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中国“空气末日”的教训
图1.关于中国的空气问题，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是它是如何被正常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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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末日”的教训
论中国的雾霾问题和生态危机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王立秋
2016年12月，中国大城市的雾霾情况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成千上万人逃到了农村，试图找到一个还看得到蓝天的地方——这场“空气末日”（airpocalypse）影响了五亿多人。对那些依然留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移动开始像在末日后（post-apocalyptic）电影中的生活一样：人们带着巨大的防毒面具在雾霾中走动，雾霾中甚至周围的树也看不见。在这里，阶级的维度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当局不得不因为严重的空气状况而关闭机场之前，那些负担得起昂贵机票人已经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而且，给损害加上侮辱的是，北京立法者想把雾霾列为气象灾害，把雾霾定性为自然发生的，而不是工业污染带来的后果——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为此灾害而责备当局。如此，一个新的范畴被加进了逃避战争、旱灾、海啸、地震、经济危机等的难民清单——雾霾难民。
图2.雾霾下的北京CBD
也许，关于这场空气末日，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它的迅速正常化：在当局不再能够否认问题存在之后，他们迅速制定程序，使（一脸懵逼的）人民能够按新的常规来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好像灾难性的雾霾只是生活的一个新的事实那样。在指定的日子里，你就试图尽可能地待在家里，如果必要的话，戴上面具出去走走。孩子们在听到这许多天里学校都要停课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欢乐不已——一个待在家里玩的机会。到农村（那里依然可以看见蓝天）去旅行，变成了一个人们期待的特别的场合（北京也已经有很多机构专门做这样的一日游）。重要的是不要惊慌、要维持这样的表象，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生活依然在继续……
这样一种反动是可理解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也纳入考虑的话，即，我们面对的，是某种完全外在于我们的集体经验，以至于实际上我们都看不到的东西，哪怕是在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它存在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巨大的生物与物理变化对一直以来维持着我们的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突然袭击。为应对这样的威胁，我们的集体意识形态动员起掩饰和自欺的机制——这一机制催生了“无视”的直接意志：“在受威胁的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是变得越来越盲目（译注：也可以译为受蒙蔽/变懵逼），而不是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危机上，因为他们失败了。”
这点是肯定的：一种不平常的社会与心理变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不可能的，正变得可能。一个首先被经验为不可能、不真实的事件（灾难来临的前景，无论我们知道它是多么地可能，我们都不相信它真会发生并因此而把它斥为不可能）变得真实而不再不可能（一旦灾难发生，它就“再次正常化了”，被感知为事物正常运转的一部分，被认为永远-已经是可能的）。是这些矛盾变得可能的，是知识与信念之间的裂隙：我们知道（生态）灾难式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但我们不相信它真会发生。
回忆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萨拉热窝包围战吧：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正常的”，有五十万居民的欧洲城市将被包围、挨饿，遭到常规的轰炸；它的市民将遭到狙击手火力的恐吓；而这种情况将持续三年之久——在1992年之前都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列强要打破围城，开辟一条通往该城市的安全通道是极其容易的。当围城开始的时候，甚至萨拉热窝的市民也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事件，试图把子女送到安全的地方“待一两周，等到混乱结束”。但接着，很快地，围城状态就“正常化了。”在美国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对川普获胜的反应中，我们也可以识别出这同一种从不可能性到正常化的过渡（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因惊恐而麻木的、懵逼的阶段）。国家政权和大资本也是这样应对像极地冰川融化这样的生态威胁的。直到最近，政客和管理者都还在说对全球变暖的恐惧不过是前共产党人贩卖的末日恐慌，或至少是基于不充足证据的不成熟的结论呢，他们向我们保证，没有理由恐慌，基本上，一切照旧——如今，这同一批人突然又把全球变暖当作一个单纯的事实来对待了，又认为它是“一切照旧”的那个旧的一部分了……
图3.塞族武装与波黑地方武装、穆斯林武装为争夺对波黑首府萨拉热窝控制权爆发激烈战斗。
