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资金能否改良“新闻荒漠”？

布鲁克林市福特格林街区富尔顿街道与阿德尔菲街道的十字路口处，一辆出租车突然转弯，驶向人行道，撞倒了人行道信号灯。这场事故看似伤害不大，因为只损失了一个信号灯。但由于当地没有新闻报道，有惊无险的事故根本无人问津，以至于数月之后，被撞坏的交通信号灯仍然没人来修。

或许你会觉得，纽约市修起信号灯来行动迅速。毕竟，市长比尔·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其“零死伤”计划中将避免致命交通事故作为重中之重，这项综合计划旨在通过加强执法、新设路标、提升修理速度、优化街道设计等措施让城市街道变得更加安全。

2014年，白思豪宣布这项倡议的地方，距离富尔顿街道和阿德尔菲街道仅几个街区，这里车流量大、事故风险高。2018 年，该市记录的交通死亡人数仅有200人，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值，但是行人在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却达到了117人，和上一年相比有所增长。白思豪对这种趋势表示失望，称将会采取更多措施。

尽管市长做了承诺，但除了原先的灯柱拆掉了，裸露在地面的电线上放了个橙色锥形路标之外，人行道信号灯并没有任何变化。一处交通设施受损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不仅意味着存在安全隐患，也说明社区里的人愈发失望，怀疑连关注他们困扰的人都没有。这只是美国市镇居民所面临的危机的冰山一角，这些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城市里基础设施老化、投资不足、社会服务减少、政府不作为，以及公众不予关注。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描述了城市如何诞生于无数微小的联系，又是如何诞生于居民的信心的——他们相信决策制定者理解他们和他们的需求。

她认为，城市发展的相关决策应基于在街道上观察到的现实，而不是遥远的理论和观念。她提出了“街道眼”（eyes upon the street）这一著名倡议，并讲述了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的重要意义。她所指的街道就是字面意思：行人、店主、看向窗外的邻居。但是，鉴于她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悉心明察城市生活，并根据观察结果采取行动，我认为可以说她所定义的观察者包括记者群体，这些记者心系社区，从而也心系整个城镇。

上述推论令我联想到，我们持续面临的市民危机部分原因是地方新闻业的衰落。如今，美国地方记者的数量远少于21世纪初。甚至连美国的新闻媒体之都、我的家乡纽约，情况也是如此。

据雅各布斯称，本土记者数量的锐减在美国其他地区更为明显，对社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与60年前的城市规划者破坏城市生活时如出一辙，他们对居民社区一无所知，对城市真正的运作方式视而不见。雅各布斯希望决策者们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到城市街道上看一看。如今我们也需要更多记者来做同样的事情。不管怎样，我们缺的是实打实的报道：挨家挨户去看、去听，甚至去用鼻子闻出来到底发生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地方新闻业的衰落，我们可以如何帮助这个行业重建，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到不能只靠媒体人士（因为记者凭一己之力无法成功）。重建是必须执行的城市修复计划的一部分（虽然不会是全部），从而重新履行对城市和国家的民主承诺。

21世纪初，数字化变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我们联系起来，重塑了我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结识朋友、维系友情和亲密关系，以及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获取新闻的方式、获取新闻的种类，以及新闻内容的付费方式。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下，报纸通过广告和销售来交叉补贴报道成本。但广告收入向主要技术平台的大规模转移已经颠覆了这种模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仅谷歌和脸书就占据了美国近 60% 的数字广告支出，在地方市场则占 77%。

皮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巴特尔（Michael Barthel）整理的数据显示数字化时代给报纸行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2000年，报纸行业的广告收入超过了480亿美元。2009年，这一数字为270亿美元，下降了近50%。截至2018年，又下降到143亿美元。报纸的工作日平均销售量从2000年的5580万份（纸质版）跌至2018年2900万份（包括纸质版和数字版）。新闻编辑部记者的数量从2004年的71640人减少到2017年的39210人。1990年以来，媒体公司裁掉了近60%的报业工作岗位，其裁减的职位比不景气的钢铁和煤炭行业还多。

