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三）| 温铁军：疫情之下回看农民救中国与货币去依附（视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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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教授2月17日以来在今日头条的三次直播，归纳、解读和分析了当前疫情扩散条件下，上个世纪中国发生政权更迭以来加入全球化过程所遭遇的系列危机现象、化解危机的经验以及全球化危机趋势。三场“倒叙”式的讲座及时地提醒我们，“全球化本身的内涵是全球化产业的布局形成全球产业链。随着疫情的蔓延，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如果中国疫情导致停工停产，那就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受到重大的阻断，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从17日以来这么短的时间看，这已经变成现实。不仅中国，世界上很多地方也出现类似疫情，有些地方因为缺乏有效的防控手段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产业链的被阻断甚至破碎，恐怕也很难避免。随之爆发的一定是金融危机。”
此次温老师主讲的直播讲座活动将于3月9日（下周一）加播第四场，我们将持续为读者发布后续的相关讲座信息。
温铁军老师：疫情之下回看 农民救中国与货币去依附
文字实录
共仁公益基金会授权整理
民国现代化的努力及其失败
新中国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危机得从1920年说起。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从20年代到30年代，北伐节节胜利打到长江沿岸的时候正好是1927年前后。当时蒋介石政权全面反共完成了名义上的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快进入了从清末以来一直在求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所以20年代到30年代时在当时被认为是黄金10年，这应该是民国史上一个客观的过程。
那个年代平均年增长速度接近9，比现在低不了多少。最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增长速度大约在9.6左右，比民国时期高，但增长速度差不多。只要是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出现资本集中，另外一方面也会风险集中，这很大程度上受资本运动规律的影响。
所以说民国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同时积累着风险，爆发时间取决于民国当年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实际上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已经开放了，西方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融入无人之地了。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进行反抗、批判等，批判的声音、能力相对比较弱。
而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1840年鸦片战争的本源是用鸦片贸易改变英国的贸易逆差。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贸易顺差，是世界贸易顺差第一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尽管那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开始了重商主义的以殖民化带动的全球化，但对中国他们仍然是长期的贸易逆差。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上层精英鸦片化。但消费量毕竟不够。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中国内陆地区全部都允许鸦片经商，于是乎下层社会贩夫走卒都开始吸食鸦片，包括军队，有些地方军队被称为双枪兵，一根步枪一根烟枪。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下层也鸦片化了。尤其是当西南西北这些地区的鸦片带形成时，有限的耕地转变为罂粟种植，生产鸦片，这些地方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一带也是社会动荡最严峻的地方，比如太平天国战争，为什么从西南兴起？很大程度上是这个阶段上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
鸦片贸易的结果使中国从1860年到1870年前后开始进入严重的贸易逆差，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财政赤字叠加，最终导致清末政府无论怎样改制都是债务缠身，最终走向破产。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压垮病入膏肓的最后一根稻草。进入民国这个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1民国快速现代化的内部风险
民国工业化时，西方输入到中国的产品已经逐渐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民国的工商业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形成。比如当时的很多产品都加个洋字，洋钉洋布洋火洋面。因为当时中国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足，需要大量进口一般消费品。这种情况又恰恰形成一个市场空间。
只要发展民族工业，在本地至少可以节约很多运输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民国经济的兴起发展从一般的民生工业如面粉、火柴、纺织等一般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是很快的过程。但是任何工业化都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必须进行资本积累。但是资本积累从哪来？
过去的这些所谓工商业经营者原来是地主，这些在村地主跟村里多多少少还得维持关系，比如灾年减租、困难救济、大灾开仓放赈，赶上丰年时，地主还会存粮食到义仓，以备灾年救命。那个年代相对来讲，村庄内部关系还不是那么冲突。但是一旦地主在外，迅速就出现很大的改变，当把钱用在城里边的买卖，生产粮油、纺纱织布时，就要求现金流。
过去是下打租，秋后算账，分成根据实际收成定，可以商议，有秋后租、分成租还有实物租。比如1万斤稻子的产量，给东家交几千斤，自己留几千斤。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地主承担的是规模的集中农业剩余向城市流通的主体职能。客观看他们有一定的功能，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一个剥削者。因为集中的地租是农民交的，没有交易费用。这意味着租值是集中的，帮助城市工业形成积累的交易是相对比较平滑的。但当地主自己从事工商业用现金的时候，就改成上打租，也就是种地之前先交租。这时候就发生非常严重的高利贷。所以一旦金融介入，其剥夺率高于地租很多倍。又因为农村开始使用各种工业品，工商业资本也开始下乡了。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农村因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纷纷下乡而出现了小农的破产和乡村社会的衰败。地主的所谓“上打租”是向农民收取货币租，不再是实物租。从实物交易变成货币交易。租佃机制的改变导致了很严重的农村衰败局面。
30年代开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加入农民革命？农民分地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农民希望分浮财，这一直在整个农民革命过程是延续着的。二三十年代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动荡也在加剧。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多向军事开支倾斜，加上每一个地方势力背后都有国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支持，所以真正完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困难的。二战后因为美国一家独大，援助蒋介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弱化到可以忽略不计，才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军令、政令和财令体系。