2008年7月，CNN一直在重复播出一个“格林兰的绿化”的报道，这一报道在欢庆冰川融合给格林兰人带来的新机遇——他们已经能够在化开的土地上种植蔬菜了，等等。这一报道之下流不只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场全球性灾难带来的微小的好处上；它还玩弄了“绿”在我们公共话语中的双重含义（“绿”既代表植物；又代表对生态的关注），如以来，因为全球变暖所以格林兰才能种植更多的蔬菜这个事实，就和生态意识的增长关联起来了。这样的现象，难道不是又一次证明了，娜欧米·克莱因在她的《震撼主义》（Shock Doctrine）中，在描述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利用灾难（战争、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来摆脱“以往的”社会约束并把它自己的计划强加在被灾难清理的干干净净的石板上的时候，是多么地正确吗？也许，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与损害资本主义相反，恰恰会促成它最大的兴盛。
图4.The Shock Doctrine
在这个转变中丢失的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意义，即灾难隐藏的所有那些预料之外的陷阱。比如说，我们预言的令人不快的矛盾之一是，反其他生态威胁的努力，可能又会促成两极的变暖：臭氧层的空洞有助于保护南极内陆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所以，如果补好了那个洞，南极反而会很快赶上地球其他地方变暖的速度……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在过去几十年里，谈论我们后工业社会中“智力劳动”的主要地位是一种时尚；然而，如今，物质用全方位的复仇——从即将到来的为稀缺资源（食物、水、能量、矿物）而进行的斗争到环境污染——来重申自己的地位了。
甚至在我们坦承已做好为生态灾难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回避灾难的真正维度的诡计。在为对我们环境的威胁担罪的准备中有一种欺骗性的保证：我们愿意担罪，因为如果我们有罪，那么它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我们就可以控制灾难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来拯救自己了。对我们来说真正难以接受的是（至少对西方的我们来说），作为个体，我们都被化约为一个纯粹被动的角色，我们只能坐着，看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要避免这样的处境，我们倾向于参与一种发狂式的强迫性的活动，回收旧报纸啦，买有机食物啦，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在做事，在做贡献就好——就像一个支持自己喜欢球队的球迷在家里，在电视屏幕前，怀着这样一种迷信般的信念在自己座位上手舞足蹈地叫喊，就好像他的举动能够影响比赛结果那样。
确实，关于生态环境，典型的拜物教式的否认是：“我深知（我们都受到了威胁），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件事（如此我并没有做好任何去做重要的事情——比如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的准备）。”但也有相反形式的否认：“我深知我不可能真正影响导致我的毁灭的那个进程（比如说火山爆发），但尽管如此，要我承认这点还是太过于痛苦了，所以我不能抵抗做点什么的冲动，哪怕我知道从根本上说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我们购买有机食物的原因不也一样吗？谁会真的相信半熟的、昂贵的“有机苹果”真的更健康呢？要点在于，就算它们真的更健康（而且它们中的许多很可能真是更健康），我们买它们也只是因为通过购买它们，我们不只是在购买和消费一件商品——我们同时也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也表示了我们（对环境和生态）的关爱与全球意识，我们也参与了一个巨大的集体项目。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的游戏。中国的空气末日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盛行的环保主义——一种灾变与常规，罪感与冷漠的奇异组合——的种种局限。今天，生态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战场之一，其中有整整一系列的，混淆生态威胁的真实维度的策略：
（1）纯粹的无视：它是边缘现象，不值得我们关注，（资本的）生活还在继续，自然会照顾自己（问题是自然解决）；
（2）科学和技术能救我们；
（3）把解决方案留给市场（对污染者征收高税，等等）；
（4）与采取大的系统性的措施相反，对个人的责任施加超我的压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他/她力所能及的事——回收，少消费，等等；
（5）也许是所有这些策略中最糟糕的一种——就其意识形态效果而言最糟糕——是提倡回归自然的平衡，回到一种更加节制、传统的生活，借此我们在谴责人类的傲慢的同时，又再次成为我们自然母亲的敬畏的子女。
难道盛行的生态话语不是在说我们是先验地有罪的，有负于自然母亲，处在生态的超我-施动者（superego-agency）的持续压力之下么，这个超我-施动者针对的是我们每个个体：“今天你为偿还你欠自然的债做了什么？你把报纸都放进正确的垃圾桶了吗？啤酒瓶和可乐罐呢？在可以用自行车或某种公共交通的地方你用汽车了吗？你是不是宁可开空调也不开窗？”这种个体化在意识形态的利害是很容易察觉的：这样一来，我就会迷失在我自己的自省之中，而不会去提出关于我们整个工业文明的，更适切的全球性的问题。再加上我们也应该注意，这种有罪化是如何迅速为一条简单的出路所补充的：回收，买有机食品，用可再生能源，等等，这样，你就不再有罪感，你就可以一如既往地享受你的生活。