20世纪，支持新闻业的传统广告模式崩溃，对地方新闻业的打击尤为严重。“新闻荒漠”这一概念在10年前可能听起来十分可笑，如今却正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威胁着类似大小城镇的健康、福利和公民活力。

市场失灵正在摧毁美国其他地方的高质量新闻报道，作为世界媒体之都，并拥有近900万庞大人口的纽约市也未能幸免。2013年到2018年间，仅仅由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每日新闻》（Daily News）、《村声》（The Village Voice）和新闻网站 DNAinfo 的裁员、买断或关闭，纽约市就失去了超过125名本地记者。《纽约时报》地铁版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周的地方报道从2001年的153篇减少到2017年的 48篇。《每日新闻》不再雇用任何对其他行政区新闻进行实地报道的记者，《华尔街日报》也取消了独立的大纽约（Great New York）板块，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大幅删减的报道。到了2018年，没有人再报道法院的消息了，曾经令人生畏的市政厅记者团也早已不及往昔。

地方新闻报道的减少意味着没有人关注街道上发生的事情，久而久之引发了一些公民问题。简·雅各布斯警告称，摧毁社区的因素之一是人们普遍感觉自己的心声无人倾听（这也是事实）。她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纽约市东哈莱姆（East Harlem）住宅区中一片荒草地，当地居民将之视为“危险地带”。一位租户解释说：

• 他们建这块地的时候，没人关心我们想要什么。他们推倒我们的房子，把我们赶到这里，又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这儿连卖咖啡或报纸的地方都没有……没人在乎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到了这儿却看着草地说：“多好啊！穷人也什么都有了！”

近年来，美国上下，甚至是纽约，都可以听见政治弃民怨声载道。2019年，美国政府审计署发布了一份报告，强调了纽约市公共住宅区中活动场地的惨状。纽约住房委员会（NYCHA）做出回应，承诺在90天内检查全部近800个活动场地，却从未落实。其实，4个月后，某住宅区内锈迹斑斑的攀登架掉落，砸中了两名孩子，地点恰恰就位于纽约东哈莱姆区。

实际上，纽约住房委员会从来没有对这个住宅区活动场地，甚至其他任何活动场地进行过检查。一位已经在此居住了30年的老奶奶说：“那儿破得离谱，我爱我的孙子孙女，我从来不让他们去那儿玩。”

2020年5月，人们聚集在市政厅，针对交通事故造成行人死亡提出抗议，在这次集会上，你同时还可以听到政治弃民哭喊。市长宣布将该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两年后，仍有儿童死在公交车的车轮下。布鲁克林的那个信号灯也已经坏了 2 个月了。“为什么要等到年轻人死掉才去维修街道？”集会上一位女士问道，她的儿子在享有优先通行权过马路时被一辆曼哈顿公交车夺去了生命。

在新闻报道缺失的地方，住宅区活动场地失修，交通信号灯倒了，孩子因此受伤，对此人们无从得知，而共享便利设施的社区则更难追究任何人的公共责任。社区是由大家共同参与的时刻组成的，当地新闻报道对于这些时刻的分享至关重要。

没了这些时刻，是所有人的损失。缺少记者可能是危机背后的原因，但仅凭记者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每个人都必须对我们生活的社区负责，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城镇的未来。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美国，最近的研究也阐明了同样的观点。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地方报业倒闭导致了市政借款成本增加，因为政府支出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另一项研究发现，地方新闻报道减少导致了公民政治知识减少和政治参与度下降。城市中新闻工作者大幅减少显著降低了市长竞选中的政治竞争。地方新闻报道减少导致了人们对国家政治的过度关注，以及更严重的政治极化。

