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王柏华|“您可否忽略我的性别？” ——重读艾米莉•狄金森致“导师”希金森的1862年书信（上）
作者简介：
王柏华，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副教授。与狄金森国际学会（EDIS）合作主持“狄金森国际合作翻译项目”（Collaborative ED Translation Project），主编《狄金森诗歌读本》（2017年）。
论文摘要：1862年正值艾米莉•狄金森的创造力进入全盛时期，她突然向文坛领袖托马斯•希金森致函并附上四首诗作求教，这封信成为破译狄金森创作观念和她生前为何拒绝发表的关键。借助近年来学界对19世纪美国性别文化和批评语境的综合考察，本文重读诗人于1862年期间寄给希金森的六封突兀、省略、急迫、神秘的书信，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地从字里行间传出：“您可否忽略我的性别？”狄金森把自己的名字藏在一个小信封里，就好比导演了一幕小小的戏剧，让真实的性别身份在躲闪、隐藏或拖延之后，慢慢出场，以操控收信人的阅读方式、情感体验和理性判断。这个迷你版的戏剧表演刚好无意中再现了当时女作家大多匿名发表作品的历史情境。然而，无论这个把戏看似多么羞怯天真或刻意为之，却隐含着一个真切的请求或严肃的声明：请把我视为一个诗人而不是女诗人。这个小小的登场戏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女诗人对性别身份的焦虑，而这恰恰是她的同时代和未来的读者都不该忽略的事实。狄金森在应对性别麻烦时所采取的戏剧化手法、男性缪斯的隐喻以及抹去性别的策略，让狄金森的遗产对于后世女诗人变得扑朔迷离，也让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变得更加微妙复杂。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书信；托马斯•希金森；抹去性别；无性属
本论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学实验及诗学影响研究”（批准号19BWW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开场
1862年，艾米莉•狄金森31岁，4月15日[1]，她给《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活跃的撰稿人和文坛领袖托马斯•希金森先生，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短信，随信寄上了自己的四首诗作。这封短信没有任何问候语和客套话，也没有一句自我介绍：
希金森先生，
您是否太忙，无暇告诉我，我的诗是否活着？
心灵离它自己太近 - 反而，看不清 - 而我无人可问 –
若您感到它在呼吸 – 若您有余暇相告，我会深为感激 –
我若犯错 – 而您敢于相告 – 我会敬重您 - 更为诚挚 –
我把名字装入信封 – 请求您，先生 – 您可愿 – 告诉我真相？
您不会出卖我 – 这无需请求 – 荣誉是它自己的抵押品 - （L260）[2]
在本该签名的位置上，没有签名，如她信中所说，“我把名字装入信封”，事实上她把名字用铅笔写在一张卡片上，装入信封里的一个更小的信封里。
像她的大部分诗歌一样，艾米莉•狄金森写给托马斯•希金森先生的第一封书信，措辞突兀、急促、省略、凝缩、跳跃，充满小短线，皆如谜语一般，最大的谜语是这封从天而降的书信本身及其奇怪的签名方式。这个谜语隐藏着哪些“真相”？收信人否猜透？
不管怎样，这必将是一个被美国文学史“重点标注的日子”。[3]这封短信开启了二人长达24年的通信往来和日益深厚的友情，在此期间，希金森于1870年和1873年两次前往阿默斯特的狄金森家宅（Homestead），与当时基本闭门谢客的女诗人会面。狄金森寄给对方的书信（现存71封，包括102首诗歌）、希金森留下的两次见面记录以及回忆文字等，为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保留了大量极为宝贵的一手材料，也为勾画19世纪的文学图景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参考。对于艾米莉•狄金森来说，这封短信将为她敞开一扇新的窗口，借助于希金森先生，她与主流诗坛的交往将更为深入，幽微曲折，直到她的诗集于她死后四年经由希金森编定出版，随即引发关注。[4]
在诗歌创作的关键时期，狄金森突然决定给这位文坛领袖致函求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狄金森研究的热点，几乎成为破译狄金森生平和创作之谜的关键，各种解读已不计其数，然而，借助近年来学界对19世纪美国性别文化和批评话语的综合考察，重读这些书信，特别是1862年发出的6封书信，[5]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地从字里行间传出：“您可否忽略我的性别？”狄金森似乎在请求她的收信人（以及未来的读者）把她视为一个诗人而不是女诗人。然而，这个隐含的请求刚好最为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女诗人对性别身份的焦虑和应对策略，而这恰恰是她的同时代和未来的读者都无法忽略的“真相”。
第一幕：“年轻的投稿人”？
托马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1823-1911），一位商人之子，从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后，成为激进的唯一神教牧师（1847-1861），他不仅常在讲坛上讽刺社会时弊，而且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肯于为自己的信念冒险。他于1851年和1854年两次参与营救黑人运动，并因此负伤。1859年，他作为一个秘密小组的成员，为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军事行动提供经济援助，行动失败后，他辞去牧师职务，开始了作家、演说家的职业生涯。内战爆发，1862年11月，“他接受了大多数白人军官不屑一为的挑战”，成为第一个奴隶军团的团长，奔赴海岛作战，直到负伤退役。[6]希金森一生支持女权运动，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教育权等，对于身边的女作家，他不仅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为她们的创作和出版提供帮助和指导，包括为她们撰写书评，参与组织女作家俱乐部等。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评论说，希金森先生“对新英格兰空气——它的种种骚动——几乎全部做出了回应”，“他几乎代表一切事物，尤其是黑人和妇女。”[7]
