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 | 从审判机关到治理中枢：互联网法院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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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阅读，省却注释。全文请参见《数字法治》2023年第2期，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本文作者
高艳东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发表于
《数字法治》杂志2023年第2期
一
多数法院都可以实现
“网上案件网上审”
互联网法院的历史贡献，不能仅仅定位于审判方式、审判对象的创新。
第一，“网上案件”作为互联网法院审判对象的特殊性会逐渐丧失。随着互联网全面介入社会生活，未来绝大多数案件会与互联网有关。显然，如果“用网络审判网络案件”是互联网法院的核心特征，那么，未来所有法院都可以称为“互联网法院”。
根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互联网法院只审理网络购物、网络服务、互联网金融等11类涉网案件。但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传统交易很多需要借助网络进行，如购房者会在线选房、签约、下单、支付。在无现金社会，绝大多数交易会使用支付宝、微信或网银支付。因而，未来大多数案件属于涉网案件，都有理由实行“网上案件网上审”。
第二，“网上审”作为审判技术的优势会逐渐丧失。未来多数法院都可以通过技术升级做好网络审判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法院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基层法院为了解决案多人少问题，会不断采用网络方式审理婚姻、合同等传统案件。在疫情期间，多数法院都可以做到在线立案与开庭。据统计，全国3500余家法院已经全部对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每日提供在线服务超千万次。通过在线方式开展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从平均往返法院近6次减少到只需要1次至2次，甚至一次也不用跑。
互联网法院也在反思，传统法院都成了“互联网法院”，那互联网法院怎么办？而且，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司法”的技术创新早晚会被“人工智能＋司法”所替代，“审判网络化”会被“审判智能化”所超越。因此，除了审判技术创新，互联网法院还要从制度层面探索司法创新。
笔者认为，互联网法院应该有的历史贡献是，推动网络治理现代化，从审判机关变成治理中枢，司法先行，完善立法、行政、司法的职能分工。当前，数字领域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立法规定、行政管理相对滞后；相反，受制于有案必审的压力，互联网法院对网络新生事物的认识、处理，比立法、行政更快。简单讲，在立法、行政跟不上数字技术发展速度时，互联网法院除了审判职能之外，还应当实质性地补强立法、行政，对互联网新事物提出规制理念，对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让司法成为立法与行政的推动者、带路人。
二
网络空间治理司法要先行
现代国家法治体系中，司法机关只进行后盾性救济，法院是被动的裁判者，实行“不告不理”原则。这种立法先行、司法最后的国家法治模式，在平稳的农业、工业社会运行良好。工农业社会发展缓慢，新事物的出现往往经历了漫长的试点与商业化过程，立法机关有充足的时间启动立法程序，行政机关有足够的能力强化管理措施。以汽车产业为例，1769年，法国人N.J.居纽就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三轮汽车，到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才制造出第一辆内燃机汽车，而汽车在美国的普及则是20世纪的事情。而且，如今燃油汽车涉及的交通法律问题和一百多年前并无太大差别。这样的时间跨度和变化速度，可以让立法机关耐心讨论出一个“完美”立法，立法在先、司法最后的格局得以维系。
但是，在数字时代，技术发展速度太快，立法者没有充足时间制定完备的法律。
第一，在数字时代，工业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逐渐失灵，立法无奈、行政无力的现象日趋严重。一方面，以民主协商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模式，不适应数字产业的快速性、规模性。数字产业发展速度太快，立法、行政部门刚刚了解了扫码支付，刷脸支付就来了，而无感支付也在路上；借助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新产品一夜之间就可以“千树万树梨花开”。例如，共享单车刚起步，很快就产业化、泛滥化。这留给立法、行政的时间并不多。
而另一方面，以地域、行业为基础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不适应互联网的无边界、跨行业特征。例如，前些年，互联网金融（如P2P）出现了爆雷乱象，就是因为网络问题的跨地域性，出现了管理真空；而互联网产生的很多新生事物，如数据、信息、账号，到底由谁管理，仍然不明。此外，互联网可以把完全无关的领域连接到一起，如直播平台有表演、销售、教育、融资等多种业务，如果等各个部门理顺管理关系，可能这个行业早已发展成其他形式了。