尽管地方新闻报道很重要，但已不再具有广泛的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案例：私营部门已经无法满足社区的重要需求。因此需要慈善事业介入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就像过去对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所做的那样。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为振兴地方新闻报道，我们需要发起一个旨在发起“非营利新闻”的运动，赋予其由商业规则和专业知识塑造的明确的公共使命，就如同公私合作和社区参与，通过社区发展运动促进了城市社区的复兴。这意味着在本地进行投资，但同时也要考虑建立数量可观的分支机构，在大小规模的市场上展示出地方新闻采取非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同时意味着通过技术辅助和专家指导的投资来形成收入渠道，实现增长管理，发展受众并接触社区；还意味着通过投入耐心资本来恢复一个行业的可持续性，使其能够为公众服务。

说实话，这项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为纽约一家新的数字新闻机构募集资金支持，几乎要放弃了，但在一家具有社区意识的商业媒体公司和几位慈善家的支持下， 我们于 2020 年早些时候建立了自己的初创公司，恰好能够为布鲁克林那个坏掉的交通灯做点什么。

我参与创办的这家新报纸叫作《城市报》（The City），标志是一只名叫奈莉（Nellie）的鸽子，以具有开拓性的调查记者奈莉·布莱（Nellie Bly）的名字命名。19世纪末，奈莉·布莱在布莱克威尔岛（今罗斯福岛）上的美国国家收容所进行了深度调研访谈，并为约瑟夫·普利策创办的《纽约世界》撰写了一篇地方报道，轰动全美。奈莉·布莱这篇第一人称视角的报道推动了美国国家收容所的改革，并因此提升了心理健康预算。

《城市报》的任务是制作严谨的新闻报道，反映纽约居民所关心和经历的事情，让人们参与到与当权者的对话中，向他们问责，并最终推动落实有利于公众利益的行动。编辑部位于曼哈顿市中心一栋破旧的大楼里，仅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但每天，记者们在街头调查采访的时间都多于坐在办公桌前的时间。在总编吉尔·赫斯特（Jere Hester）、副主编阿丽莎·卡茨（Alyssa Katz）和哈萨尼·吉滕斯（Hasani Gittens）等纽约资深记者的带领下，《城市报》拥有一个19人的多元化编辑和报道团队，致力于反映纽约市发生的各种事件。团队成员包括在五个行政区和奥尔巴尼（Albany）实地采访的记者、高级调查记者和企业记者、数据采集记者，以及负责视觉效果、社区参与和社交媒体的员工。

《城市报》正通过“街道眼”这种方式，涉及一系列特定的议题（如交通、住房、移民、刑事司法、教育、卫生），以填补相关新闻报道的空白。这些议题的类别必须灵活可变，例如，公民住宅被铅和霉菌腐蚀的问题既属于住房范畴，也属于健康范畴。《城市报》平均每周刊登 18 篇原创文章，通过寻找对个别社区有意义，并能体现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当地故事，最终将这五个行政区联结起来。《城市报》持续追踪调查并试图解决政府的不理睬、不作为和彻头彻尾的腐败问题，同时强烈要求政府对广泛影响纽约市民的问题进行回应。

《城市报》的一名记者调查了布鲁克林路灯的问题，随后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并附上了一张橙色锥形路标的图片。新闻发布后第二天，街道就安上了一个新的信号灯。报纸还报道了城市住宅区活动场地失修的问题。记者深入调查了纽约住房委员会的内部数据，发现对于公共住宅区活动场地的检查没有到位。

很显然，目前这种类型的报道仍然十分匮乏。在《城市报》运营的第一个月里，其发布的原创新闻报道已被43家独立媒体机构转载23次，引用143次。《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引用了《城市报》的报道，批评了白思豪市长在筹款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纽约》（New York ）杂志的情报人员与《城市报》合作，为蕾琳·波兰科（Layleen Polanco）之死的报道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蕾琳·波兰科是一名女性跨性别者，因交不上500美元的保释金而以轻罪指控被送进了赖克斯岛市（Rikers Island）监狱。她在被“惩罚性隔离”（监狱部门用语，指代单独监禁）的第九天死去。作为对这篇报道的回应，部门官员清空了女子单独监禁区。