托马斯•希金森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即使在参战期间，希金森先生也从未停止过写作，他的诗歌、各类散文和文学评论等频繁出现在《大西洋月刊》等新英格兰最有影响力的期刊，获得广泛关注，这使他“很快成为文学圈子的高层代言人”。[8]《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创刊于1857年波士顿，是当时新英格兰文化精英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阵地。[9]从创刊号开始，狄金森家就订阅了这份期刊，直到艾米莉过世那一年（1886年），主要得益于这份期刊，来自当代文坛的各类作品和讯息源源不断地涌入狄金森的小屋。
狄金森以一位诗歌新手的姿态给对方写信，她在第二封信里声称，“我今年冬天才开始写诗，一两首而已。”（L261）[10]然而，这并非真相。狄金森从1850年开始写诗，1852年就匿名发表了第一首诗作（F2），[11]在发出这封信函之前，已匿名发表诗作4首。大约四年前（1858年夏天），发现自己的诗作已达到一定数量，她开始了大盘点工作：对此前的全部诗作草稿进行整理筛选，一首首工整地抄录在上好的信笺纸上，装订成册。至1862年4月，她已整理出近300首诗作，并手工装订了大约11-12本手稿册，这批诗作中包括多首被后世公认的杰作。[12]一切迹象表明，1862年春天，在诗歌道路上悄悄摸索了近十年的狄金森，此时已进入创作旺期，绝非文学新手。然而，从她突然给文坛领袖致函的举动来推断，在她心目中，这或许是她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至少表明了一种新的姿态和决心。这会不会是她以诗人身份向主流文坛迈出的重要一步或发出的试探呢？假扮新手，请求指教，自然更容易让文坛领袖感到轻松舒适。
另一方面，狄金森在信中假扮诗歌新手，很可能是为了回应希金森刚刚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致年轻的投稿人》（Letter to a Young Contributor），[13]她在随后的信中写道，“我读了您在《大西洋》上的篇章，为您感到荣耀。”（L265）她或许在向对方暗示，正是因为刚刚读了这篇文章，她才受到鼓舞提笔写信。[14]而且，她在最初的几封书信中，以信手拈来的方式多处引用或应和着那篇文章的一些观点和措辞。由此，收信人希金森先生，以及后来的读者，自然有理由推测，这位“年轻的”诗人，寄来自己的诗作请求指教，归根结底，是不是意在投石问路，寻求发表呢？
《致年轻的投稿人》是一封公开信，目标读者是已经或准备给《大西洋月刊》投稿的文学新手。作者以饱满的热情代表期刊的编者向投稿人保证，他们的门槛向一切文学新手开放，包括妇女和移民。事实上，在公开信的开头，作者特别向女性读者致以问候，他说，他发现许多手写稿件的字迹带有明显的女性气质，由此可以推断，其中的女性投稿人不在少数，虽然她们的名字听起来像男性。作者当然清楚（他的读者也心知肚明），当时大西洋两岸的女作家大多以假名发表作品，通常是男性或中性名字。
Elizabeth A. Petrino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Contemporaries：Women's Verse in America，1820-1885.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9
这封公开信为文学新手提供了方方面面具体而微的建议和忠告。作者提到激情的积聚和语言的神秘力量：
一个词语或许就是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感知到尘世的所有王国及其荣耀。有时，一个词语就足以说出堆积如山的书卷殚精竭虑却未能表达的一切：经年积聚的情感或许就系于一个词语，半生就系于一个句子。”（5-6）[15]
因此，他力劝年轻的作者要对语言表达精益求精：
如果在写作中，你发现你的任务是玄妙深奥的，那就要竭力让你的表述清晰且引人入胜，犹如你的文学生命就寄托于此……要为你的观念穿上衣服、一而再地穿衣，二十次，直到你发现某个词语不仅庄严宏伟而且清澈明晰。（8）
他提倡简洁凝练的文风，并因此而特别赞美女子流畅自如的书信：“把你的想法揉捏为一个好的英文词语……老练而自负的男子几乎没有几人能比得上一个明快的女子在书信里那样轻松优雅！”（10）
希金森向投稿人保证，他们渴望发现天才和新奇之作，他点评了一大批读者熟知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理想和境界。不过，作者补充说，天才和灵感并不多见，他列举了各种成功和失败的变数。总之，文学事业需要耐心和努力，他以犀利的措辞告诫投稿人：“你谋求实践的艺术如此庄严宏伟，让它蒙羞之前你至少得花些时间掂量一下。”（5）他建议作家“对你自己的个性要保持足够的信心，执着地坚持下去”，不可速成。（10）最后，他奉劝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作家不要急于发表，更不要被转瞬即逝的报章吸引，因为“惟有书籍不朽”（20）。
这封公开信洋洋洒洒近万言，难以判断，其中哪一部分文字当时特别吸引了狄金森的注意并激励了她提笔写信的决心。从狄金森此时诗歌创作的情形可以推断，她压抑已久的激情正以火山一般的强度随时喷发，而她多年来坚持自己的个性，大胆实验，精心打造词语和句法，如今已进入得心应手的阶段。希金森所描述的一字千斤的神秘力量，与她追求精炼、凝缩的诗歌风格颇为契合。这一切是“天才”的标志或雏形吗？她独自摸索、渐趋成熟的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是不是值得追求和坚持的“个性”？如果她火山一般的激情已驱动着她走上了这条“庄严宏伟”的诗歌之路，而它或许是引领她通向“不朽”的惟一希望，那么，是不是到了该发表的时候？对于这一切，她似乎没有绝对的把握。或许，此时的她需要一点距离，需要一位明眼人（专家？权威？）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可是，对方从她寄来的诗作中看到了缺欠，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在读了她寄来的另外几首诗作后，建议她“推迟发表”。[16]于是，大约一个半月之后，她在第三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微笑了当您建议我推迟‘发表’- 这与我的心思无涉，如苍穹与鱼鳍无涉。（L265）[17]
这句话似乎脱口而出，一幅从容淡定的语气，可是，对于这样的告白，希金森（以及后世的读者）是否有理由怀疑呢？在最初提笔写信之际，至少在潜意识里，狄金森很可能并不排斥发表吧？对方提出的批评意见是不是太刺耳，让她感到不快？或者不以为然？
考虑到狄金森对诗歌的执着，对“不朽”的热情，却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特别是这一次）做出排斥发表的姿态，这确实有些匪夷所思。“苍穹与鱼鳍”遂成为狄金森留给后人的“不朽”谜题：是不是“推迟发表”的建议让这位“年轻的投稿人”感到自尊心受挫，经过一番心理调适之后，转而采取了一种清高和防御的姿态呢？她是否强烈意识到（未免有些失望）她的诗作在当代找不到真正的读者？她是否决心继续坚持自己的诗歌实验和个性而有意与当代文学保持距离？她是否逐渐相信她的读者在未来，而她的最终目标是“不朽”而不是生前的发表和现世的名声？[18]她是否早就被迫接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极端保守的性别观念，认为公众声誉与精英家庭的淑女无涉？[19]她本人是否决定采取迂回的发表策略（如通过自己的“手稿册”和书信发表）？[20]她的立场是否反应了精英阶层对文学商业化的轻蔑，包括商业出版对女作家隐私的暴露？[21]