另一个需要回避的陷阱是使反资本主义道德化——即所有关于资本主义是如何为个体资本家对更多权力与财富的利己主义的贪欲所维系的言论。在实际的资本主义中，个人的贪欲是从属于资本本身拼命再生产和扩大（自己）的非个人的要求的。因此，我们几乎忍不住要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以生态威胁为例：这里我们需要付诸实践的，不是一种对自然的伪-万物有灵论的爱，而只是一种长期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冲突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病态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利益，和对人类的公议的合乎道德的关爱之间的冲突。细致来看，这点马上就变得清楚了——情况恰恰相反：植根于功利主义的幸存感的，恰恰是我们对生态的关心：这些关心代表的不过是开明的自利而已，也即是最高形式的自利，即与我们的眼前利益相反的，对我们未来子孙后代之利益的考虑。新世纪的灵性概念——生活本身是神圣的，环境有权利保护自己等等——在我们的生态意识中并不扮演什么必要的角色。如果说，我们要在这整件事情里寻找一个伦理的维度的话，那么，这个维度也只在于资本主义对自身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无条件的投入：一个无条件地投身于资本自我扩张之驱力的资本家，有效地做好了拿一切（包括人类的幸存）来冒险的准备，他这样孤注一掷为的不是任何“病态的”收益或目标，只是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这样一个本身就是目的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Fiat profitus pereat mundus（哪怕世界毁灭，也要创造利润）是它（资本主义的）的格言。这一伦理箴言当然是古怪的，如果还不是彻底邪恶的话——然而，从严格的康德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不会忘记，使它对我们来说恶心的，正是我们纯粹“病态的”幸存主义的反应：一个资本家，就他“依他的概念”行动而言，是一个忠诚地追求一个普世目标，而不顾任何“病态的”障碍的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就像列宁会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the XXth Century？）中，彼得·斯洛特戴克提供了他自己的，关于在二十一世纪该怎么办的概述，书中头两篇论文的题目完美地概括了他的看法：《人类纪》和《从人的驯化到文化的文明化》。
“人类纪”指的是我们星球的生命中的一个新纪元，在这个纪元里，我们，人类，不能再把地球当作一个准备好吸收我们的生产活动带来的一切后果的水库来以来了：我们不再能够忽视我们的生产力的副作用（附带损害），这些副作用或者说损害也不再能够被化约为人类形象的背景了。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点：即我们是在“地球号飞船（地球这艘飞船）”上生活，我们要为它的状况负责，并且要为它的状况接受问责。地球不再是我们的生产活动的不可穿透的背景，它是（另）一个我们能够在不经意间摧毁或改变（从而使之不宜居住）的有限的对象物。这意味着，就在我们的力量变得足够大到可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最基本条件的那个时刻，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我们只是这颗小星球上的另一种动物——而迫使我们接受这点的，恰恰是我们所拥有的，破坏这整个星球的力量。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一种新的，讲述我们的环境的方式就是必要的了：不再是一个表达他/她的创造潜能并从他/她周围的环境汲取用之不竭的资源的英雄般的劳动者，而是一个与他/她周围的环境合作，永远在商定一定可容忍限度内的安全与稳定的更加节制、低调的施动者。
难道无视附带损害的那个模式本身不就是资本主义吗？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重要的是那个以利润为焦点的，自我强化的循环，而不被包括到生产成本中的，对环境造成的附带损害，在原则上也是被忽视的——甚至那些试图通过赋税（或通过直接地给一个人使用的所有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打上价格标签）来把它纳入考虑的努力也只可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为建立（上述）那种表述我们环境的新模式，一场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是必需的，即斯洛特戴克所谓的“对野生动物文化的驯化”。迄今为止，一切文化都是在国家政权的伪装下教育和规训它自己的成员，并保障他们之间的内部和平的，但不同文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永远处在潜在战争的阴影下，每个和平状态不过只是暂时的停战而已。正如黑格尔用概念来表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整个伦理在至高的英雄主义的行动中达到顶点，即，要做好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牺牲个人生命的准备，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野蛮关系，起到了国家内部的伦理生活的基础的作用。今天的北朝鲜——它冷酷无情地追求核武和能运载核武来打击远距离目标的火箭——难道不是对这种无条件的民族-国家主权逻辑的终极讽刺吗？
图5.北朝鲜
在我们完全接受我们生活在地球号飞船上这个事实的那个时刻，那个急切地把自身强加于我们之上的任务也就变成了使文明本身文明化，在所有人类共同体中推行普世的团结与合作的任务——这个任务，因为眼下正在发生的，宗派主义的宗教和种族的“英雄式”暴力，以及人们做好的为个人的具体事业而牺牲自己（和世界）的准备的抬头而变得更加困难。克服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促进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团结，应该也能够把自身转变为一种做好侵犯国家主权等的准备的，执行的权力。这些，不就是保护我们的自然与文化的公地的全部措施吗？而如果它们不指向共产主义，如果它们不隐含某种共产主义的视野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这个术语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译自：http://inthesetimes.com/article/19787/spaceship-earth-lessons-of-airpocalypse-slavoj-zizek-climate-ecology-smog
图6.斯拉沃热·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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