不同新闻机构的互动展示了良性的新闻生态系统应该如何运作：多家独立的新闻运营机构以彼此的报道为基础，促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对话。若想使之运转，则需找到支持其运转的新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新闻报道会来自像《城市报》这样的非营利性新闻服务机构。而这种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有广泛的收入来源。

以《得克萨斯论坛报》（The Texas Tribune）为例，自2009年成立以来，这家新闻机构不断成功验证这种方法的效果。由埃文·史密斯（Evan Smith）、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和罗斯·拉姆齐（Ross Ramsey）共同创办的《得克萨斯论坛报》是一家以电子刊物为主的非营利出版机构，使命是让得克萨斯民众了解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政治活动，以及城市问题的解决，帮助他们在公民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策。

该机构最初成立时共有17名员工，年度预算仅有200多万美元，但获得了来自富人、基金会、小型捐赠者和企业赞助商的400万美元捐助承诺。自成立以来，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州议会机构每年在全州举办50多场活动。它还创办了得克萨斯论坛节（Texas Tribune Festival），这项全国公认的活动专门讨论“孤星之州”（Lone Star State）得克萨斯州的政治和政策。

过去10年间，根据其战略构想，《得克萨斯论坛报》共筹集了 7800 万美元，收入来源也实现了多样化：25%来自基金会，23%来自个人捐赠，19%来自企业赞助商，18%来自活动，10% 来自会员。约翰·桑顿在谈到该组织资金来源的成功增长和多元化时表示：“关键在于收入多样化。”

《城市报》发展自己的商业模式时，在新兴的非营利地方新闻报道上始终跟随先驱的脚步，获益匪浅。该过程包括制订经济上可行的预算方案，在远大志向和对当地出资潜力的现实预测之间保持平衡。同时还需要建立起充足的长期资金支持——保障18个月至2 年的资金需求，这样才能吸引有才华的领导者和员工，证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同时还需要吸引更广泛的收入来源，打造可行的非营利模式。

《城市报》在创办的第一年里筹集了1000万美元，其中约65%来自5家基金会，30%来自7位个人捐赠者，还有5%来自小额捐款和公司赞助。《城市报》估计，到第三年末，其收入来源将会更加多元：基金会捐赠额占比将低于50%，企业赞助商、个人大额捐赠、企业赞助、个人小额捐款和会员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如何通过收入来源多样化重建地方新闻业呢？我来谈谈对这件事至关重要的五类群体：慈善家、新闻消费者、记者和新闻媒体机构、政府，以及谷歌、脸书等数字平台，它们的成功与地方新闻业的市场失灵直接相关。

慈善家｜《得克萨斯论坛报》、《明尼苏达邮报》（Minn Post）、《纽黑文独立报》（New Haven Independent）、《圣迭戈之声》（Voice of San Diego）和调查报道平台 VTDigger等成功的地方非营利新闻机构已经证明，基金会和个人慈善家在其初始资金来源中扮演着关键且特殊的角色。

市场失灵、关键服务短缺时，慈善组织必须挺身而出，在自身亏损的情况下，为新闻业这一公共服务领域的重建提供资金。

几乎所有成功的非营利组织都需要慈善投资，以及清晰的商业战略，该战略必须认识到组织在成立初期，就需要尽可能广泛地吸引资金来证明其市场价值。“表演艺术机构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支出来自经营收入，”约翰·桑顿说，“你不能因为卖出的票不够多就要求交响乐团开除木管乐器演奏员。”

重建可运行的地方新闻业需要时间和资本，还要承担在商业市场不存在的一些风险。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慈善家的身上。过去几十年以来，查尔斯·瑞弗森基金会（Charles H. Revson Foundation）一直支持着追究政府责任的媒体和公共政策机构，并且尤其关注纽约市的情况。我们眼下的关切（问责性地方新闻报道的减少），与我们的使命和长期价值观是一致的。瑞弗森基金会比那些更知名的支持新闻媒体的基金会规模小一些。我们拥有约1.72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每年将600万至800万美元的赠款分配到四个不同的领域：