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
王柏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上述种种推测皆已被狄金森学者加以探讨，即使缺乏十足的证据，难以定论，但每一条线索都让我们更加靠近狄金森的谜语，拓展了探索的边界。然而，对于1862年4月的狄金森来说，所有这些关于发表的推测也可能都不得要领，倘若她并非一位“投稿人”。
《致年轻的投稿人》的作者字里行间对女士频频点头致意，这位女诗人是否因此受到感召？不难推测，从希金森先生此前的各种文章中，她很可能了解到，这位文坛领袖一向为女权奔忙。[22]大约两年前，他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女人应该学习字母表吗？》，为女性没有平等教育权而愤愤不平：“我们拒绝与女性分享她们应得的那一份培训、鼓励、报酬的权利，然后大言不惭地谈论她们的本性和直觉。”如果说女人的成就不如男人，那是因为“她接受教育的路被堵住了”。[23]狄金森在给希金森的第二封信中说：“我上过学 - 但是按照您的措辞 - 没受过教育。”（L261）这句话可能暗示她读过希金森有关女性教育的文章。
希金森在文章中预言道，“毫无疑问，当今的时代即将进入一个更加合理的帝国，包括艺术、情感、抱负；女性中的天才正是为那个时代预留的。”这位被后世推崇为19世纪美国女性中最伟大的“天才”，是否畅想过希金森所预言的“更合理的帝国”？那么，倘若希金森对“年轻的投稿人”中的女性有特别的关照或期待，狄金森会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吗？她会如何应对这种特别的善意呢？迎合还是拒斥？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狄金森本人对女权运动以及希金森本人的政治活动表示出丝毫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哈贝格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一个令人不安的反讽是，1848年4月19日至20日，正值诗人在霍山女子学院的最后一学期，一个小型会议在纽约州的塞内加瀑布城召开，掀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不止一位学者曾尝试将这个划时代的会议与我们这位伟大的抒情女诗人联系在一起。目前的学者则认为，这一类尝试忽略了狄金森生活中的某些基石：她的家庭对女性问题极端保守，而且，她自己在霍山抵抗宗教洗脑，不会觉得女性是一个受压迫的阶层，也不会觉得女人必须组织起来去寻求解放。狄金森的一生受够了“阶级”和“圈子”，她对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最没兴趣。她一生的工作将是尝试并最终获得前所未有的想象的自由，同时居住在一个看起来有特权的囚笼里。[24]
在给希金森的书信中，她非但没有强调她的女性身份，以引起对方的特别关注、支持或赞许，甚至可以说，完全避开了一切与此相关的暗示。即便她不是刻意地隐藏，至少也是悄无声息地抹去了她的一切身份，尤其是性别身份。不管怎样，她以突兀而急促的措辞向对方表明，她的心思完全被另外的东西占据了，无暇他顾。
第二幕：“我把名字装入信封”
设想一下，如果狄金森像普通的文坛新手那样，写了一封中规中矩的书信，那么，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不难想象，这样的书信应当首先向文坛领袖致敬，并谦虚有礼地自我介绍如下：
我生活在阿默斯特小镇，在阿默斯特学院和霍山女子学院受过教育，从小酷爱文学，尤其迷恋诗歌。从1858年以来，我已陆续创作了几百首诗作，在亲友的热心推荐下，已匿名发表了其中的几首。但我并不满意，苦于无人指点……随信寄上拙作四首，请您不吝赐教……
然后，以自信而绝不张扬的语气，重点概括一下本人的诗歌追求和理想，并顺带总结一下近期创作的小小成果和收获，恳请对方指教。这样一封普通的信函，恐怕不会引起收信人特别的关注，只会换来一封客气而稳妥的信函。[25]然而，狄金森的书信不允许收信人随意打发了事。正如她在第二封书信所说，“我确信您不会拒绝一个发自内心的提问”。（L261）她的措辞里暗藏着一股咄咄逼人的语气，那一连串紧追不舍、亦步亦趋的提问，几乎令人躲闪不及，无法呼吸，恐怕任何一位收信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位神秘的作者高度紧张，似乎隐藏了“真相”。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位不容忽视的写信人，不仅在书信中没有透露任何个人信息，甚至试图隐藏自己的名字。总之，写信人希望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封书信的内容完全不变，但按照通常的习惯，在书信的最后签上了她的名字“Emily Dickinson”，那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既然狄金森当时并非名流，而是一位默默无名的作者，对于收信人希金森来说，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那么，签名或不签名会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签上名字会透露什么额外的信息呢？
这个名字会透露的惟一信息是：写信人是一位女性，因为Emily无疑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如果在这封信纸上没有这个标明性别的签名，至少，在阅读这封神秘而急迫的书信之时，以及阅读随信附上的那些“离奇的”（quaint）[26]诗作之时，收信人尚不知道作者是一位女性。这会不会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读者在阅读其作品之时知道她的性别，会不会对阅读和判断产生影响呢？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回到19世纪中叶的英美文化来思考，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对此，艾米莉•狄金森本人深有体会。1849年，艾米莉18岁，她父亲的法律事务合伙人鲍登（Elbridge G. Bowdoin）借给她一本刚刚出版的《简•爱》，作者柯勒•贝尔（Currer Bell）是一位不明身份的英国作家，读过之后，艾米莉禁不住大为赞赏，可是，在她当时能接触到的期刊和报纸上，她读到了各种猛烈抨击的文章。1851年谜底揭晓，“这部不像女人写的爆炸性小说”的作者是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27]这个事件无疑给狄金森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女作家的创作就一定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吗？如果抛开性别偏见来阅读，是不是更加公允？世人加给“女作家”的标签可靠吗？