民国二三十年代尽管是黄金增长期，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本身派生的内在机制性的改变导致了农村衰败、小农破产，农村的革命开始形成，这是内部的问题。
2民国快速工业化的外部挑战
但这与全球化危机有很大的一致性。20年代末期，西方世界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民国还在高增长的时期，所以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发生经济危机。西方29-33大危机在生产过剩的直接影响之下，开始出现代价向外转移的情况。每次全球化其实都是向外转嫁成本。
29-33大危机指“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Capitalistic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 1929～1933 ），又称“世界经济大危机”或“30年代大危机”（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是指1929—1933年间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打击最为沉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危机首先在实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爆发，然后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国纽约股市的大暴跌，成为此次大危机的导火线。
——百度文库
民国早期以白银作为货币，曾经跟5个主要的产银国包括墨西哥签订过白银协定，他们向中国提供相对稳定数量的平价白银。当发生西方经济危机后，美国的产银洲认为银价不合理，通过了白银法案，开始调高白银价格。中国当时将白银作为货币，不能轻易调整价格。调整白银价格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发生。于是开始有人走私白银，出口白银，导致中国受不住外部输入的银价波动的影响。1935年中国进行货币改革，放弃以白银作为货币，改行法币。因为这个国家有政权，用纸币来替代白银。从这个现象上看，中国进入工业化就开始纳入全球贸易，自身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国外经济危机的影响。直接的影响首先是白银危机。
同时期日本比我们早开始工业化，较早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西方大危机爆发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比对中国要大得多。日本在西方2933大危机受到重大冲击的情况下，要么破产，要么转变成军事扩张。对于日本来说的生存选择就是军事扩张。第二次大战就是西方2933大危机作为一个引子所造成的，直接引发的战争就是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到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在自身的工商业发展中，首当其冲受到的是白银冲击，接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冲击，客观上还有中国自身内部农村革命的矛盾。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民国进入了危机的阶段。全面抗战之前，民国的经济仍然维持一定的增长率，通货膨胀还没严重。但从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转向抗日战争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通货膨胀开始，因为需要增发货币购买军备。开始时美国是置身事外的，而战争正是美国出售军火的好时机，当时日本一半左右的军事装备是从美国来的。当时的教育家陶行知是留美的学生，他说：“射向中国的枪炮子弹47%~48%是美国提供的，我不能在这个屠杀我的人民的国家呆下去了，我必须回国。”因为爱国情怀，所以愤而回国。其实对美国来说开足马力生产军火能使生产过剩的危机得到彻底缓解，是一个经济复苏的机会。所以从经济来说，它是个客观的过程。
因为战争导致中国财政严重亏损，甚至财政赤字。37年抗日战争打响后通货膨胀一路飞跑。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后，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援助，通胀还算稳得住。46年国内战争打响了，没有任何国外援助。这就导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更为严重，大量增发货币，到“上海人要用黄鱼车拉一车钞票去买一袋面粉”的严重地步。我以前在人民大学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用过一个图——新疆面值60亿元纸币，当民国政府1948年改行金元券时，60亿换1万金元券。
这是非常重大的通货膨胀，恶性到一定程度。越是通胀，经济越没法运行。任何实体经济都不可能在高度通货膨胀条件下生存。只要是严重的宏观经济波动，无论是恶性通胀还是恶性通缩，实体经济和产业都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迫不得已请了美国专家进行非常精密的顶层深改设计，从美国借款4800万美元，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为基础，以美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发行金元券，取缔国内所有的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市场，降低恶性通胀。这个设计的逻辑是合理的，但根本没法操作，顶层设计4个月后彻底失败，通货膨胀犹如脱缰的野马。
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民国政府包括民国的军队垮台是因为财政和金融垮了。军队没有军饷，无法打仗。所以民国是亡于所谓的现代经济。因为改型现代货币制度、现代财政制度以及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最终演化成惨痛的教训。
从这个角度来看，194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第一次危机其实是民国追求现代化败亡而延续下来的。新政权靠农民革命胜利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去现代化。1946年开始的土地革命农民获得土地。淮海战役时陈毅元帅一句著名的话：“淮海战役是农民用推小车推出来的。”因为土地革命不需要给农民支付货币或者黄金白银，没有所谓的财政赤字。胜利后都是用实物支付，在民国大危机条件下，粮食最有效。粮食可以简化为小米，因为小米是最方便的计量工具。那时解放区的干部都是供给制，以小米作为衡量标准，替代货币。一直到建国以后。这是土地革命派生的一个中国的经济现象。民国败于现代财政、金融支付不了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而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胜利，恰恰是去城市化、去现代化的一套特殊经济机制。它保证了农民革命起家的解放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1947年中共七大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进入东北接收关东军留下的设备。获得苏联的认可和战略援助是进入的条件。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接手东北的三大城市——黑龙江、吉林、辽宁的首府，进入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南下沿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一系列的大城市解放之后，陡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跟民国政府承担严重的财政负担是一样的。从民国延续到新政权，尽管革命胜利了，但接手的是民国留下的原有结构的摊子。为了能够形成稳定的局面，新政权全面接收了民国政权留下的城市体系，财政支付其原来的政府体系、警察体系、学校体系和医疗体系。这时还没有全部解放，一方面军费增加开支，另一方面增加城市负担。
