 2014)。法文本收入《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诗可以怨》、《宋诗选注·序》、《诗分唐宋》（《谈艺录·一》）五篇文章。
[20] 钱锺书《管锥编》，第2252—2253页。
[21]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第2版，第68页。
[22] 转引自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23页。
[23] 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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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较文学》第五辑
华夏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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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周琳玥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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