截止到1862年，英国女作家勃朗宁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皆已陆续发表，而狄金森一直是这批女作家的热情读者，亲眼见证了她们的女性身份在公开之前和之后被阅读和评判的故事。有各种证据显示，狄金森对同时代英国女作家极为关注，常常流露敬佩之情。其中，勃朗宁夫人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对于狄金森走上诗歌道路产生了极大影响。
1850年代19岁的狄金森创作欲激情勃发，摩拳擦掌，准备踏上她的文学舞台：在情人节期间，她创作发表了目前所知的第一首诗作以及一篇情人节书信（她生前发表的惟一一篇散文）。如果回溯一下她本人的第一个创作旺盛期与她身边的文坛对女作家的反应，自然可以揭示出更多的信息，有助于理解狄金森此后对“女作家”标签的不以为然和应对策略。
狄金森的情人节书信，匿名发表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文学月刊《指示器》（The Indicator）1850年2月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刊发的文章大多与女性相关：第一篇赞扬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第二篇讨论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认为她们“轻信，信得太快太彻底”，从不推敲根本性问题，所以“没有女哈姆莱特”；第三篇是为当时尚未公开身份的《简•爱》和《雪莉》（Shirley）的作者辩护，并推测这位不明身份的作家应当是男性。[28]这些被当地文学期刊记录下来的文学事件和话语似乎为狄金森迈向文坛发出了召唤，也提出了挑战。
狄金森的这篇情人节奇文出现在最后两页的“编辑之角”，编者透露说，作者是一位女性，并以拉丁语缩写Q.E.D.一语双关地透露了作者的首字母缩写E.D.。[29]这是一篇插科打诨的奇文，完全不谈男女情爱，写信人要求与一位男子单独相见，像两个相互欣赏、信任的男人一样交流思想，畅谈社会和人生：
先生，我想与您会面，在日出或日落或新月升起之时 – 地点无关紧要……
不只是见一见，而是聊一聊，先生，抑或一次面谈，一次私聊，一次对立思想间的交流汇合，这正是我的提议。我想，先生，您会同意的。我们可以是大卫和约拿单，或达蒙和皮尔厄斯，或胜于二者，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可以聊一聊从我们的地理书上之所学，或是布道坛上、报刊和安息日学校之所听。
这是强烈的语言，先生，但却真实……
我们的友情，先生，将长存，直到太阳和月亮不再盈亏……我是“次经”中的女英雄朱迪思，您是以弗所的演说家。
这就是我们国家所说的隐喻。别害怕，先生，它不咬人……（L34）
书信的隐含作者是一个女性，却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男人，请求与对方面谈，像古往今来那些肝胆相照、心灵默契的男子一样交流思想，然后，又摇身一变，成为圣经中的勇敢机智的女英雄（危急关头，她砍掉了一位大将的头颅，解救了犹太人），让对方降格为一个小小的演说家。总之，性别角色不但发生了翻转，且改头换面，游动不羁。尽管这封书信一派胡言乱语，意在展露幽默的机智和挥洒自如的文笔，但有两个关键词不容忽视：思想与性别。不难推断，此时的狄金森渴望交流思想，而她的性别身份很可能已然成为一个麻烦，将在她未来的人生中日益凸现，以至无可回避。她发现，“隐喻”或许是摆脱这个麻烦的最佳途径，而喜剧则为隐喻提供了自如施展的舞台。这就是情人节的好处，它提供了这个便利的舞台。
Brenda Wineapple
White Heat: The Friendship of Emily Dickinson and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Alfred A. Knopf & New York，2008
在1850年的情人节之前，狄金森给一位舅舅写了一篇更加奇特的书信，也采用了同样戏剧夸张的手法，谴责舅舅违背诺言，一直不给她写信。[30]1852年情人节，她又创作了一首长达68行的情人节诗(F2 -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并于同年2月发表于当地的报纸《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这是狄金森生前发表的第一首诗作，同样是一首插科打诨、颠覆性别之作，此诗赠给豪兰德（William Howland），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位男助教，采用了一个男子的口吻，向另一个男子告别。[31]
正如哈贝格所说，狄金森185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激情勃发的创作“每一件都是一个喜剧精品，而作者的真情实感则无从捉摸”。“这些文字很可能是对当时活跃的女性激进份子的嘲讽，它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喜剧能量使其超越了讽刺和任何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狄金森在为她内心的狂野寻找一个发泄口。”[32]而且，这些作品刚好创作于她初涉文坛之际，因此它们的重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与其说此时的狄金森跃跃欲试地想成为“莎士比亚的妹妹”或“女哈姆雷特”，不如说，她已经开始学习在这些喜剧里机智地扮演一个不懂或无视社会性别礼俗的主人公，以对抗或抵挡性别麻烦和焦虑。
12年之后，狄金森那势不可挡的创作激情并没有减少，但已渐渐进入相对平稳的可控状态，正如一座“宁静的火山”，里面“隐隐地阴燃，竟不被怀疑”（F517）；与此同时，她对社会习俗的强大力量一定更加了然于心，不必大声呼喊着反抗之，而是不动声色地抵挡之或伺机而动地驾驭之。1862年，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虽然常常采用谦逊、羞怯的姿态，却驾轻就熟地运用隐喻和戏剧性手法，操控着各种正统的规范，特别是性别规范。
或许主要是为了不想让收信人希金森先生立即把她认定为一位女性，并因此带着性别好奇或偏见（包括善意的关照）来阅读她的诗作，所以，艾米莉才不愿立即透露性别。或者也可以说，她把名字藏在小信封里，就好比导演了一幕小小的戏剧，让真实的性别身份在隐藏、躲闪或拖延之后，慢慢出场，这个迷你版的戏剧似乎无意中模仿了当时女作家匿名发表作品的戏剧性情节：女诗人艾米莉匿名寄上自己的诗作（一种发表），隐藏了性别身份，读者希金森先生阅读了它们，获得了客观的第一印象，做出公允评判（“真相”），随后，在一个更小的信封里发现了作者的签名，她的性别才得以揭晓。由此观之，被狄金森装入信封的，与其说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姓名，不如说是那个明显的性别标签。
Martha Nell Smith.