城市问题、教育、犹太人的生活和生物医学研究。然而，过去10年间，瑞弗森基金会投资了近800万美元发展纽约市的地方新闻业，这在我们全部的资助额中，算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

在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创办《城市报》之后的两年里，我们借鉴了全美200多家非营利新闻机构10多年来的经验。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哪些机制至今有用，而哪些则失效了。好消息是这一行业的发展蒸蒸日上，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个人捐赠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州立和地方新闻编辑部数量占非营利新闻机构的50%左右，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即成功的初创公司需要多样的资金来源。瑞弗森基金会与里昂·利维基金会（Leon Levy Foundation）、克雷格·纽马克慈善基金会（Craig Newmark Philanthropies），以及其他捐赠者共同持有《城市报》的85万美元初始资本。里查德·拉维奇（Richard Ravitch）、罗布·施佩尔（Rob Speyer）和路易斯·米兰达（Luis Miranda）等当地公民领袖和商界领袖的个人慈善捐款表明，企业赞助商和高净值人士有潜力更广泛地参与其中。《城市报》自2019 年4月创办以来，还从基金会、个人和企业捐赠者那里募集了额外的150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每家基金会都拿出其资助额中的1%，用于建立地方非营利新闻业，那么根据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对2015年美国基金会捐款的最佳估计，这一数字将达到每年 6.2 亿美元—远低于近年来新闻业收入遭受的350亿美元衰减。但如果将其作为风险资本科学使用，就足以用于培育出非营利新闻机构，最终恢复缺席已久的新闻生态系统。

美国一些出色的慈善行动帮助建立了优秀的公共设施，如图书馆、医院和公园。基金会也可以为新闻业做同样的事情。无论一位慈善家的核心关注点是艺术、社会公正、教育、住房还是科学，首先需要满足社区基本信息需求，这些领域才能得到蓬勃发展。

新闻消费者｜读者、电视观众，以及用户必须认识到“非营利”不是指“免费的”。新闻报道是有资金成本的，无论出版商的动机是否为了赢利。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只有不到15%的受访者曾向任意地方新闻机构付费或捐款。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很喜欢《城市报》，并且他们每天都在读的时候，我会趁机向他们解释说优秀的地方新闻工作需要优秀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的服务应该得到体面的报酬。我鼓励他们通过或多或少的捐款成为《城市报》的会员。每人每月只需捐助5美元，也就是一杯拿铁咖啡的价格，就能支持这项重要的公共服务，算是为慈善事业做了贡献。纽约有2万市民，如果每人每月捐赠5美元，就能覆盖《城市报》超过1/4 的现有预算。

《城市报》正式的会员运动将在2019年末启动，也就是创办后的6个月，这给了读者足够的时间来衡量这份报纸的价值。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网站上一个简单的“捐助”按钮已经带来了 600多名会员，并产生了超过10万美元的收入。

记者和新闻媒体机构｜记者和新闻媒体机构应该调整他们的竞争心态。他们的热情和驱动力虽然令人赞叹并且是有必要的，但合作也是如此。事实上，与商业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让我们有信心在 2019年4月初创办了《城市报》。

这家商业出版商纽约媒体（NYM）是《纽约》杂志的母公司，为《城市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其中包括计算机系统、图形设计和数字发行。纽约媒体将《城市报》视为其国内视角方面一个自然的、本地化的补充，而《城市报》则看到了纽约媒体获奖的数字技术和设计专长，希望以此作为跳板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纽约媒体其实对国内的新闻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尤其是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的地方新闻业以及数字媒体方面，这些投资都取得了成功。同时，纽约媒体也看到了地方新闻业的衰落对这个行业和它们自己的读者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此迫切希望扭转局势。“当看到一家受到数字广告业务打压的非营利报纸需要支持时，我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纽约媒体的主编戴维·哈斯克尔说道，“帕姆·沃瑟斯坦（Pam Wasserstein， 纽约媒体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当·莫斯（Adam Moss， 纽约媒体前总编辑）和我都认为能够提供帮助是一种荣幸。我们知道这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也将是一份礼物，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合作伙伴的报道。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展示两家机构合作打造的新闻。”