第二，当传统立法、行政管理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时，互联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其治理先锋的优势。互联网法院是我国第一个以互联网问题为全部工作内容的国家机构，此前，网信办、工信部等也均以互联网为工作内容，但是，网信办是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更多是宏观指导，无法进行常规立法和管理；而工信部管理内容广泛，且限于行政权的分工，无法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管理，更无法快速应对网络新问题。
而互联网法院可以引领对互联网的专门化、全局化治理。虽然互联网法院目前只审理网络合同等11类案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新设机构都会经历从小做起、逐步完善的过程。在互联网法院完成制度、人员配套后，应当可以审理所有类型的互联网案件(包括刑事案件)，如果只审理目前这11类案件，互联网法院就会变相成为网络法庭。
互联网法院一旦成熟到可以审理所有类型的互联网案件时，必然成为对数字产业全局观最强、反应最快的国家机构。立法和行政机关可以坐等时机成熟，但限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原则，面对网络疑难案件，互联网法院必须及时审理，不能坐等立法完善。
在没有自动驾驶立法时，自动驾驶引发的事故已经需要法院判决。互联网法院必然先于立法和行政拿出国家态度，对很多无章可循的互联网新问题，如爬虫边界、数据权属、算法黑箱等问题，互联网法院的每一次审判都在创设规则；未来数字领域的立法，将仰赖互联网法院的司法裁判，立法与司法的逻辑关系将被重构。同时，长期、大量审理互联网案件，互联网法院自然会成为对产业政策、治理思路最有发言权的国家智库。因此，互联网法院可以确立基本理念，即为立法完善与行政管理指明方向。
《数字法治：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思维》，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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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领域司法如何先行
让司法先行以推动立法完善、强化行政管理，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未来应当通过宪法修改加以确认。当前，可以合理利用现有制度。在网络空间治理思路上，互联网法院有先天优势。在中国互联网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之时，如何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管理，没有域外经验可循，需要中国自己探索治理对策。
互联网法院应当有担当、有抱负，充分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通过判决理由、司法建议、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对数据交易、信息使用、数字资产、算法规则等互联网新问题提出规制思路，进而为网络空间治理提出新对策。
第一，修正现有规定，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很多行政管理规定产生于工业时代，并有强烈的部门保护主义色彩，已经落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赖于司法纠偏。例如，2016年，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在“网约车第一案”中，以共享经济有利于节约资源、解决打车难等理由，撤销了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对专车司机的行政处罚，就是在行使准司法审查功能。
法院无权废除出租车的管理规定，但可以通过“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的裁判思路，实际上改变现有管理规定在互联网领域的效力，进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未来，互联网法院应当“用明天的法律思维审判今天的案例”，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通过裁判理由树立新法律理念，推动管理规定的修改。
第二，发挥审判职能，为立法真空、管理空白确立规则。任何立法都有滞后性，只不过，互联网的极速发展把立法滞后性无限放大了。互联网产业的新事物，往往在法律真空中发展，对很多互联网创新模式，立法与行政机关在早期一般是不禁止、不肯定。如果坐待立法完善，可能会出现“法律颁布即失效”的尴尬局面，因为届时新的互联网产品又出现了。与立法的尴尬效率相比，直面纠纷的互联网法院，事实上就成了互联网治理的“探路人”。
人民法院的上述职能有法律依据。例如，《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律允许法官在法律盲区作业，只是，对互联网新事物，既没有法律，也没有习惯，有的只是法官心中的法律理念。如学者指出，“司法审判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等优势，可以通过个案审理，灵活确立规则，循序渐进推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面对法律真空处的纠纷，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自当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为空白地带确立规则。