Rowing in Eden: Rereading Emily Dickinso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
所有这些闪烁其词的隐喻的语言，似乎都在提醒收信人：“您不需要知道我是谁，请您读一读我的诗歌。”或者：“首先，请您读一读我的诗歌，暂且忽略其他。”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信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指向诗作本身，而不是作者本人，它们强迫收信人直接面对那些诗作，而且，这些书信本书也是诗歌，期待被当作诗歌来阅读，既然它们所使用的也是高度隐喻的语言，正如她在信中所说，请您告诉我，它是不是“活着”，是不是“有呼吸”？总之，那才是她希望对方说出的“真相”——事关生死的关键问题。
第三幕：“我的诗是否活着？”
对于这个问题，戴普曼提供的思路十分具有启发性，他指出：
狄金森询问对方她的诗是否“活着”，实际上是想吸引对方去关注思想的深层，而这是一个职业批评家在读一首新诗时可能很容易忽略的层面……至于她为何不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狄金森做出了解释，同时也是一种辩护：“心灵离它自己太近 - 反而，看不清 - 而我无人可问 –”（L260）。当心灵与自己相遇，阅读自己的作品，思考自己的思想时，它会自己干扰自己，就像在自己的光芒中投下一片阴影。这就是狄金森致信希金森的主要原因，随后的三个问题，他是否觉得她的诗“有呼吸”、她是否“犯错”、他是否愿意告诉她“真相”，都是源于同样的认识论困境。[33]
在戴普曼的启发之下，不妨稍微换一个思路：狄金森发出信函，寄上诗作，与其说是因为她渴望以新手的姿态向对方请教，寻求发表，不如说她更渴望以她的诗歌跟一位智者平等地交流思想，交流她对宇宙、存在、不朽的思考，特别是深层的危机和困惑。狄金森在第二封书信中提到：“我有一种恐惧 – 自九月以来 –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 所以我歌唱，就像男孩经过墓地 – 因为我害怕 –”。（L261）
从1862年的书信里，我们再一次听到了1850年情人节书信中的两个关键词：思想与性别，同样的呼声和请求，但是措辞和语气发生了明显变化。那些朝各个方向肆意喷涌的小火山，已汇聚为一座中心火山，“火山上长满小草 / 一个供冥想的地方 - / 一块小鸟可以选择的草地”（F1743）。它努力适应压制，随时准备接受“控制”。她仍然强烈地渴求思想，甚至大大强化了思想的深度和难度，正如火山的岩浆深藏地下。与此同时，她悄然隐藏了另一个关键词“性别”，她不再以一种强势的姿态，颠覆性别角色，像一个男人那样对另一个男人发出邀请，而是有意无意地抹去了自己的性别，也暗示对方忽略她的性别。
带着这样的观察，重读第一封信中关于签名的句子，一种暗藏的修辞策略顿时昭然若揭：
我把名字装入信封 – 请求您，先生 – 您可否– 告诉我真相？
“我把名字装入信封”似乎成为“请求您……告诉我真相”的一个前提条件。她似乎担心，如果收信人知道她是一位女性，他会不会出于性别的考虑反而不“敢”以“真相”相告？她在前一个句子里刚刚说过，“我若犯错 – 而您敢于相告 – 我会敬重您 - 更为诚挚 –”，换句话说，她在请求和提醒对方：“既然我把名字装入信封（您可以暂且忽略我的身份），那么，请您把真相告诉我吧。”这既是一个发自肺腑的请求，也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请求，更是一种操控对方的阅读方式、情感体验和理性判断的策略。正如温艾普所说，狄金森的“那个单独分开的、诱人的小信封，是一个策略，一个恳求，一个登台亮相的表演。”[34]藏起身份正是为了操控身份，她在玩捉迷藏游戏，虽然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源自一种无需明言的身份焦虑。
这个小小的戏剧手法似乎果然奏效了。三十年后，希金森回忆收到狄金森第一封信的种种印象，其心理体验的过程似乎完美达成了她的预期设计。[35]希金森首先注意到信封的邮戳和笔迹，跟他在《致年轻的投稿人》中所描述的带有女士特征的笔迹不同，狄金森的笔迹显得十分特别，甚至带有几分神秘，但似乎并没有让他意识到任何性别特征。希金森写道：“这封来信的邮戳上显示‘阿默斯特’，而它的字体十分特别，似乎写信人最初的课堂来自这个学院小镇的博物馆，是从那些著名的鸟类足迹化石学来的。” [36] 看起来，她的笔迹不仅让对方产生了诗意而神秘的联想，而且客观上起到了拖延性别出场的效果，不知狄金森提笔之际是否料到？
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ed.
