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推介④ | 盛智明：拓展空间理论视角下的社区研究
▋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评选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盛智明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治理研究。他认为，城市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引入空间理论视角，有助于揭示空间表征所体现出的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机制和基本逻辑。
原文 ：《拓展空间理论视角下的社区研究》
作者 |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盛智明
图片 | 网络
社区研究的空间视角
空间以往被认为是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容器”与“载体”。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开始着手建构一个空间本体论的社会理论框架，将以往作为社会事件和社会互动发生背景的空间纳入分析的核心，探讨了空间的政治和社会意涵，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空间不只是物理存在，而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斐伏尔的研究直接启发了后续福柯、卡斯特、哈维和苏贾等人对空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空间理论体系。
空间理论特别强调空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表征是一个政治议题”，空间的表征是被构想的空间，官僚、资本和技术通过互动生产出空间的认知，即城市规划，而规划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的权力安排。除了行政权力通过空间的规划对社区进行管理，空间表征还与集体行动关系紧密。当空间的表征和实际体验到的空间相一致时，社区的认同才能建立。与列斐伏尔等不同，福柯在分析空间和权力的关系时，论述的不是宏观上国家机器或阶级统治的权力，而是一种作为强力意志的微观权力，认为权力是创造和安排空间的决定性因素，权力需要空间作为运作的基础。通过对监狱、学校、医院等空间的设计、边界限定及空间分配的分析，福柯强调“空间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空间作为新的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带来了新的分析工具，开启了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在社会学研究中，空间视角主要被运用到：一是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看成政治、经济、社会多元力量互动的产物；二是社会群体的空间研究，即对特定群体的生活空间和行动空间的研究；三是社会网络空间研究，即社会关系的空间化。在新城市社会学之前，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人类生态学最早从空间视角考察城市。他们提出了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和多核心模型等来讨论城市各类型社区的空间分布形态与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麦肯齐从“集中”和“离散”两个维度探讨了城市社区空间结构的变动过程，动态地分析了各类型的社区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芝加哥学派对社区类型和空间差异的关注启发了后续对社区分化的研究，空间差异既是社区分化的结果，又加深了社区分化。20世纪50年代，以谢夫凯、威廉姆斯和贝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社会区”（social area）的概念与方法来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影响城市“社会区”分异的主要因素，他们发现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是影响城市“社会区”分异的三个主因子。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不仅通过多个时间截面观察来探讨“社会区”的演化，而且关注内容扩展到居住隔离、住房空间分布、产业空间分布、生育空间分布等多个方面。
受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启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城市进行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和演化更多地受行政力量的影响，政府的行政规划和干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孙秀林，蒋细斌，2018）。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单元，受到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影响，两方面因素共同形塑了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城市空间结构经历了较大的分化过程。城市空间分异和社区分化使得社区治理面临空间正义问题。城市中心区的繁荣与边缘区的衰落形成了对比，富裕社区和贫困社区的居住环境存在差异。形成这种对比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支配性权力影响下空间资源的不均衡配置。生活在不同等级社区空间内的群体对公共资源的接近性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不同（何艳玲等，2011）。除了公共产品空间分配不均衡，由于行政权力对城市不同空间的发展等级性的排列不同，生产性要素的流向也不均衡，甚至会出现“非市场化”安排（何艳玲等，2019）。由此可见，社区空间分化受到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规划安排，这背后体现出了城市治理权力主体的行动逻辑。
权力空间与治理绩效
空间视角下的社区研究揭示了社区空间的政治性。在列斐伏尔等人的讨论中，空间的政治性更主要是理论层面的抽象探讨，意指政府、资本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政治博弈。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可以简化为一种围绕着权力中心的运行模式（翟学伟，2012），即权力中心对资源配置占据着主导权。有学者用“差序空间”形容政府塑造的城市空间，城市的公共资源表现出“中心—外围”逐级递减的趋势和形态（何艳玲，2019）。
关于空间的政治属性，经济学研究者最早尝试使用地理距离来测量空间的政治影响。由于距离是空间的基本属性之一，与支配性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视作支配性权力在空间上的投影。当某个地区占据了与权力中心距离较近的位置时，则更有可能得到权力中心对资源的偏斜分配。有研究发现，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和控制，将导致权力中心成为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配置的重要区位因素（罗楚亮，2014）。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具有超越物理空间性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由此，笔者提出“权力空间”这一分析性概念，并将其操作化为与社区治理权力中心的距离，以此考察社区与治理权力中心的空间距离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社区治理权力中心的空间距离显著影响了社区的治理绩效，并且这种权力空间效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中心—外围”差序格局特征，具体体现为：在小区层面，居委会所在的小区相对于其他小区而言，在诸如绿化覆盖、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志愿者巡逻等可视性治理成效方面表现得更好；在街居层面，离街道办事处的空间距离越近，受上级认可的社区治理绩效越好。
权力空间对于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序影响是城市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和基层政府政绩信号释放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社区与权力中心的空间距离会影响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等公共服务和资源的配置，也会影响社区环境整洁度等可视性绩效；另一方面，这些公共服务资源及可视性绩效又与上级认可的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联。这是因为，政府政绩信号释放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导致权力空间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效应只体现在可视性治理绩效上，但对于居民认可的非可视性绩效，则没有显著影响。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社区与权力中心的空间距离不仅是物理和地理的空间，而且是政治和社会的空间，空间区位对社区治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社区并不是处在均质同等的空间环境中，而是位于权力空间的结构体系中，在权力空间中的位置不仅决定了社区所能获得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也会影响社区的外部环境面貌，进而对居民生活带来影响。该研究也揭示了权力空间的影响仅停留在外部容易被直接观察和感知到的治理结果和上级认可的治理成效上，但是对于那些不外显的治理成果及居民认可的治理成效，权力空间的影响甚微，这背后涉及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安排和官员激励机制，正是这些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导致基层治理主体对于可视性绩效的追求，而往往忽视了非可视性的治理成效。但是，那些不外显的治理成效和居民认可的治理成效往往对社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着更关键的影响。在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和政绩信号释放机制双重驱动下，权力空间对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社会治理领域，因此，对于该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
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宏观社会的缩影，社会生活的各要素、各环节都在社区中有所体现，因此，社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我长期从事城市社区研究，一方面，自下而上地考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社区中的纠纷矛盾如何化解，形成了哪些冲突解决机制，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地考察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应对和化解风险，政策和制度如何运作，从而试图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个体三个层面来构建一个理解城市社会治理的制度和组织实践分析框架。
由于近年来的社区研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面临瓶颈，我尝试引入空间理论视角，并将抽象的空间概念具体化和操作化为可分析性概念，对空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意涵进行讨论，揭示空间表征所体现出的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机制和基本逻辑。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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