杰夫·贾维斯（纽约城市大学克雷格·纽马克新闻研究生院的教授）建议在这个预算紧张的时代，新闻编辑部应该做它们最擅长的事，并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城市报》听取了这一宝贵建议，并正在寻找更多的能够使其发挥出自己优势的合作伙伴。《皇后区信使报》（Queens Courier）、《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Eagle）、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纽约频道（NBC New York）等商业媒体，以及 WNET 电台的《都市焦点》（Metro Focus）栏目、纽约广播公共电台等非营利媒体都转载了《城市报》的文章，并且从几十个非营利和营利性的社区新闻网站都可以链接到这些文章。同时，《城市报》也转载了其他媒体机构的报道，例如马歇尔企划（The Marshall Project）发布的刑事司法报道，以及 Chalkbeat 关于教育方面的报道。

《城市报》的记者们也是纽约公共广播电台的常客，这家公共广播电台还与《城市报》联合主办了皇后区地区检察官的候选人辩论。由于地方新闻业的巨大开销和广告收入的损失，没有一家出版商能独自运营，因为在纽约这样规模庞大的多元化城市中，需要不同的新闻媒体机构，不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的，进行联合报道才能建立一个良性的新闻生态系统，这些新闻媒体包括《西区日报》（WestSide Rag）、《布鲁克林人》（Bklyner）和《诺伍德新闻》（Norwood News）这样的超出本地范围的网站，也包括各行政区的运营机构和全市范围的站点。

全美各地正在建立起许多其他振奋人心的新闻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既代表了他们自己的社区，又利用了新闻业的资产。其中包括科罗拉多媒体项目（Colorado Media Project）、解救费城（Resolve Philadelphia）、得克萨斯州政府购买记录（Texas Public Records Purchase）、底特律新闻合作项目（Detroit Journalism Cooperative）。这些合作都利用了地方新闻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和创造力，从而最大限度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新闻机构不能只关注行业内的合作伙伴，还要着眼于其所服务的社区。《城市报》最近启动了开放编辑部（Open Newsroom）项目，与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Brooklyn Public Library）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是一家可信赖的社区机构，其使命是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的信息，这正与《城市报》的使命相吻合。开放编辑部项目每年在6个图书馆分馆中举办4次社区会议，旨在更好地理解信息如何深入一个社区，并探索如何使新闻像图书馆分馆一样，成为一个信息来源，反映它所服务的社区的消息。

2020年夏天，项目在3家分馆中召开了6次会议，吸引了数百人前来分享自己获取新闻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新闻对他们的意义。

政府｜政府可以在不违背新闻独立性和自由的情况下支持地方新闻工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简称 CPB）。CPB 的成立源于1967年国会颁布的一项法案，据此，CPB 使用联邦资金资助了1500多家地方公共广播公司和电视台。但是最近的政府行动凸现了新的可能。例如2019年，新泽西州承诺将从出售2个公共电视台许可证获得的资金中拿出数百万美元，建立一个名为新泽西公民信息联盟（New Jersey Civic Information Consortium）的非营利新闻机构孵化器。新泽西立法机构和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最初同意拨款500万美元，但由于预算问题，最后只提供了200万美元。

2019年5月，纽约市长白思豪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纽约市中的所有机构应确保在2020财年年底，以及之后的每一财年中，将至少 50% 的年度数字和纸质出版物的广告支出投入到社区和少数族裔的媒体中”。媒体广告的年度预算在10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购买（ad buys）投入到当地社区，以及少数族裔媒体中，这不仅能够定位最能从广告中受益的社区，还能帮助社区建立起可持续的新闻运营机制—前提是资金的分配公平可靠。