Shakespeare’s Sisters：
Feminist Essays on Women Poet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
随后，他描述了狄金森的书信和诗歌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独特的标点符号和首字母大写的习惯，然后他强调说：
可是，这封信最最奇特之处是根本没有任何签名。不过，事后证实，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卡片上，把它装进一个小信封里，藏了起来，再放入这个大信封里；而且，她的名字不是用水笔，而是用铅笔写的，似乎这位羞怯（shy）的作者希望将她本人退出视线之外，越远越好。
最后，他逐一介绍了狄金森随信寄来的四首诗作的特色，并总结了他对这些诗作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希金森充分注意到她把名字藏起来，其实正是为了将她本人藏起来，“退出视线之外”。因此，他在回忆时也首先搁置了他对狄金森本人的全部了解，而是详细描述了她的书信和诗歌带给他的最初印象，这个顺序复制了他最初的心理活动，同时也引导他的读者去留意狄金森的“离奇”书信影响阅读心理的事实。
希金森字里行间没有提到狄金森对暴露女性身份的有意戒备，这刚好说明狄金森的操控策略含蓄高妙，不留痕迹。他试图用“羞怯”来解释写信人的紧张心理，虽然捕捉到一些真相，却遮蔽了更多的真相。正是“羞怯”的姿态让对方失去了心理防范，轻轻松松地落入了作者的掌控之中。这位神秘的通信人果然激发了希金森先生极大的好奇心，他回忆说，收到第一封书信之后，他曾碰巧遇到狄金森的一位叔叔，本以为可以获得一些关于诗人本人的信息，可惜未果。[37]
这个小小的戏剧和捉迷藏游戏在随后的书信中继续上演。希金森先生在回函中希望了解她的个人信息，问到她的年龄、家庭成员、教育背景、读物等等，可是，艾米莉的回答十分躲闪，她仍以高度隐喻的语言避开了若干实质性的信息。例如，关于她的年龄，狄金森回答说：“您问我年龄多大？直到今年冬天 – 我才开始写诗 – 一两首而已 – 先生 –”（L261）狄金森的躲闪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十年后他追加了一条这样的评论：“对于一部分问题，她以天真的技巧加以回避，这技巧恐怕会让卖弄风情的女子心生嫉妒，哪怕她绝顶老练世故，亦望尘莫及。”[38]可见，希金森逐渐意识到“天真”里隐藏着策略。
在第三封书信里，他按照当时的习俗，希望得到一张她本人的照片，她回答说，她没有照片，作为补偿，她以文字提供了一幅自画像，几乎避开了外貌特征的一切具体描述，仅仅提供了一幅印象派风格的素描，因此也就自然避开了任何明显的性别特征，不过，在“弱小”与“张狂”的张力之间，潜藏着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
我没有肖像照，目前，不过，我小如鹪鹩鸟，而我的头发张狂，如栗子的刺果 – 我的眼睛，像客人留下的，杯子里的雪利酒 – 这些应当可以了吗？
随着1970-80年代女性主义和解构理论的兴起，两位美国女诗人里奇（Adrienne Rich）和苏珊•豪（Susan Howe）最先观察到狄金森对隐喻替换和性别角色的操控。按照里奇的说法，“她不得不将自己非正统的、颠覆性的、有时像火山一样的习性转译成一种名叫隐喻的方言：她生来就会的语言。” [39]而苏珊•豪则敏锐地指出，“二人的通信往来始终贯穿着捉迷藏游戏，以及各种主宰、服从、违抗、投降的把戏。”狄金森善于使用“非凡的面具手法和掀开面纱的艺术，她享受着请愿剧（the drama of pleading）的快感”。[40]这种变换角色的手法，或许正是一个女诗人在生存中自然习得的本领，这种本领早在1850年代初狄金森就已大体掌握，只是当时年轻气盛，还不善于隐藏而已。
狄金森手稿
当然，在学习隐藏的同时，几乎无可避免地，她也向传统的女性规范靠近了一步，不得不采取一种谦卑、羞怯的姿态（即使只是表面上的或暂时的）。在此过程中，她时不时采取一种“小女孩”或“小男孩”的策略，用希金森的话说，那是一种“天真的技巧”。狄金森在第三封书信的最后请求对方做她的“导师”，并以小女孩的形体和无声无息的老鼠，插播了一段幽默而谦卑的喜剧：
您是否有时间做您觉得我需要的那位“朋友”？我形体小 – 不会挤满您的书桌 – 也不会弄出太多噪声像老鼠，啃咬您的收藏 – 我可否给您送来我的东西– 不会那么频繁以至将您打扰 – 请您告诉我是否清晰 – 那样，对我会是一种控制 –
水手看不清北方 – 但知道磁针清楚 –
“黑暗中您向我伸手”，我放入我的手，转身……
可是，您愿意做我的导师吗？希金森先生？
您的朋友
艾•狄金森
然而，在谦卑的姿态之下，仍暗藏这一种对立和紧张，到了书信的结尾，她在“水手”和“磁针”、“导师”和“朋友”之间制造了一种张力的平衡，角色将随时发生翻转。什么是“导师”？什么样的“导师”？狄金森在这封信的前文中曾写下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子：
我的导师临终前告诉我，他愿意活到我成为诗人的那一天。[41]
面对她的请求，回头重读这个句子，希金森先生不可能不沉甸甸地感到，成为这位诗人的“导师”将承担一件何等严肃的职责，并将因此而获得何等尊贵的身份！
大约在1858-1862年期间，时间刚好处于1850年代早期和1862年狄金森致函希金森之间，狄金森留下了三封写给“主人”的神秘书信，收信人身份不明，[42]但字里行间流溢着爱的激情、痛苦和绝望，同时，性别角色的纠葛也更为复杂微妙。一直有学者怀疑，这位“主人”并非实有其人，而是一位虚构的戏剧角色。不管怎样，这位“主人”都是权威的男性家长（父亲、丈夫）的化身，若想消解这个角色，或权力关系，狄金森的策略是以卑贱的“雏菊”和柔弱的“小女孩”表演“请愿剧”，并在猝不及防的时刻，撼动他，推翻他，让他不知所措。这三封“主人书信”为1862年致函希金森提供了重要参照。除了爱的激情、痛苦和绝望之外，“主人书信”中所采用的大量措辞、隐喻和戏剧手法都与1862年寄给希金森的书信极为相似。既然与希金森的交流，是为了“思想”和她的“诗歌”，[43]相比之下，书信在语气上更为从容、克制、淡定，戏剧手法也更为隐避，似乎增加了更多的面纱法或躲闪策略。
那些谜语一般的书信和诗歌，让希金森禁不住反复琢磨，却不知如何回复，而她的种种隐藏和躲闪，像磁石吸引着磁针，让这位“导师”渴望与一位黑暗中的“学生”见面，[44]希望在她的世界中获得一种存在感——角色已悄然翻转。1869年他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
我时不时拿出你的书信和诗歌，亲爱的朋友，体会它们奇特的力量，因此，并不奇怪，我发觉难以回复 & 几个月就这样过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与你见面，我总是感到，倘若我一旦抓住你的手，对你来说，我才成为一个存在（something）；可是，在那之前，你径自让自己笼罩在一团火雾（fiery mist）之中 & 让我难以接近，只能为那惊人的光芒发出的火花而欣喜。(L 330a)
在1850年的情人节书信中，狄金森戴着喜剧的面具，表达她的身份焦虑和渴望，她希望自己像一个男子一样与一位男子见面，交流思想，如今，她以一个没有身份、藏起名字和性别的女子，凭借自己的“奇特力量”和“惊人的火花”，让一个精力旺盛、无所不能的男子、一个充满理想的行动主义者，一位权威的文坛领袖，不仅渴望与她见面，而且想要接近他，拉住她的手，终有一天，他会因为这位神秘的女子，而找到自己的“存在”——活到她“成为诗人的那一天”。
“Will You Ignore my Sex?”:
Emily Dickinson’s 1862 letters to T. W. Higginson Revisited