49年建国之后第一大问题就是财政赤字高达70%-80%，与民国财政赤字差不多。这时形成国家统一的人民币，为弥补财政赤字依旧的做法仍然是大规模增发货币。但当时财经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人们坚持逆周期。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还是需要增发。毫无疑问造成通货膨胀，实体经济不景气，这是客观规律。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是怎么调整的？其实还是“亿万农民救中国”。因为土改给农民分地，农民成为小生产者。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农民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攒钱买地，对于他们生产力的外延扩张就是拿地。因此88%的农民成为人民币最大的吸纳者。农民吸纳了人民币以后并不马上花，而是把钱存到银行。这就主动让银行回笼货币，钞票循环起来。因此宏观经济的压力大幅度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大量生产的都是最值钱的粮食、棉花等农产品。
城市的实体经济在高通量压力下不能生存，实体经济的资本家只能把钱投入投机领域。于是解放胜利后不久大城市就遭遇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潮，“两白一黑”经济战打响，两白指白的粮食和木，一黑指煤炭，这些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农民缴纳的棉花、粮食等农产品可以平抑城市物价。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国营商业。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同时构建新的财产关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留下的所有财富、民国政府所有形成的资产都全部收为国有。海外援助包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迅速变成很大的力量。
国家资本和军队是紧密结合的，于是所有的农产品调运有保证。当时的工资、社会开支等还是供给制，当时叫做三折十。粮食等农产品除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之外，还扮演了储备的作用，扮演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它是中国在建国之初就完全离开西方模式所谓的现代化经济而变成了完全自主的一种经济类型。比如依托土地革命战争所形成的权威集中打击当时的投机。三次城市中的经济带以投机商完败、国家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完胜作为一个结果，前后大概半年时间，通货膨胀就被压下来了。搞投机的人血本无归，导致原来搞民族资本主义的心理主义的市场经济主体萎缩了，迅速进入通缩。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年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自身的经验实际证明是走不下去，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政府开始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拉动民族工商业，拉动个体的经济发展。这个拉的过程也很困难。当然农村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农民的余钱剩米也开始可以买点工业品，实际上工业品也开始下乡，经济有所复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比如贪污腐败等现象，因为在经济严重波动的条件下，很难短期内按照正常的企业方式经营。这些现象最终导致这个阶段的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同期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1950年6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
战争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由于朝鲜战争带动了苏联必须向中国大量援助军事装备生产线，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开始形成。苏联的援助是国家援助，债务由国家主要是中央有关部门来承担。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苏联调动了大量的装备，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中国开始有了156个苏联援助的大项目计划，同时配套600多个国内项目，由此中国进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呱呱坠地之际，就充满着一场大危机。通过农民革命形成新政权，打掉所有旧势力在中国所形成的财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资本体系，并且由国营商业来完成对当时严重恶性通胀的平抑职能，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从52、53年开始推进互助合作到社会主义过渡期，再到私人工商业改造等一系列的演变和克服危机的一系列措施，派生出了后续的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后续的制度变迁是最初面对经济大危机的复杂局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而演化成了某些制度，这些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完全根据意识形态产生的，而是根据客观的经济发展过程演变出来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对后续的制度变迁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2月17日的直播中，我们说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全球化危机。全球化本身的内涵是全球化产业布局变成全球产业链。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如果中国疫情蔓延导致停工停产，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受到重大阻断，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从这么短的时间来看，第一次直播的判断已经变成现实。不仅中国，世界上很多地方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疫情，并且有些地方因为缺乏有效的防控手段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产业链的被阻断甚至破碎，恐怕也很难避免，随之爆发的一定是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在金融过剩条件下推进的，这几年不仅全球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更为严峻。最然说股市是依据实体经济的效益情况形成股市波动，但自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实质上金融资本早就不再依靠实体经济的变化来决定股市的波动，它已经是一种异化于实体经济而独立的资本力量。这个过程尤其表现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美国却迎来了连续10年的股市增长。疫情之后的全球化产业链中断，全球化危机爆发已经导致美国股市增发了几万亿美元，增长的点数也跌回到08年09年的点数。可见当很多人还有点乐观情绪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提醒应该是比较及时的。
从国内的情况看，也希望各位注意，因为过去产业资本追求相对比较低的要素形成产业布局。当物流交通产业链开始发生断裂的时候，势必发生原材物料的价格上升，或者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乎很可能是一段时期以来，因大量货币增发而形成一定程度的通缩。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需求下降，各种各样的产品价格上不去，这也是一种危机现象。目前正在从突破紧缩进入通货膨胀，客观上导致实体经济，特别是从事实体生产的部门遭遇到通货膨胀所形成的成本压力。成本上推会非常严重，已经受到物流阻断的产业链断裂等影响的实体经济，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局面会更困难，某种程度上会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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