2020年7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盖伊·罗尼克（Guy Rolnik）领导的学术专家委员会发布了白皮书，提出了另一个新颖的想法。白皮书中建议为合法的新闻机构提供公共资金，方法是允许美国国税局（IRS）通过所得税返还捐助的方式（income tax checkoff），让纳税人向自己喜欢的新闻机构捐赠50美元，并对当地新闻给予可能的优惠待遇。尽管这项倡议会使联邦政府每年多支出130亿美元，类似的以税收为资金来源进行捐助的方式也曾被用于竞选捐款。但其中的机制是十分清晰的，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愿意尝试。

数字平台｜我们应当注意到数字媒体公司以牺牲新闻机构为代价牟取暴利的情况。我建议将《社区再投资法》（CRA）作为一个范例。1977年，国会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当时，全美的城市社区遭遇了大规模撤资，以及银行拒绝放贷的问题。该法案是对这些问题的必要回应。由于上述社区的市场失灵，《社区再投资法》要求银行接受社区的存款再用这笔钱投资这些社区。《社区再投资法》的投资在帮助重建“经济空壳”社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也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好看一些。

今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数字平台掠夺了当地新闻机构的广告收入，导致这些机构在社区中大规模撤资。新闻媒体联盟（News Media Alliance）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谷歌通过“谷歌搜索”和“谷歌新闻”上的新闻内容获得了约47亿美元的收入。此外，尼曼实验室（Nieman Lab）的一篇文章指出，脸书“为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提供了信息，其中50%的用户希望阅读到更多的本地新闻”。谷歌和脸书并不生产地方新闻内容，却通过数字广告收入，以及用户免费分享他人撰写的内容，获得巨额利润。而为地方新闻业服务的《社区再投资法》能够将数字平台利润的一部分，转移到对地方新闻机构的投资中。

美国出色的非营利组织依赖来自公共、私人、慈善组织的共同资助。我们需要更加创新性地使用公共资助，为地方新闻业吸引各种各样的投资。收入多样化对新闻机构保持独立性有很大帮助，收入来源越丰富，机构对任意单一资源的依赖程度就越低，甚至包括公共资源。

《城市报》仍处在萌芽阶段，但未来可期。它的记者在前三个月里报道了大量地方重大新闻。例如，他们揭发了纽约蓬勃发展的建筑业内，至少有12名建筑工人在施工中丧生，但只有一例死亡事故上报给了市政部门。让问题变得更糟糕的是，纽约市和联邦安全官员统计得出的死亡人数不同。《城市报》的记者还对一项新的渡轮服务的招标过程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市审计署和市议会的注意。同时，记者们锲而不舍地追查市长筹集资金中的利益冲突；他们的报道还让富尔顿街道和阿德尔菲街道路口换上了新的信号灯。

他们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由于蕾琳·波兰科的死，纽约惩治局（NYC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清空了赖克斯岛监狱的女性单独监禁区，但不久之后，该部门悄悄重新开放了该区，对8名女性囚犯进行惩罚性的单独监禁。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城市报》报道了该区域的重新开放。

虽然工作卓有成效，但《城市报》的长期成功却远不能得到保证。因此，通过分享一些我们所了解到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对全美其他社区中正在冒同样风险，或正在考虑这样做的人给予鼓励。我们需要你们参与进来。截至目前，非营利新闻机构的记者和新闻报道的数量都远没有恢复到报业衰落前的水平。但是希望之光仍然存在。

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向当地新闻事业投入的3亿美元已经催生出了新的创举，比如“美国新闻计划”（一个面向当地新闻业的非营利性公益创投项目）和“美国报道”（该项目将青年人才安置在当地的新闻部门）。奈特基金会和民主基金（Democracy Fund）也在支持一些组织，其中包括新闻收入中心（News Revenue Hub）、非营利新闻研究所（Institute for Nonprofit News）和新闻竞赛（NewsMatch）。这些组织正在帮助地方非营利新闻机构建立一个更加良性的生态系统。

每个社区都值得新闻机构关注。简·雅各布斯所称的“优质城市生活的第一支柱”仍然是正确的，即人们必须为彼此承担一点责任。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更多人关注城市街道上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