Abstract: In 1862, when Emily Dickinson’s creativity entered its prime, she enclosed a short message with four poems sent to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one of America’s eminent men of letters. That message has proved to be an ongoing riddl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r poetics as well as for understanding her intentions to publish her poems. Drawing insights from recent surveys of gender culture and its critical context in 19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letters sent from Dickinson to Higginson in 1862 in order to alert readers to hear the implicit plea in these often abrupt, imperative, elliptical, and cryptic documents: “Will you ignore my sex?”. At the same time, I show that Dickinson’s enclosure of her name in a smaller envelope might be read as a miniature drama directed by the poet to manipulate the mode of reading, the affective experience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her poems by the recipient, and as an imi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women writer’s publishing in anonymity in which her sexual identity was first hidden, evasive and deferred in its presentation. No matter how naïve and shy, or deliberate and pretentious, such a plea might seem to her recipient or to later readers, I argue that the request should probably be read as a sincere statement: “Please regard me as a poet instead of a lady poet.” Dickinson’s playful indirection reveals strongly the anxiety of the female poet and should not be ignored by readers, both her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Dickinson’s dramatizing devices and metaphorical use of male muses to propel her own volcanic power, combined with pervasive unsexing practices in Dickinson’s poetry more generally, make her legacy ambiguous for later female writers and constructions of a “literature of women’s own” more subtle and complicated.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letters; Thomas Higginson; unsexing; genderless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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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15日是信封上的邮戳日期，据此推断，4月15日应当是艾米莉•狄金森的寄信日期。当时希金森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Worcester），按照他的回忆，他于次日即4月16日收到此信。
[2]L260是狄金森书信编号，按照学界惯例，缩写为“L+数字”。见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3 vols.，ed. by Thomas Johnson & Theodora Ward，Cambridge，MA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V2. p.403。本文所引狄金森书信除特别标注外，皆出自本书，以下随文提供书信编号，不再另注。
[3]Jed Deppman，Trying to Think with Emily Dickinson，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8，p.58.
[4]希金森与托德夫人（Mabel Loomis Todd，1856-1932）合作编定了三部狄金森诗集，分别于1890、1891、1896年出版。
[5]这六封书信的编号分别为：L260，L261， L265，L268，L271，L274。
[6]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王柏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459页。
[7]参见Brenda Wineapple，White Heat: The Friendship of Emily Dickinson and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Alfred A. Knopf & New York，2008，p.31。
[8]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399页。
[9]《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包括当时赫赫有名的诗人洛维尔（James Russell Lowell）、作家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等，在它最活跃的撰稿人中，还包括爱默生、梭罗、亨利•詹姆斯，以及当时广受关注的女作家如斯托夫人等。
[10]邮戳日期为1862年4月25日。
[11]狄金森诗歌皆无标题，按照目前学界惯例，采用富兰克林编号，缩写为“F+数字”。见 R. W. Franklin，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Variorum Edition. 3 vols. ed. Cambridge, MA and Lond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以下缩写为Franklin Var. 1998，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12]狄金森手工缝制的手稿册（Fascicles），共40册，此外，还有10组未缝制成册，两部分总计814首诗歌。这项工作大约至1865年基本停止。在1862年4月给希金森先生写信前后，诗作和手稿册的具体数量，参考富兰克林提供的诗歌编目和断代加以估测，见Franklin. Var. 1998附录2-4。
[13]Atlantic Monthly，April 1862，pp.401-411.