第三，善用司法建议管理互联网新生事物，通过“一个司法判决带多个司法建议”的模式成为网络空间治理先锋。互联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出台规定、主动管理新事物？该模式值得探讨。现有制度也允许互联网法院主动以司法建议、指导意见等方式参与网络空间治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第7条规定：“对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的下列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向相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提出司法建议，必要时可以抄送该单位的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1)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需要相关方面积极加以应对的；(2)相关行业或者部门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需要有关单位采取措施的……”据此，司法建议既可以是纠正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互联网法院在面对“重大”“普遍性”问题时，完全可以向相关立法、行政机构发出司法建议，推动立法与行政管理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书》，积极参与了社会治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院在这方面同样大有可为。未来，互联网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应当比下达的判决书更多。例如，在审理一起网络售假案件时，互联网法院可以向电商平台、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立法机关发出司法建议，敦促其共同治理假货。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网络空间管理漏洞，推动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才是互联网法院的历史使命。
此外，互联网法院还可以就审判中发现的新问题发布指导意见、出台会议纪要，填补互联网领域的立法与管理空白。
四
从“案结事了”到“诉源治理”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重新定位法院的职能。法院不仅是司法审判机关，更是社会治理先锋。就“不告不理”而言，司法只能是消极的；就“以审理促治理”而言，司法应当是积极的。一个埋头审理案件的法院，其功能与仲裁机构、调解中心并无区别。法院裁判看起来威严神圣，其实多数简单案件的一审工作，完全可以分流给社会化、市场化的专业机构。在竞争压力下，专业机构的中立性、公正性、效率性自会有所提高。而超脱于立法与行政，在大量纠纷中发现管理盲区，进而推动社会治理，才是法院独有的优势。审理案件是法院发现社会问题的手段，而参与国家治理才是法院的更高目标。
长期以来，法院强调“案结事了”，近来更是强调“诉源治理”，推动纠纷化解。例如，在审理“疲劳驾驶的网约车司机撞伤闯红灯的外卖骑手”案件中，如果法官只是按照交警划定的责任比例，认定双方各自承担的赔偿责任，这种“案结事了”的审判工作并无难度。法官更重的任务是发现其中的社会管理问题，具体包括：
一是网约车平台缺乏安全管理，给驾驶超过8小时的司机派单，法官应当向网约车平台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其强化平台责任，并向交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敦促其强化安全检查和管理。二是点餐App过度运用算法提升派单效率，催促骑手争分夺秒，存在安全隐患，法官同样应当向点餐App和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消除“速度至上”的交通风险。三是电瓶车的设计超过了25公里/小时的最高时速限制，法官就应当向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消除电瓶车“马路杀手”的隐患。
类似案件中，法院审理的不只是纠纷本身，更是引发纠纷的原因。只有消除案件发生的原因，案件才会越审越少。诚然，部分法院限于结案压力，只能就事论事，很难做到“诉源治理”，其结果就是案件越审越多。
无疑，互联网法院不只是一个审判机关。除了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之外，互联网法院还要从制度层面引领司法改革。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管理理念开放的中国，有能力为人类司法制度革新提供新样本。如果恪守传统司法理念，互联网法院最终会踏步不前。互联网法院应该将互联网思维代入司法职能，在互联网领域实行司法先行，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互联网立法与行政管理提供立法思路、管理理念，成为立法与行政的向导，进而成为数字领域的智慧大脑、国家CPU。
中国要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贡献智慧。在互联网产业发展过快，立法、行政相对落后的背景下，互联网法院不能辜负了国家的重托，应勇挑重担，从“最后一道防线”的裁判者变成时代问题最快的答题者，为互联网立法真空、管理空白，给出司法答案。只有奉行积极的司法治理理念，互联网法院才能为国分忧、为民造福，更为全球网络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并不缺一个审理互联网案件的法院，而是缺一个探索未来法治模式的机构。
END
本文来源：《数字法治》杂志2023年第2期
本文作者：高艳东
本文编辑：钱岙轲
本文审阅：冯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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