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华说印度(31)：中印友好的丰碑——印度援华医疗队（上）

在中国和印度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既有患难与共、相互支持走向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可歌可泣的时代，也有因中印边界问题而造成的至暗时期，更有继往开来、携手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奋斗历程。无论是在何时，印度援华医疗队（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edical Mission To China）的光辉形象犹如黑夜中的灯塔，始终为中印这两艘巨轮指示着正确的航向；犹如伟大的脊梁，筚路蓝缕肩负起中印友好发展的历史重任；犹如一座中印友好的丰碑，团结并鼓舞着中国和印度两国正直善良的人们，传承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千年友谊，为了东方文明的复兴而前赴后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文明都在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着。也许是相似的历史和相近的境遇，中印两国人民同仇敌忾，彼此互相支持着对方正义的事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全面扩大了侵华战争。对此，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于1937年9月14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际国联的不作为，并建议将9月26日第一次定为“中国日”，以声援中国人民。9月底，尼赫鲁又发动印度人民抵制日货。在收到爱因斯坦等国际友人的支持和建议下，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开始筹集医药等资源，以支援中国人民。

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会师陕北还不到一年时间。虽然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形成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有利局面。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严重缺乏物资，处境十分艰难。在宋庆龄担任主席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1927年2月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成员包括高尔基、宋庆龄、尼赫鲁、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的协助下，1937年11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建议下向印度国大党发出了求援信，请求在道义和医疗等物资方面的援助。 

1938年2月，印度国大党第51次大会上通过了尼赫鲁提出向中国派遣医疗队的决议，印度援华医疗队这一伟大的壮举终于拉开了序幕。

尼赫鲁对印度援华医疗队特别重视，推荐其妻子的弟弟爱德（Dr. M.M. Atal）医生为五人医疗队的队长。爱德医生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国际主义和平战士，曾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红十字组的工作。 爱德华也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证明了尼赫鲁的这个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1938年5月27日，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鲍斯（参见：同法西斯合作的印度独立民族英雄——钱德拉·鲍斯）先生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医疗队剩余四名前往中国的医生志愿者，前往中国服务一年时间。虽然前往中国的志愿行动除了膳食费用和零用津贴外并无工资，但是国大党的这一公开征集依然吸引了700多名热血印度医生的踊跃报名。

在最初的确定的名单中，爱德大夫、卓克大夫、慕克吉大夫、考皮尔大夫、拉南·森大夫（Dr. Ranen Sen）被选定为援华医疗队的成员。然而，由于考皮尔大夫和拉南·森大夫为印度共产党党员，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共产党的打压和刁难使得他们未能获得护照。因此，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科特尼斯大夫和巴苏大夫临时紧急替补，加入援华医疗队。其中，巴苏医生其实也是印度共产党党员，但是由于身份没有暴露，因此，顺利通过英国殖民当局的审查。

1938年12月7日，在中国重庆，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先生为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名成员根据英语和汉语分别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并在此后报刊的误传中，演变为今天大家称呼的版本，下文也以当今称呼为准：

万事俱备，1938年8月30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之一奈都夫人（Madame Sarojini Naidu）在孟买为印度援华医疗队主持了各界欢送集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奈都夫人为印度著名的诗人和印度独立运动的自由斗士，她的哥哥就是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秘书长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而“反帝大同盟”此时的主席为宋庆龄。查托帕迪亚雅和史沫特莱又曾有过一段同居的亲密关系，与尼赫鲁也交往很深。这都是“印度援华医疗队”设想的来源和促成的背景人脉关系。

1938年9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印度国大党筹集的54箱药品，便携式X光透视机一台，防弹救护车及卡车各一辆，在孟买登上了英国邮轮“拉吉普塔纳”号海轮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