[14]狄金森这里使用了复数名词“篇章”（chapters），向对方表明她读过不止一篇他的文章，不过，新近发表的《致年轻的投稿人》显然是她提笔写信的直接契机。
[15]引文见“《大西洋月刊》电子档案库”：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862/04/letter-to-a-young-contributor
登陆和下载日期：7/4/19, 10:07。引文页码标注在正文中，不再另注。
[16]希金森寄给狄金森的信函大多数皆于诗人死后由家人销毁，仅有3封幸存（L330a，L405a，L476b），因此希金森书信中的内容基本上只能靠狄金森书信中的只言片语的引用和希金森三十年后的回忆文章加以推测。
[17]这封信的邮戳日期为1862年6月7日。
[18]在寄给希金森的第二封信里，她寄上了一首晦涩难懂的诗作“向四处派送的各种声音”（F334），暗示她的创作是“藏着的黄金”，甚至藏在“骨灰瓮”里，属于“不朽”。此外，她有一批创作于1860年代初期的诗作，如《有人劳作 - 为不朽》（F536），更明显地表明，她本人的创作不是马上到手的现金，很快花掉；而是矿藏，为后世，为不朽。
[19]关于诗人的父亲爱德华•狄金森（Edward Dickinson）极端保守的性别观念，特别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三章。不过，这位父亲并不反对女子受教育、读书和从事写作，“如果父亲直接说你不可以做公开的作家，那么潜台词则可能是你可以私下写作。”引文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38页。
[20]关于狄金森以自己的秘密“手稿册”作为替代性发表方式，主要参见Richard B. Sewall，The Life of Emily Dickinson. 2 vols. New York：Farrar, Straus & Giroux，1974，p. 537；关于她主要通过书信作为替代性发表方式，主要参见Martha Nell Smith. Rowing in Eden: Rereading Emily Dickinso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
[21]有关狄金森时代女性文学的出版语境与狄金森拒斥发表的可能关联，详见Elizabeth A. Petrino，Emily Dickinson and Her Contemporaries：Women's Verse in America，1820-1885.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9，尤其是第二章。
[22]关于希金森对多位女作家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此时的狄金森很可能尚不知晓，或仅有模糊的了解。
[23]Higginson，“Ought Women to Learn the Alphabet?” Atlantic Monthly，February 1859，pp. 137-150.
[24]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168页。
[25]参考Cristanne Miller，Reading in Time：Emily Dickins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herst and Boston：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12， p.184。米勒认为，正因为狄金森发出的信函是高度隐喻的，发自肺腑的和迫切的，因此希金森推断，写信人并没有职业上的意图和雄心，比如寻求发表。
[26]描述狄金森的诗作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希金森在各种回忆文章中使用了很多形容词，但quaint （离奇、古怪、精巧）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
[27]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182-183页。
[28]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191-192页。
[29]Q.E.D.通常代表以下三个拉丁词语：“Quod erat Demonstrandum”，意思是“这就是证据”或“这已被证明”。常写于一道习题被成功解答之后，而艾米莉•狄金森的姓名缩写刚好是ED，因此，Q.E.D.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这就是艾米莉•狄金森”。
[30]舅舅只给她爸爸写了信却未给她写信，于是，她在信中把舅舅痛斥为“无人能及的恶棍 - 无人能比的罪犯 -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赖”。这篇讨伐檄文极尽戏剧夸张之能事，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似假若真的愤怒，最后扬言要与舅舅决斗或将他彻底铲除，且透露了各种杀人手法，如麻醉、摘取心脏、趁熟睡刺杀等。相关背景，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185页。
[31]此诗的标题为拉丁语，意思是“世间的荣耀转瞬即逝”，发表时的标题为“逗乐组曲”。这位豪兰德先生曾向诗人的妹妹维妮（Vinnie）求爱。
[32]参见哈贝格，《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第188、191页。
[33]Jed Deppman，Trying to Think with Emily Dickinson，p.58.
[34]Brenda Wineapple，White Heat：The Friendship of Emily Dickinson and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p.5.
[35]由于信件缺失，只能加以推测。所幸，1891年10月，希金森撰写了一篇《狄金森的书信》，追溯他们通信的若干细节以及他本人当初的印象。当然，时隔三十年，这份回忆自然掺杂了一些当下的思考，不可能是当时情景的准确描述。Higginson，“Emily Dickinson’s Letters”，Graham Clarke，ed. Emily Dickinson：Critical Assessments. 4 vols. Mountfield，East Essex，UK：Helm Information Ltd.，2002，V.2，pp.3-20。
[36]Higginson，“Emily Dickinson’s Letters”，p.4.
[37]Higginson，“Emily Dickinson’s Letters”，p.5.
[38]Higginson，“Emily Dickinson’s Letters”，p.5.
[39]Adrienne Rich，“Vesuvius at Home: The Power of Emily Dickinson，” 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ed. Shakespeare’s Sisters：Feminist Essays on Women Poet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p.102.中译文见本辑。
[40]Susan Howe. My Emily Dickinson. Berkeley：North Atlantic Books, 1985, p.133, p.127.
[41]在1876年的一封信里，她再次对希金森提到了这位导师：“我最早的朋友在去世前一周给我写信说‘如果我活着，我会去阿默斯特 - 如果我死了，我必定会去’。”（L457）这位导师很可能是本杰明•牛顿（Benjamin Franklin Newton, 1821-1853），狄金森父亲的法律实习生，比狄金森大9岁，在1850年代初，向她推荐了爱默生的诗集，并鼓励她走上诗歌道路，对于狄金森精神上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可惜牛顿因病早逝，二人的来往书信亦无一幸存。
[42]由于狄金森在信中称收信人为“主人”（Master），因此，学界把这三封书信命名为“主人书信”（Master letters），编号分别为：L187,L233,L248。这三封书信的收信人究竟是谁？各种推测层出不穷，其中，有两位人选最为热门：一位是鲍尔斯(Samuel Bowles，1826-1878)狄金森家多年的老朋友，《春田共和报》的主编，此人与狄金森本人和她的亲友往来频繁，书信不断；但更多的线索指向另一位人选，费城的长老会牧师沃兹沃斯（Charles Wadsworth,1814-1882)，狄金森在1855年旅行期间很可能在费城听过他充满激情的布道，有证据显示，在1862年前后，狄金森在家中接待过他的来访，在一封信里，狄金森把他称作“尘世间最心爱的朋友”(L807)。
[43]从书信中的文字推测，那位神秘的“主人书信”的收信人似乎对狄金森的诗歌不感兴趣。
[44]在给希金森的书信中，狄金森有时在落款处签名：“your scholar”。Scholar在这里的意思是“学生”，不过，它还有一个常见的用法是“学者”。
【文献引用格式】
王柏华.“您可否忽略我的性别？”——重读艾米莉•狄金森致“导师”希金森的1862年书信.陈戎女主编.当代比较文学 第4辑[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第87-125页。
《当代比较文学》 第四辑
华夏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往期文章
编辑 夏盛铭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http://bjs.blc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