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推介③ | 侯体健：发掘古典文学的本土理论资源
▋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评选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侯体健教授，主要从事宋代诗文和古代文章学研究。他认为，对于宋代文学和古代文章学研究，传承与创新是不可偏废的两翼，尊重并深刻理解前人的学术成果，把握本土文学话语体系，激活本土理论资源，是推进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原文 ：《发掘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质和本土理论资源》
作者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侯体健
图片 | 网络
作为独立研究单元的南宋文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既是各类文体内部演进的结果，又与政治局势、社会形态、文化环境、思想氛围乃至文本物质载体等外部生态密切相关。要认识一段时期文学的特质，就必须将文学置于其发育发展的时代中观察。南宋正处于史学界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的交汇点上，它的时代独特性造就了文学的独特性。南宋的文学生态直接影响了元、明、清诸代，呈现出近世文学的新特点。比如，从南宋开始有了以地域命名的真正自觉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南宋的文学结社现象日益突出，南宋出版与文学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南宋的江湖文人与明代的山人近似，以及戏剧、话本、通俗小说都在南宋兴起，等等，这些都是指向后世的。
尤应注意的是，南宋文学家的身份特点与前代颇不相同。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式的士大夫身份在南宋被逐渐解构，三种身份中的某一种常被凸显出来。特别是那些科举落第的读书人，大量拥有了相士、幕士、游士、术士、商人、塾师等新身份，有学者称之为“士人阶层分化”。又如，南宋祠禄官制这一隋唐未有、明清不继的独特官制造就了大批的祠官，祠官身份的特殊性给南宋文学带来独有的风景，甚至形成了自具风格的“祠官文学”现象。此外，南宋文人群体地域性极强，特定的地域文人又呈现出特定的文学趣向。比如，浙江四明地区以汪大猷、楼钥为中心的四明真率会，浙江永嘉地区叶适、“四灵”、薛师石为代表的永嘉诗人群，福建莆田地区方信孺、刘克庄、王迈组成的莆田文人群，等等，都是稳居地方的文人群体，这一身份特征也影响了文学风貌的形成。
以上种种身份特征与地域特点的凸显，再结合空前发达的出版文化，浙、闽、蜀等地大量书坊编纂图书现象的涌现，让我们看到了南宋文学的整体性繁荣。虽然南宋文学的艺术高度较此前有所回落，但其广度和密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独有的时代风貌。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将南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加以审视。
宋诗研究：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宋诗是与唐诗双峰并峙的诗歌审美类型。故而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不但后来的元明清诗歌未能跳出唐宋诗之范围，就连唐以前的诗歌也可以用唐诗和宋诗来区分。职是之故，探讨宋诗特质，加强宋诗题材体裁、流派风格、理论脉络、文本形态、嬗变轨迹、传播语境等方面的研究，就不仅是宋代文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更关乎我们对整个中国诗歌史准确深入的理解。在这一领域，钱钟书先生获得了极高成就。尽管钱先生著述中仅有《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订补》二书题为宋诗专著，但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宋诗在他的学问中有着突出甚至是核心的地位。钱先生的手稿集《容安馆札记》论及两宋诗人360余家，从大家、名家到江湖小家，无不精下断语，胜义纷披，其间又广摘诗句，旁征博引，勾勒出独特的“钱氏宋诗发展史”，展示了大量的艺术经验与审美体验，不啻为一部宋诗研究的宝藏。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将钱先生这些宝贵的见解梳理出来，然后在他的基础上推进我们对宋诗的认识，即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此外，其他前辈学者提出的有关宋诗整体性特质的论述，也值得进一步讨论与发挥。比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中就指出了宋诗题材的日常化问题，如果直面二十余万首的宋诗文本，我们必会特别认可吉川氏的判断。宋诗更深刻地嵌入了士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日常题材的开拓直接促成了宋诗内涵、风格、形态诸方面的衍变。我曾经考察过宋人览镜诗中所呈现的诗人形象塑造问题，宋人览镜作为日常行为成为诗歌题材，既是宋诗题材日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是观察宋调品格的独特视角。一部宋诗发展史同时是一部体派流变史。宋诗的体派意识非常强烈，从“宋初三体”到以人而称的荆公体、山谷体、诚斋体，从江西诗派到江湖诗派，都昭示着体派研究是宋诗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江湖诗派”而言，我主张将其内涵缩小化，注重其社会身份上的游士诗人特色和诗歌风格上的“晚唐”趣向。
整理文话，激活本土文学理论资源
与宋代文学研究已获得长足发展不同，古代文章学研究是近十年来才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尤其是王水照先生编纂的《历代文话》（全十册，600余万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出版之后，相关论著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古代文章的第一要义不是审美，而是实用。但在大量的文章创作实践中，审美追求并不缺位，许多文辞渊雅、立意高远、气势磅礴的文章影响深远，成为我国文学之一大宗。如何认识它们，给予其准确的文学史定位，是关乎如何认识“中国文学”这一核心命题的关键。在西方文学体裁“四分法”（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的影响下，我们长期习惯于将中国本土文学作这样的分类。但西方所谓的“散文”与中国固有的文章很难完全等同，甚至大有不同。中国文章的修辞在许多时候并不讲究虚构或情感，特别是占据中国古代文章绝对多数的各类公私文书，更是植根于独特的礼仪制度、政治结构和社会网络中，承担着具体的实用功能，如果以单纯的所谓“文学性”的眼光加以审视，很容易被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
即使是大家熟知的李密《陈情表》、王勃《滕王阁序》、韩愈《祭十二郎文》等优秀文章，其实际功用无疑也是第一位的；至于那些制诰、奏议、表启、碑志及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贤良进卷、策问策论、杂文律赋等，其创作动机更是直接服务于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章没有审美的要求，它们所具备的文辞、文思、文气、文境展示出作者们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恰恰彰显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正确解读、准确理解古代文章在我国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就需要我们回到中国本土话语体系之中，挖掘并激活其中所蕴藏的符合汉民族文学实际的文章学资源。
文话自宋代诞生，经明清而盛，成为我国文章批评的重要体裁，包蕴着丰沛的理论范畴和思想内涵。它的著述形态多样，包括颇具理论原创性的专著、品评丛谈式的随笔、辑而不述型的资料汇编等不同类型；另外，单独辑录成书或成卷的选集评语、文格文式、题辞凡例、序跋书牍等论文之什也带有文话性质，可以纳入广义的文话范畴。我在王水照先生的带领下，力图在《历代文话》基础上扩大编选范围，目前已完成300余种文话（含《历代文话》143种的修订）的整理工作，总字数将达到1200~1500万字的规模，以此来进一步探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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